壓抑是人生常態，人在生活中不可能不感到壓抑，也不可能總是處于一種釋放與張揚、激勵與奮發的狀態。問題是作為一種制約和壓迫，它會引起怎樣的效果。有壓抑就一定會有轉化，怎樣轉化、朝哪個方向，即發生了生命的差異。不同的方式決定了不同的人生，產生出迥然不同的創造和發現，更有不可思議的建設力。只要生命力足夠強大，就不會在壓抑下萎縮、委靡以至于變得一籌莫展。如果一個生命孱弱而畸形，那么除了萎縮一途，也就談不上煥發創造的張力。某些學說主張用“無為”去應對一切，這有可能是一種極端的消極。王維在壓抑中便采取無為的方式，好在認真而誠實：認定無為的必要性及其價值。這種處世之方和認識，最終需要佛道相助才能完成。

無為作為人生的一種應對方法，是經常發生的。因為一個人反抗的角度可以錯位和轉移，當它與現實脅迫的銳角不發生針鋒相對時，也可能被視為一種無為。有時候這種隱性抗拒反而具有另一種強力，它雖然不完全表現為激烈和憤怒，也未必煥發出表面的激情，看上去并沒有呼叫與怒號。比如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李賀、杜牧、李商隱、蘇軾、陸游、辛棄疾等詩人，他們的表達就是各種各樣的，并非總是在壓抑中時時表達怒憤，不一定直接對立與反抗，而是發生了許多難言的、不盡相同的轉化。這種轉化可以移情他處，比如對大自然、愛情、親情、友誼等種種抒發，這些抒發或渾厚深邃，或表現出迷人的柔情。這一切來自哪里？有時就來自壓抑，沒有壓抑，就沒有這些轉化。此時生命的揮發富有張力，而且難以遏制，極具感染力。生命沖動原來可以表現在許多方面，激情可以轉移，在轉移中發生多種變異。強大的生命力只要存在，這種力量就可以隨時移作他用，并照樣有力。

王維雖有轉化，更多的卻是銷蝕這生命力，讓其鋒芒磨失，漸漸消解，變得無力，然后真的松弛下來。激情在壓抑中一點點消磨、發散，最后化實為無，也就真正無為了。這就喪失了那種避開鋒銳而加以轉化的能量，即轉移的生命張力。虛假之“無為”，在王維這里只是時而出現，但畢竟太少了，他是真的“無為”：“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終南別業》）“終年無客長閉關，終日無心長自閑。”（《答張五弟》）他一生最大的作品不是詩文，不是展現生命沖決和沖突的文辭；如果說有，也只是那些青少年時期表達儒家情懷的慣性文字、那些與青春朝氣諧為一體的文字，而這樣的文字在生命的其他時段是不多見的。

陶淵明四十多歲退居田園，晚年食不果腹，家徒四壁，灶無炊煙，穿著破棉襖在呼嘯的寒風之中，還曾經寫過“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雜詩十二首·四》）在大自然的安撫之中，在對激烈現實的觀望之中，將王維和陶淵明相互比較，同樣可以看到兩者的差異。陶淵明之壓抑在詩文中展現得十分明顯，他的表述自然而直接，并沒有隱藏起自己的抱怨、不平和憤懣。“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發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在己何怨天，離憂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鐘期信為賢。”（《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陶淵明與王維都經歷了早年喪偶，陶淵明在物質與其他方面所受摧折遠大于王維。王維的一生整體來講還是富貴優游的，沒有經歷物質方面的困頓，所以陶之壓抑轉化的結果，就比王維強烈得多。談文學藝術成就，原理復雜，不可一言以蔽之，但最終還是要看生命所凸顯的力量與趣味，這二者需要同時，或起碼有一項是鮮明和強烈的。“力”指進擊力、反抗力，是深度和強度，如同測試地震所用的“烈度”；“趣”是指獨異鮮活的個性，即它的豐富性和誘惑力。

王維自然不可以談“力”，因為其性本軟弱，愈到老年愈是如此；但是在其極淡泊的方向上，就可以談“趣”。王維之淡然、超然，即“趣”之所在；但是僅有此“趣”或許不夠，還需要更豐富，這是由精神特質所決定的。

在壓抑中、在極復雜的生命轉化中理解王維，是王維詩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命題，也是一個棘手的命題。我們需要分階段來看取王維，并防止陷入歧途：夸大消極本身的美學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