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末，鄉土小說作家紛紛走出農村奔向都市，周大新亦是其中一員。《21大廈》是周大新1999-2001年間創作的一部以當代都市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相對于《第二十幕》意在總結20世紀中國歷史，《21大廈》表達了作者對邁入21世紀門檻時，中國都市生活的現代性與尚存的傳統性之張力的文學理解。本文從“21大廈”“黑雉鳥”意向的三重象征性、第一人稱視角下三種都市景觀以及立足于鄉土的寫作姿態這三方面，分析作者對現代性與傳統性之張力的表達，以期探尋作者的文學理解對于當前社會的啟示。

當代都市社會生活的整體象征

《21大廈》是周大新第一部以現代都市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作者借一個從河南農村來的小保安的眼睛，寫出了居住在高樓大廈里形形色色的都市男女。在周大新眼中，那些工作和居住在“21大廈”頂層的城里人——不論是富有的老畫家，還是淵博的學者，又或萬人矚目的明星，內心深處都動蕩不安。

周大新的書寫是反思性的：這座現代化高樓中，不管住上層還是下層、是富人還是窮人、男性或者女性，都烙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伴隨著都市現代化發展而生的“文明病”。

“21大廈”的三重象征性 “21大廈”似只是北京某個高檔商住大廈的名字，但它卻通過時間和概念、功能空間之鏡和故事結構來隱喻都市社會的真實現狀。其表現為：

一是時間和概念的隱喻。“21大廈”喻指21世紀人們的生活；大廈造型如飛翔之鷹——一個當今社會整體觀感與理念和希望的縮影。正如周大新自述“到了首都，北京的生活讓我得以觀察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境況和精神狀態，我產生了想把中國人的精神大廈內部景觀呈現出來的沖動。于是選擇了一座大廈作為表現對象。”《21大廈》是對光怪陸離、浮躁紛擾的當今社會與人生的思考與審查。

二是不同功能空間的鏡喻。作者匠心獨運，巧妙安排了一個不起眼的小角色——保安“小譚”。職業之便使小譚有機會觀察大廈里的各種人。他如光斑一樣在大廈高層與低層間晃動，在不同的功能空間中游走。書中各階層的人的身份、地位、性別、職業、經濟狀況各不相同，但在錢、權、欲面前皆呈現出同樣復雜心態，這些，都通過小譚這個鄉下人的目光折射出來。

三是故事結構的隱喻。《21大廈》的章節分別以4層、58層、地下2層、32層、43層來命名。這既是作者敘述的空間順序，又是故事發展的結構。樓層高低代表社會階層高低，地下室里的工作者代表社會底層人，頂層的高級住宅代表社會上層人士，作者力求在故事結構中傳神地表現出21世紀初身處中國社會劇烈變動中各階層的生活狀態和精神追求。

周大新直面當下社會大問題，深切關懷在強大物欲擠壓下的現代都市人生存之焦慮和精神困境。《21大廈》是對中國人在現代化旅途中夢想與不安的寫實，同時也是一部關于現代生活的寓言。

“黑雉鳥”意象的三重象征性 “黑雉鳥”是人膨脹的欲望的象征。無論因何種工作聚集在這座大廈，無論選擇怎樣的手段去滿足物質的和情感的欲望，這些人都為了生存而努力，為了自己活得更加快樂與更加幸福而奮斗，而“更加”卻沒有盡頭——囚籠就此鍛造——一張黑色的關系網，附著在每個人復雜矛盾的欲望上，秘而不宣地變換著掙扎的形狀。黑色象征壓抑與未知，本應象征自由的鳥兒，在“21大廈”里卻成了欲望的符號，它沖撞、自縛又迷茫。

“鳥困于籠”既是都市人的生活方式的寫照，又是其命運的象征。人們在大廈里可以解決吃穿行住、娛樂購物以及社交、婚戀生子等幾乎一切問題。但這一生活方式把人禁錮在為填滿利欲的人造時空中，封閉的生活如同牢獄。“鳥困于籠”仿佛是受膨脹物欲驅使下人之必然命運，21大廈里初落都市化“圈套”的人們，成了代言悲劇的活標本。

保安小譚的一生，是這一命運的寫實。如此命運與其說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共同操縱，不如說這些具體的人構成了一個截然不同以往的時代顯像，他們亦和小譚一樣，既是這一時代實在力量的填充者，又是這一時代自我代償的犧牲者。小譚的自殺源于無法與價值觀的內在沖突和解。

命運的可能性只存在于理性的反思中，然而無人能苛責小譚，甚至以道德之名棒殺21大廈中的人，因為時代洪流過于湍急，沒有給他們機會以鍛煉理性；也因此，他們成就了這一湍急的洪流——鳥困于籠的意向，成了時代悲劇的象征。

