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早晨，夜雨初歇。胭脂河籠著淡淡的煙靄，除了河心石激起小小幾朵浪花，河聲實在是靜逸得很。

我在夜燈下翻開倉夷的那篇小文《冬學》，文中的那個村莊應該就在河上游的不遠處。當我跟隨文中那群剛剛識字的老鄉一起讀到“中國人，愛中國”六個字的時候，“倉夷”這個名字，忽而變得那么鮮明而有力量。

“要抗日到哪里去報到？”

倉夷，本名鄭貽進，祖籍福建福清，出生于馬來西亞，成長在新加坡。當他決定告別父母親人歸國抗戰的那一刻，內心深處一定也反復默念著“中國人，愛中國”。

那是1937年12月末。年輕的革命者趙洵、黃一然在武漢街頭遇到一名身穿短袖襯衫、短褲的青年。天氣已經很冷了，青年上衣口袋里插著一支派克筆，縮著身子在路邊徘徊。看到趙洵和黃一然，他猶豫地走過去，輕聲問：“要抗日到哪里去報到？”

這個眼神清澈的問路青年，就是倉夷。那一年，他只有十六歲，剛剛回到祖國。倉夷自我介紹，父親是個工人，支持他回國抗日，臨行時給了他一支筆和少許路費。他春天從新加坡出發，幾經周折，到此時盤纏差不多花完了。趙洵、黃一然盡己所能給倉夷提供了經濟上的幫助，并把他領到八路軍辦事處。

不久，倉夷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學學習。結業后，分配到位于陜西宜川秋林鎮的二戰區司令部，擔任《西線》雜志編輯。其間，他沿黃河防線采訪，了解到日寇在華北的種種罪行。年輕的倉夷為此憤慨不已。

1939年，倉夷在《西線》雜志發表沿黃河考察的長篇報告《華北的敵寇在掙扎》。也是在這一年，倉夷來到晉察冀邊區。

1940年5月14日，倉夷采寫的通訊《趙象銘事件真相》刊登在中國共產黨人創辦的《抗敵報》上。趙象銘原是一名地方官，潛入邊區后，利用國民黨的名義與公職身份，貪污菜油、私藏物資、大吃大喝，還試圖腐化邊區干部，叫人監視共產黨員。趙象銘的惡行，引起了邊區民眾的極大憤怒。對這一事件的采訪，給了倉夷內心不小的觸動。將趙象銘的所作所為和邊區共產黨人的言行兩相對照，這位一心忙于抗日宣傳的年輕人作出判斷：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1940年秋天，倉夷正式加入《抗敵報》。《抗敵報》是《晉察冀日報》的前身，被聶榮臻同志稱為“民族的號筒”。從此，倉夷成為“民族的號筒”最年輕的號手之一。

這年冬天，倉夷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手拿筆，一手拿槍

出自倉夷之手的《紀念連》，是一篇在邊區轟動一時的報告文學作品，長四萬余言。

1942年，日寇在冀中展開殘酷的“五一大掃蕩”。在反掃蕩作戰中，八路軍的一個連隊與日寇連續激戰，令敵人傷亡慘重?！都o念連》正是對這一模范戰例進行采訪后創作而成的，整個采訪用了二十多天?！都o念連》于1942年10月在《晉察冀日報》以連載形式刊發，引起很大反響，冀中軍民爭相傳閱。1943年4月，晉察冀邊區魯迅文藝獎金委員會授予其“文學獎”。

多年后，我隨石家莊尋訪抗戰地采風團到深澤縣，參觀了《紀念連》中所講述的宋家莊戰斗的舊址。昔日的戰場如今綠樹婆娑，農舍儼然。走進一處作為當年戰斗指揮部的老宅，墻上密密麻麻的槍眼和一張村里流傳下來的作戰地圖，讓在場者仿佛置身當年烽火連天的戰斗中。七十多年間，宋家莊的紅色基因賡續不斷，在村莊發展中，戰斗舊址和珍貴的“老物件”在一代又一代宋家莊人手中得到保護。

