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化，在許多老師的推動下，獲得了很大發展。簡要地說，當代文學的學科化努力，使得我們的研究，開始擺脫以往那種過于率性、過于隨意、過于表面的言談，而變得更加嚴謹、更加理性，謹慎地處理各種材料，并向精細化的方向發展。同時，在研究的過程中，種種學科性問題也逐漸形成，并進入研究的過程之中。學科化的發展，有賴于學科性問題的提出并形成，因此，學科性問題永遠都是重要的。這些學科性問題不僅使得學科化成為可能，同時也開辟了不同的學術研究領域，所謂的精細化，往往和這些學科性問題密切相關。同時，它也使學術研究因為精細而要求學科內部的分工與合作。這些年，當代文學學科化最重要的成果，可能就是當代文學史料學的崛起。經過眾多學者的努力，許多史料陸續被發掘。所謂當代文學的陌生化，正是依賴這些被重新發現的史料，才有可能逐漸形成。而在這一陌生化的過程中，改變，有些甚至顛覆了我們對當代文學許多既有的印象。同時，經過這一學科化的努力，也開始初步形成我們自己的知識論和方法論，所謂有理有據，正在成為一種共同的言說風格。當然，這一學科化的努力，也使得學術開始成為一種職業，我想，這也沒有什么特別地不妥。一種良好的職業習慣可以改變我們的浮夸之氣，學術研究有時候是需要一種“工匠”精神的。因此，離開學科化，有時候，所謂“問題性學術”反而會流于空疏。

當然，反過來也一樣，離開問題性學術的介入，學科化，尤其是過度的學科化，也會帶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主要包括：當分工越來越細致，某種整體性的視野可能也會逐漸喪失；職業習慣的養成，依賴于某種“工匠”精神，但是，對技術的過度推崇，則往往意味著技術背后的動力的喪失。學科化，一方面是精耕細作的學術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則是更多的人力投入，因此它往往會造成學科的“內卷化”傾向。學科的內卷化，形成的結果，是疊床架屋，而不是學科的創新，扼殺的，是思想的創造力，以及探索的沖動。因為學科化，而會形成許多成規，這些成規，包括方法，極端者，則會形成所謂的“家法”。許多學者，以挑戰學科的成規開始自己的學術生涯，可是當他們逐漸被學界所承認，并成為自己所在學科的“立法者”的時候，他們也開始制定所謂的學科成規。我不知道，這是好事，還是壞事。我知道的是，這幾乎是一種必然趨勢，一種學科化的必然趨勢。因此，學科化的極端發展，所導致的，大致就是一種文勝于質的趨勢，是幾近呆板的學科秩序。

而更令人憂慮的是，在當下的學術體制內，學科化很容易被體制所吸納，并進一步被異化。這時候，學術不僅僅是職業，更會成為一門“生意”，學者成為商人，追求豐厚的利潤回報。又有誰能始終抵擋這一豐厚的利潤回報呢？

我們可以看到，當一個學科過于成熟，過于學科化之后，一定是逐漸衰弱，當蓬勃的創造性逐漸退去，留下的，有可能是滿地的平庸。我想，我們誰都不愿意看到這樣的學科化。

因此，在我們強調學科化的同時，可能還要強調并尋找一種反學科的動力；在我們強調學科性問題的同時，可能還要繼續引入問題性學術的視野，而這一視野，曾經是我們，也即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特點。

文學乃是一種追尋并呈現真理的藝術，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研究實際上很難被所謂學科化完全馴服，中國當代文學尤其如此。當然，什么是真理，很難說清，言人人殊，但正是關于何謂真理的辯論，恰恰構成了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們用力之處，可能就在于，在什么時候，什么樣的言說被認為是真理，而在什么時候，什么樣的真理又遭遇到了挑戰甚至顛覆。對真理的永無止境的質疑和追尋，才是我們工作的真正意義。

當代文學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和歷史，和社會，和我們的存在，宿命般地糾纏在一起。因此，當代文學不可能完全從屬于僵化的大學體制，這是它的特點。它一直在發展，文本始終處于一種相對不穩定的狀態，并由此被不斷激活，意義被源源不絕地生產出來。實際上，我并不是特別同意匆忙地給中國當代文學劃定下限。這對學科也未必見得有利。讓當代文學始終對我們存在的當下語境開放，讓新的思想和藝術經驗不斷地涌入，又有什么不好呢？

當代文學是一門活著的藝術，這就是我們學科的根本特點，我們需要的，是尊重這一特點，而不是匆忙地把它變成一門死的學問。當我說，中國當代文學是一種活著的藝術的時候，那是因為，“當代”一直活著。