第一人稱視角下的都市景觀

第一人稱敘述視角的運用 《21大廈》整體采用第一人稱視角進行敘述。相對于上帝視角的敘述，第一人稱的敘述有三種優勢：其一是敘述者的參與性帶給讀者以平實感和親切感，增加了故事的生動性和可信度。其二是敘述者的旁觀性將所有人物統攝于一個視角之下，既強化了故事的整體性，又突出了這一視角的獨特性。其三是敘述者的參與性多線程推動情節發展，其旁觀性使多元矛盾聚集于單一視角，兩者的張力創造了更大的情緒空間，更深的感染力更易觸發讀者的反思。更加巧妙的是，保安小譚作為敘述者，既是參與者，又是旁觀者，這一嵌套性質與前述兩種意向的象征性存在結構上的呼應。

“保安的視角”在作品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深層的意義在于：作為一個從農村來到都市的謀生者，天然攜帶鄉村的傳統觀念和思維方式，與新興都市的諸方面格格不入，這種“隔膜”既為拉開距離的旁觀創造條件，又凸顯出濾鏡的效果，使作者的價值取向和社會關懷的責任感得到充分體現。

欲望化的人性與傳統人倫的改變 作者通過保安小譚的眼睛，為讀者展現了一座人性失落的“欲望化”都市：與城市經濟飛速發展的現代化進程同步的，是物欲中心日益膨脹和傳統倫理道德邊緣化。面對都市婚姻和家庭的困境，作者寄希望于農民的道德理想。小譚拒絕都市生活的改造，在與梅苑發生了性關系后，他渴望與梅苑建立一個“白頭偕老”的家庭。“他腦子里的傳統觀念與大城市里飛速變化的人們的生活觀念發生了沖突，最后使得他感受到了不解和絕望。”

小譚的自殺是對這種“物化”最決絕的反抗。作者用小譚的眼睛觀察21大廈里的人，小譚用鄉村的理想道德衡量他們的生活。在小譚看來，都市的婚姻和家庭普遍非常脆弱，在物化思維的驅使下，戀愛、婚姻和家庭都變成了赤裸裸的相互利用。

失衡的兩性世界 周大新展示給讀者的是一個男女失衡的兩性世界。在他設置的家庭關系、社會結構中，男人們大都不能奉獻堅實的肩膀和支撐風雨的手臂。他們往往自私可憐、孱弱不忠，往往在關鍵時刻無情無義地拋棄女人，并以貧窮或成就事業為理由推卸責任；而女人們則大都是家庭與社會變革的活水、動力與精神支柱，是真正的生活強者。他衷情于女人，所以刻畫出美麗、溫柔、賢淑、善良、單純、無私的女性形象。他曾說“我喜歡書寫女性命運，是因為我對女性充滿著同情，是因為女性身上有著我們人類得以幸福生活的最重要的東西：愛和溫情”。

《21大廈》里，相比起梅苑和彭怡的報復人生，豐嫂生活雖然貧窮艱難，但心地善良，樂于助人，當得知偷自己血汗錢的人也有難處，竟不計前嫌，施以援手；虞悠則為了救一個被拋棄的小孩，不幸染上艾滋病，遺恨而去。這些女性都承受了難以想象的苦難，有的成為苦難的奴隸，有的則依然保持著內心的善良和美麗。

立足于鄉土的寫作姿態

出生于南陽農村的周大新，對農村和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他說：“作家必須和自己生活的土地聯系起來，才有可能深刻。”周大新對故土的過去和現在的表現，既是對南陽盆地的精神依戀，也是對家鄉的深情守望。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展示社會邊緣人的生活圖景，他把目光投注在那些被歷史遺忘的小人物身上，在對普通人物命運的深度挖掘上注入自己的批判精神。

《21大廈》主要展示社會邊緣人的生活圖景，周大新把目光投注在那些被遺忘的一群小人物身上，在對他們命運的深度挖掘上注入自己的批判精神。周大新所描寫的這類人物形象， “一點陽光不見”是他們生存處境的最好比喻，生活在城市的農民按照自己最樸素的本能組成一個完整的精神世界，以對抗城市施之的壓力。

但是，窺視者只能是窺視者，任何想越位的可能都會被毫不留情地打消。小保安以為他獲得了梅苑的愛情，于是，他開始像在農村一樣，悄悄地安排著婚禮。但，梅苑的行為卻無情地粉碎了小保安的夢。但是，小保安的死并不僅僅意味著一個善良、保守的農村人追求城市生活理想的破滅，也在于他無法忍受失去尊嚴的生活。

《21大廈》整部作品通過第一人稱“我”的眼睛觀察了現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窺視和拷問了現代人復雜的內心世界，要表達的核心思想就是拷問現代人在日益發達的物質條件下，應該有什么樣的道德信仰和精神追求。作品讓我們陷入深深的思考：人性何以如此？人性的善美怎樣盛放在物化的當代？建構人性的美好花園，創建和諧社會，才是現代建設的當務之急。

（穆罕默德·謝赫，1982年生，埃及人，明亞大學語言學院中文系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