全國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晉察冀日報》的敵后出版愈發困難。在日寇的“封鎖”“蠶食”“掃蕩”中，倉夷與《晉察冀日報》所有的同志一樣，一手拿筆，一手拿槍，堅持采訪、寫作與出版。

部隊撥來槍支，報社的武裝梯隊在社領導組織下開展戰斗演習。倉夷在武裝梯隊里擔任一個班的班長，被分配了一支老式的單發槍，比較陳舊落后。倉夷卻很高興地領走了這支舊槍。他說：“我來背它。就算是燒火棍，也能敲死敵人?！?/p>

山地抗戰，異常艱苦。工作戰斗間隙，倉夷愛給大家講故事。南洋風情、武漢流浪、騎騾走黃河……年紀輕輕的倉夷，卻有著豐富的人生經歷。他用間雜福清、廣東口音的“太行山普通話”繪聲繪色講起各地的見聞，逗得同志們哈哈大笑，他樂觀的精神感染了每一個人。

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報道華北的抗日戰爭，揭露敵寇的侵略罪行，倉夷和他的戰友們經常穿越封鎖線，深入到最危險的地區。

制造“無人區”，是日寇在華北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為把廣大人民群眾和共產黨的部隊隔絕開來，將游擊隊困死在山林，敵人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古北口的長城沿線廣袤土地上，進行了滅絕人性的燒殺搶掠。倉夷寫于1944年春天的報告文學《無住地帶》，就是一部再現共產黨八路軍在“無人區”堅持斗爭的優秀作品。

倉夷的侄子、《晉察冀日報》歷史研究者鄭衛建給我講述過一個驚心動魄的細節：“那時候，記者外派都揣著兩顆手榴彈，一顆是給敵人準備的，另一顆是隨時準備與敵人同歸于盡。”在敵占區和游擊區，邊幣不能花。報社給發的盤纏，有時候就是一塊鹽巴。倉夷行走太行山區和華北平原，兜里裝著一塊鹽，身上藏著手榴彈，沒有絲毫困窘和膽怯。他那淳樸的笑臉、明亮的眼睛，總能令當地百姓心生信任。餓了、渴了，輕輕敲開老鄉的房門，一撮鹽巴換一頓吃食，不拘糠餅子、菜窩頭還是一把棗子、兩個柿子。

作為一名新聞戰士，倉夷的作品真實記錄了晉察冀邊區軍民在黨的領導下浴血奮戰的事跡，反映了邊區人民的生活和斗爭情況。僅1943年在阜平期間，他報道“地雷戰”的通訊就多達九篇。他采寫的《爆炸英雄李勇》發表后，邊區青年民兵掀起了向李勇學習的熱潮。

從1941年至1945年抗戰勝利，倉夷發表作品近百篇。作為一名出色的“戰地號手”，他不僅是為報紙“造子彈”“造炮彈”的人，也是為英勇的子弟兵和英雄的人民畫像立傳的人。

與“人物”戰斗在一處

夜的成熟的稻田在黑壓壓的人群的勞動下活躍起來了。像羊群在跑青，像蠶在吃桑葉，只聽見喳啦啦喳啦啦的割稻聲，緊張的腳步移動聲，沉重的撲七撲七的打稻聲，別的一切都是靜寂的。

這段緊張的夜半勞作的描寫，出自倉夷通訊作品《阜平城西灘的搶稻斗爭》。在反“掃蕩”斗爭中，搶秋是一件非常艱巨、危險的工作。1943年秋天，阜平縣區干部們動員城廂附近五個村莊的青壯年游擊小組，經過三整夜不間歇的勞動，在敵人眼皮底下搶收水稻二百二十畝。倉夷既是這場戰斗的報道者，也是一個勇敢的參與者。

