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江蘇小說在新的歷史語境下經歷了深刻的轉型，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作家隊伍、文學生態、文學內部圖景等方面呈現出新的格局和新的樣貌。新世紀江蘇文壇的中流砥柱，是在“新時期文學”中同樣有著閃亮表現的“50后”作家，包括范小青、黃蓓佳、葉兆言、周梅森、儲福金等。這批作家新作頻頻，展現出了旺盛的創作熱情和較高的藝術水準。此外，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包括蘇童、畢飛宇、魯敏、葉彌、李鳳群、黃孝陽、曹寇等，在新世紀大多推出了各自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時，以周榮池、朱婧、大頭馬、龐羽等為代表的“80后”“90后”作家陸續亮相，展現了很好的創作態勢。

綜觀新世紀江蘇作家的小說創作，其整體風貌和創作特色可大致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寫作題材的豐富及多元化。無論是現實題材還是歷史題材，新世紀江蘇小說創作都取得了相當不俗的成績。新世紀江蘇小說顯示了強烈的現實關懷，顯示了對現實的熱情介入和對重大社會問題的跟蹤和回應。其中，周梅森的《絕對權力》《人民的名義》、張宜春的《嘆斜陽》、王向明的《大浪淘沙》均是聚焦官場生態的佳作。這類小說對文學表現政治或介入政治的方式有了新的思考，因此已逐漸走向成熟。格非的《春盡江南》、黃梵的《第十一誡》、陸渭南的《紙媒無故事》等則可歸入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大類之中，或是展現當代知識分子面對“現代化”社會的精神困境，或是揭露這一群體在社會轉型期中的生存境遇問題，最終是想探討包含自己在內的知識分子們面對急速發展的現代社會時該往何處走的終極命題。丁捷的作品關注現實、追蹤時代變革，《亢奮》以文化體制改革為背景，《撕裂》更是在《亢奮》的基礎之上繼續深入挖掘文化圈的種種敗落現象，顯示了對社會現實的可貴介入。

新世紀以來江蘇文壇涌現了一批探討學校教育和青少年問題的小說，有發人省醒的社會意義。畢飛宇的《大雨如注》成功塑造了一個事事以孩子成才為首要目標的典型式家庭。通過這篇小說，畢飛宇指出了當下教育對兒童的“異化”，展現出了現代教育觀念與兒童個體發展之間的矛盾。荊歌的《畢業生》書寫的是包括“我”在內的各科老師對問題學生門闖的關心和苦口婆心的教育，但是小說的結尾卻是十分令人痛心，充滿了無奈和隱痛。魯敏的《小流放》聚焦當前教育中“陪讀式”家長的生存困境。小說將應試教育的配角陪讀家長放在了舞臺中央，由此再現應試教育對于家庭的負面影響。此外，黃蓓佳的《寵物滿房》、余一鳴的《東海岸線》、劉劍波的《懸掛的石頭》等作品，也都聚焦當下學校教育和青少年成長的方方面面，顯示出了新世紀江蘇作家對教育問題的集體關切。

新世紀20年中國社會的發展是迅猛而深刻的。江蘇作家從宏觀或微觀層面觀察和敘述底層、鄉土、都市等領域，形成了可喜的創作實績，包括魯敏的《六人晚餐》、黃梵的《等待青春消失》、孫頻的《乩身》等；將目光放在鄉土，描繪農村的歷史和現實的，則有范小青的《赤腳醫生萬泉和》、葉彌的《向一棵桃樹致敬》、湯成難的《失語者》等；還有一部分小說，如畢飛宇的《睡覺》、戴來的《看我，在看我》、楊莎妮的《七月的鳳仙花》專注于表現都市生活中茫然失措的小人物，揭示出他們的生存困境或心理問題。面對新世紀以來日益加速的城市化進程，江蘇作家創作出了諸多鮮活的文本。朱輝的《七層寶塔》通過書寫唐老爹和阿虎在進城后的一系列沖突和寶塔的拆除事件，探討了鄉村文明往何處去這一問題；魏微的《異鄉》則通過進城女性許子慧在返鄉后的一系列遭遇，意在揭示出在城市化進程中“重回故鄉”已經成為一種充滿難度的文化難題；余一鳴的《放下》直擊城市化進程中的生態問題，充分表現了人在經濟發展與欲望膨脹中“放下”自身的基本底線，卻又被生態環境反噬其身的后果。還有不少作家關注邊緣群體的生存現狀，如畢飛宇的《推拿》、魯敏的《思無邪》、魏微的《大老鄭的女人》等，均展現出了積極介入現實生活，努力反映當下問題，并以小說書寫時代生活的創作精神。