因為“當代”一直活著，我們就不可能脫離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脫離我們始終鮮活的經驗和感性，更無法脫離纏繞著我們的各種問題。如何面對并解釋這些問題，才構成我們工作的目的。否則，我們為什么要研究當代文學？而在這些眾多的問題之中，我們始終追問的，是我們的“當代”，我們的共和國，從哪里來，又可能到哪里去？所謂古今中西之變，正是構成“當代”，構成這七十年的全部發展。而當代的特點，也恰恰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我們要處理的，不僅是中國革命成功的經驗，更需要謹慎處理的，是挫折。這些挫折，有些來自外部，有些則根植于它自身。

在這一意義上，反學科的驅動，恰恰是為了學科更好地發展。文學研究，在其根本的意義上，仍是怎樣面對文學文本，史料文獻的征集，說到底，也是為了更好地打開文本，而不是本末倒置。因此，當我們強調學科向外部開放，向問題性學術開放，實際上，也正是努力讓文本處于一種永遠開放的狀態，而文本的開放，才可能引申出無數值得討論的話題。坦率說，由于大學的出現，經典的含義已經不再僅僅是“百讀不厭”，更有可能的，或許是“百說不厭”了。解讀的重要性，在今天已經成為文學研究的題中之義。

當我們引入問題性學術的視野，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如何更深刻地解讀文本，不僅解讀它寫出來的，還要解讀它沒有說出來的，但隱藏在文本深處的部分。比如說，當我們思考這個時代，也即我們生活著的“當代”的時候，我們有時候會想，這個時代最重要的邏輯究竟是什么呢？也許，就是所謂的階層流動了，嚴格來說，這個流動，指的是向上的階層流動，而不是相反。這一流動，激發出野心和欲望，也引發焦慮和沮喪。延著這樣的問題思路，當我們重新回到20世紀80年代，有些問題就可以重新討論。比如，四十年來，我們已經習慣于把80年代和“五四”相提并論。可是，我們有沒有想過它們之間的差異性呢？“五四”推動的中國知識階層的向下走，為什么并沒有在80年代重新出現，相反，所謂個人，所謂個體優先，實際上卻在悄悄地階層化。一些階層通過“個人”這個概念，表達強烈的利益訴求，而另一些階層的聲音，卻在文本中消失。個中緣由，難道不值得我們思考？這并不是說，文學導致了社會的實際發展，文學沒有這樣大的力量，但是，文學參與塑造了一個時代的情感結構乃至觀念形態，也是不爭的事實。這一事實往往在于，我們對許多事情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

因此，問題性學術的引進，打破的，可能是我們的思維慣性，乃至學術惰性，所要重新建構的，是新的學術范式。

但是，這一問題，不應該是簡單的移植，所有的具體的問題，都隱藏在文本之中，是在文本內部生長出來的。文學的特性，就在于它以一種感性的范式呈現真理，這就使它的形態斑斕駁雜。我們的態度只能是實事求是，而不是觀念先行，人云亦云。這四十年，學界已經形成諸多新的學術常識，而這些新常識，很多是我們親身參與建構的。質疑并打破這些新常識，可能是我們今后重要的工作之一。理論引導我們進入文本，但文本呈現的問題，卻可能挑戰我們既有的理論，只有實事求是地應對這一挑戰，才可能創造一種新的理論。如此循環，反復不已。

而我們的方法論，也只有在這種問題性學術的關照中，才可能不斷地被破壞，又不斷地被重新建構。這樣才可能使我們的學科永遠朝氣蓬勃。比如說，當我們已經習慣于從社會史的角度去討論文本，那么如果我們進入80年代，這一方法是否依然可行？因為恰恰是這一時代的文學開始呈現挑戰社會史的姿態，隱藏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呈現出來的問題又是什么，意義究竟在哪里，我們支持或者反對的又是什么？在這樣一種問題的纏繞和糾葛中，才可能調整或重新創造我們的研究方法。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挑戰和反對的，永遠都是我們自己。

我們應該打開兩扇門，一扇門通向學科內部，學科性問題永遠都是重要的；而另一扇門，通向學科外部的世界，我們要把那一束光，引進我們的學科。因此，學科化和反學科，并不矛盾，所謂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它統一在我們對真理的追尋之中。在這方面，洪子誠老師起到了典范作用。

對我們來說，學術不僅是一種職業，更是一種志業。尤其對我這一代人來說，所謂學術，不過是追尋真理的一種方式而已。我們的寫作服膺于一個更高的目的，那就是對真理的追尋。我們永遠都在追尋真理的路上，一生跋涉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