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不同地區的文學，翻譯不同時代的文學，給人一種“時間旅行”的感覺。文學對我來說變成了一個超時空機器。

在研究及翻譯中國文學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之所以走上翻譯家的道路是因為最開始對哲學作品感興趣。但后來慢慢發現，我更熱愛翻譯詩歌和研究詩藝。在每一種藝術中，我們能夠識別兩個元素：藝術家的心和藝術的藝術材料。詩歌的材料是語言。語言是人的構成元素。其他藝術的材料都在人以外，只有詩歌的材料在人以內。我會作一首詩，我不需要發聲將它念出來，那首詩還會在我的心里存在。古希臘學者斯特拉波寫過：“詩歌是源哲學”。從這個角度看，詩歌是初始藝術，其他藝術算是詩歌的延展。

詩藝的美有兩種元素：一種是內容的形象和意義；另一種是用典、修辭和韻律。把前者翻譯成外語還算比較容易，但是后者比較難。

從語言類別來說，中文跟印歐語系的語言很不一樣。中文是一種孤立語，而印歐語系的語言都是屈折語。中文的詞和詞素大部分都是單音節的，而印歐語系語言的詞和詞素一般是多音節的。中文有音調，印歐語系語言沒有音調。我們容易忽略歐洲詩意和古典中國詩意中的韻律手段。古希臘、羅馬詩歌的韻律靠音節的長短和重音。中世紀和近代歐洲詩歌的韻律靠詩句中音節的數量、重音和尾韻。古典中國詩歌的韻律靠詩句中音節的數量、音調和尾韻。多音節的歐洲語言完全缺乏音調，所以沒辦法翻譯中國詩意中仄平的節奏，也很難轉運中文原文音節的數量。

我研究和翻譯中國文學主要在于古典文獻。有人會問它是否跟當代人的生活相關？在我眼里，古今文學的價值沒有分別。哥倫比亞作家達亞維拉寫過：“藝術歷史是其材料、技巧、主題、社會條件、心理動機、思維問題的歷史，而從不是美的歷史。價值沒有歷史。”很多人忽略過去的文學，認為以前的文學已經被現代文學超越了。但是我認為，藝術及其精神的創造并非被超越。難道柏拉圖、孟子、蘇軾的詩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等都被超越了？上述誤解可能來自與技術發展的錯誤類比，比如，現在的電腦比十年前更快、內存更大。然而，人文屬于定性界，科技屬于定量界。定量的有進步概念，新的可以超過舊的，但是定性的已經超越了進步、新舊之類的概念。新文化運動中，一些人看到西方科技明顯的優勢，就錯誤地認為全中國歷史的人文成就都不如西方。混淆定性和定量的事會帶來類似的后果。如果區分開來這兩個概念，古今人文作品的不同就失去了任何價值差異。達亞維拉說的極是：“對于那些懂得閱讀的讀者來說，所有文學都可以是當代的。”英國作家C·S·路易斯寫過一篇重要的論文《讀古書的價值》。他試圖跟讀者解釋每一個時代有自己的盲點和偏見。生活在某個時代的人無法意識到自己時代的盲點和偏見。我們這個時代也不例外。關鍵是不同的時代有不一樣的盲點和偏見。閱讀跟我們不同時代的書能夠慢慢理解自己的偏見，這樣才能最終超越自己的思維局限性，視野變得更開闊。

現代化和連續性一定要保持平衡。這個平衡來自文化。文化是社會中唯一同時能變和不變的，幾乎像人臉一樣。老朋友多年不見，再次見面還能認出來。雖然臉和整個身體會有變化，但微妙的變化中有些東西一直不變。中國擁有幾千年連續發展的文明，雖然不同時代的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文化表達等方面都有一定區別，不過，文化從未失去自我認同。

人是人的鏡子，人面對人，人跟人交流，人跟人對話，通過這樣方法人才能真正得到自知之明。文學也一樣。一國的文學只有通過跟其他國家的文學交流，才能夠更好地認識自己的價值、自己的特點。

（作者：馮海城<Igor Radev>，系北馬其頓翻譯家、漢學家，曾獲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譯有《老子道德經》《詩經》《尚書》《孟子》《蘇軾詩詞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