歷史小說的取材覆蓋了古代史、近現代史和當代史等不同歷史階段。古代史題材中高仲泰的《夫差王朝》將目光放在春秋時期吳越爭霸這一歷史事件，姚風明的《淮商傳奇》則是在清朝初年的歷史背景下，凌君洋創作的《天下》對《三國演義》的人物進行了重新塑造。這樣的寫作實踐顯示了作家從歷史中來、又超越既有歷史敘事的可貴史觀。此外，陸永基的《重臣》、周德彬的《侯門虎將：周處傳奇》、王資鑫的《大清鹽商》等都可稱作是該題材中的精品。在書寫波詭云譎、變幻莫測的近現代歷史時，葉兆言的《刻骨銘心》以1926-1949年的南京城為背景，著重展示這一時期諸多南京人的命運遭際，表達作者對于南京這座城市的歷史想象；張新科的《遠東來信》描述了二戰期間三萬名猶太難民逃亡中國得到救助的真實故事，集中展現了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精神；房偉的《獵舌師》，講述了一個廚師以廚道來復仇的抗戰故事。此外，徐風的《國壺》、吳翼民的《風雨浴德池》、劉志慶的《血戰塘馬》也都是較為精良的作品。以20世紀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作為背景的小說也在新世紀的江蘇文壇大量涌現，并展現出較高的藝術水準。這類作品常常書寫個體史與大時代的復雜糾葛，折射出時代的復雜縱深和歷史變遷。如范小青的《赤腳醫生萬泉和》、畢飛宇的《平原》及“三玉”系列、蘇童的《河岸》《黃雀記》、韓東的《扎根》、葉彌的《風流圖卷》等。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紀以來，江蘇作家常常將歷史與現實進行交融，歷史洪流與當下現實常常一起進入作家筆端，從而達到以今溯古、古今互見。黃蓓佳的《家人們》從上世紀50年代一直貫穿至當下，講述了政治文化造就的婚姻對羅家園、楊云及其后代無法抹去的影響與時代傷痕。儲福金的《黑白（白之篇）》通過描繪陶羊子、彭行、柳倩倩、侯小君等四代具有師承關系的圍棋手在時代中的浮沉，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除了生存，我們靠什么與世界緊密相連。

在創作中凸顯地域文化，展現江蘇各地的風土人情可以說是新世紀江蘇小說的第二個重要特點。例如張蘇寧的《枕河人家》是以潘家對于大盂鼎、大克鼎和《枕河圖》的收藏、保護、捐獻為主線，同時，也貫穿了大量關于蘇州的繪畫、音樂、民風、習俗、醫藥等的描寫，小說展示了作者對于蘇州這座城市的文化想象和地方再造；還有在《天漏邑》中，趙本夫將蘇北文化與天漏村的風俗習慣融合在一起進行敘述，既有烏托邦的文化隱喻，又有對地方文明歷史變遷的縱情謳歌。

新世紀江蘇小說創作的第三個特點，主要體現在文體意識的自覺和敘事技藝的創新。新世紀以來，隨著蘇童的《河岸》、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葉兆言的《刻骨銘心》等作品的相繼問世，我們看到先鋒文學的新一輪啟航。例如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是一篇充分追求小說的不確定性的作品，這部小說很好地融合了形式上的荒誕和內容上的現實指向，可以堪稱范小青寫作生涯中的一篇上乘之作。儲福金的《念頭》在他的寫作中同樣具有開拓性的價值。進入新世紀之后，江蘇文壇也逐漸涌現出了一批以魏微、黃孝陽、曹寇等為代表的新一代具有先鋒氣質的作家，他們在小說創作中展現出了自覺的文體意識和較強的敘事創新能力。黃孝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眾生·設計師》《眾生·迷宮》等作品不斷探索小說結構的新形態，具有很強的先鋒色彩和思辨意蘊。此外，曹寇也可以稱得上是江蘇文壇中的一個“異數”，他的寫作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不斷反叛窠臼、尋找新途并建構新的敘事規則的過程。

總體來看，新世紀江蘇小說在江蘇文學的歷史脈絡中，在主題內容、敘事形態和價值關懷等方面，均彰顯了強勁的活力和鮮明的縱深，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良好態勢。同時，作為中國新世紀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江蘇新世紀小說既有鮮明的地方性和時代性，也有超越地方和具體時代更為恒久的內在品質。新世紀江蘇小說以其質量上乘、影響廣泛而成為了各種文學評獎和文學史敘述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從文學的讀者市場和“走出去”情況來看，畢飛宇、蘇童、葉兆言、徐則臣、魯敏等江蘇名家擁有相當可觀的讀者市場，他們的作品也被廣泛翻譯成多種語言，頻頻獲得各種國際獎項。在他們的引領下，新世紀文學蘇軍越來越成為中國文壇具有創造力和辨識度的作家群體，并廣泛參與文學的跨國互動與傳播。當然，面對更為強勢的影視文化和流行文化，面對蔚然崛起的網絡文學，并不占有太多優勢的小說如何參與對大時代的總體言說，如何敘述唯有小說才能說出的深思和洞見，如何創造出具有經典氣質和存史意義的文本，成為江蘇作家需要思考的問題，當然，這何嘗不是中國小說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