為了把采訪完成好，從小在海外生活的倉夷，總是虛心向受訪者請教。哪怕是一句沒聽懂的方言、一個有些陌生的名詞，他也不肯放過，直至將自己變成太行山里的“生活通”。

采訪“地雷戰”時，倉夷主動參加了爆破班，認真學習。雷口、觸發箱、觸發管、保險針、子母雷，這些術語對倉夷這樣的新聞工作者來說并不好弄懂。但他不僅把術語記在心里，更學會了挖雷坑、埋地雷等技術。當我通覽《倉夷文集》，沉浸在作者描述的種種戰斗生活場景中，常常為那些感同身受的細節所深深折服，甚至以為他是我的河北同鄉。

倉夷是歸國抗日的華僑，更是晉察冀的兒子！

在報社，倉夷出名地愛結交朋友。為了采訪“爆炸英雄”李勇，倉夷與他吃住在一起，戰斗在一處。由于倉夷懂地雷，能麻利地配合李勇工作，第一次采訪就取得了李勇的信任，和他成為無話不談的同志和朋友。這種信任，使倉夷得以更近距離地觀察人物。

倉夷的優秀、勤奮和高產，給戰友們留下了很深印象。現年98歲高齡的陳英老人，是倉夷在《晉察冀日報》時的同事，她經?；貞浧甬斈陸鸲分修k報的歲月，講述倉夷等老戰友的故事。當年陳英和報社同事在平山縣滾龍溝辦公，每次倉夷外派采訪歸來，都要過來匯報工作。他總是那么陽光開朗，人還沒進院子，歡快的歌聲就先飛了進去。他又是那么刻苦努力，不管多冷多熱的天氣，倉夷都要寫稿讀書到半夜，第二天早上照樣精神十足地工作。陳英老人的女兒陳華，現在也成為《晉察冀日報》的研究者，和同事們一起致力于尋找報社烈士的犧牲地和烈士的親屬，將英雄們的故事講給更多人聽。

在倉夷的紀實作品中，《李雨》是十分優秀的一篇。

1945年7月抗戰勝利前夕，倉夷去平北采訪。為了通過永定河封鎖線，倉夷找到這一帶的游擊區干部李雨帶路，也由此親身感受到這里與邊區天壤之別的“特殊環境”。李雨十四歲參加革命，來到游擊區兩年，十二次歷險。他曾被六個帶槍的敵人搜捕堵截，相距只隔一道短墻，最終冒死逃脫。“生死一線”已成為這個年輕人的生活日常。在一次次出生入死的斗爭中，李雨變得更加成熟堅定，也在游擊區逐漸打開局面，獲得群眾擁護。

為了采訪，二十歲的李雨與二十四歲的倉夷，有了一次憑窗而坐的深談。年齡相仿、經歷相似的游擊區干部李雨，給倉夷的內心帶來巨大的情感波瀾?！独钣辍吠ㄆ楣澋辞?，但倉夷運筆從容、情感節制。在反復閱讀中，我仿佛從李雨身上看到另一個倉夷。也許，只有當采訪者和被采訪者的心靈相通時，才會有這樣的優秀作品誕生。

采訪李雨一年之后，就在倉夷犧牲的前一夜，他還主動找到組織匯報思想情況。他要匯報的是，到張家口之后收到新加坡女友的兩封信，一封是思念問好，另一封是要他回新加坡結婚。倉夷也回了兩封信，一封報平安，一封告訴她，自己是共產黨員，工作繁忙，現在不可能回新加坡。在人民解放事業和個人幸福之間，倉夷的抉擇，是那樣的磊落和堅定。

這份磊落和堅定，與他在記者生涯中，和無數李雨那樣的英雄人物相遇、相知、相惜，有著十分深刻的淵源。與自己采訪的“人物”相互砥礪，讓這位革命記者時刻保持著一顆質樸的愛國心。

他留下《幸?！?/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