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

我一直打算寫一篇文章介紹韜奮先生的閱讀經歷。

關于韜奮先生在新聞出版事業上的偉績和精神風范，我曾經寫了一本小書《韜奮精神六講》做過介紹。可是，關于韜奮先生的閱讀，我卻不曾專門介紹過。

為什么我要介紹韜奮先生的閱讀經歷呢？緣由來自韜奮先生的愛女鄒嘉驪。一次，我去上海看望鄒嘉驪老師，嘉驪老師對我說，韜奮申請入黨，那是真正信仰了馬克思主義的，他的信仰既來自實踐，也來自閱讀學習。在英國大英博物館圖書館，韜奮讀過很多馬克思主義著作，他是從思想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

嘉驪老師講得深刻透徹，激發了我探尋韜奮先生閱讀經歷的強烈興趣。

閱讀養成家國情懷

韜奮先生在他的自述《經歷》一書中談到自己早年的閱讀。早在南洋公學和圣約翰大學求學時期，他就把《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王陽明全集》《曾文正全集》和唐宋八大家的各個專集（特別是《韓昌黎全集》），以及《明儒學案》等重要古代經典，都“完整讀過”。曾國藩、胡林翼、曾紀澤的《三名臣書牘》這類書籍更是青年韜奮所愛。他坦言：“我卻不是崇拜什么‘名臣’，只覺得這里面的文字都很精悍通達，對于他們處理事務的精明強干，尤其是物色人才和運用人才方面，感到很深的興趣。”扎實的傳統文化知識強化了韜奮先生傳統文化的素養，在這個過程中，青年韜奮對家國情懷和奮斗精神具有特別強烈的興趣。他認為：“君子進德修業，欲兼善天下，初非為獨善其身計也。”因此，他對大禹、孔子、王陽明等圣賢推崇備至。他認為“大禹，古之圣王也，治滔滔之洪水，拯蕓蕓之眾生，民到于今受其賜”，“孔子，古之圣人也，挽既溺之世風，傳一線之道緒，東亞道德賴其維”，“王陽明，近世之大儒也，悟格物致知之學，倡圣賢良知之旨，振人心之萎靡，惠后進以無窮”。他不空談愛國，堅持認為國家名譽與國民息息相關，“故愛國者，非愛國而愛國也，乃愛己而愛國也，以吾國之名譽，即吾之名譽也”，“故不愛國者，謂之不愛己焉可也”。這種強烈的愛國情懷體現在他的日常行為特別是后來從事的新聞出版事業上。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大量時事書刊成為青年鄒韜奮熱烈追讀的對象。《新民叢刊》《甲寅雜志》《時報》《申報》《東方雜志》等都是他在自述中提到的著名報刊。他對胡適發表在《新青年》上的一些文章發表過不少感想，由此推想，他也是閱讀過《新青年》的。在這一時期，韜奮還閱讀過一大批英文著作，尤其對其中與教育救國相關的著作感到強烈興趣，并翻譯出版了多部名著，其中有英國哲學家羅素的《社會改造原理》、美國教育心理學家賈伯門的《職業智能測驗法》和杜威的《民本主義與教育》等，編譯出版了介紹歐美科學教育知識的《科學底基礎》《衛生會議》《穆勒底實驗方法》《職業教育研究》《職業指導》等一批書籍。由此可見韜奮的閱讀面相當廣闊。

鄒韜奮早年歷盡千辛，不僅通過勤工儉學自籌學費生活費，還要負擔兩個弟弟的學習費用，然而“位卑未敢忘憂國”，他想得更多的是國家、社會的前途命運。青年韜奮在閱讀了大量古今中外典籍后，寫下了一篇《不求軒困勉錄·學生十思》，指出有志的青年學生應當“思國家”“思父母”“思師友”“思先哲”“思幸福”“思光陰”“思希望”“思責任”“思勵學”“思敦品”，表達了他強烈的家國情懷和人生方向。

閱讀探尋救國救民道路

韜奮先生1926年主編《生活》，確定刊物的宗旨為“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體現出他熱愛讀者、關心社會、服務大眾的出版精神。本著這樣的出版精神，5年時間，他把一份籍籍無名的小刊物辦成了全國發行量最大的周刊。而韜奮先生之所以成為杰出的出版家，不僅在于他創造了《生活》周刊的奇跡，更在于他此后創辦經營生活書店、《大眾生活》周刊、《生活日版》、《生活星期刊》、《抗戰》三日刊、《全民抗戰》五日刊和香港《大眾生活》周刊時強烈表現出來的“為救國運動，為民主政治，為文化事業，奮斗不息”（中共中央唁電）的精神。而這一精神的形成，既緣于國家民族救亡圖存的嚴酷現實，也來自韜奮先生堅持不懈的閱讀。

韜奮先生堅持不懈的閱讀是有名的。他有一句名言：“我本人是且做且學，且學且做，做到這里，學到這里。”

正因為“且做且學，且學且做”，韜奮先生讀了中共秘密黨員胡愈之撰寫的《莫斯科印象記》一書，立刻寫出讀后感《讀〈莫斯科印象記〉》，熱情推薦此書，并在《生活》周刊上發表，隨后即前往拜訪胡愈之，并討論“九·一八”事變前后國內外形勢的各種問題。雙方相談甚歡，意氣相投，韜奮當即聘請胡愈之為《生活》周刊作特約撰述。

合作之初，胡愈之還不太了解鄒韜奮的膽識，寫了一篇《一年來的國際》交予鄒韜奮。文章的內容主要是評述英、美、德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以及其內部相互間的矛盾，介紹蘇聯的建設成就，預言“九·一八”事變將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在當時談共色變的形勢下，發表這樣的文章，主編要冒一定的政治風險，韜奮卻一字不改地將其刊登在《生活》周刊1931年的“國慶特刊”上。胡愈之感到韜奮有膽識、有勇氣，從此便應韜奮邀約，參加到周刊社的一些重要組織、策劃工作中來，并以“伏生”的筆名為《生活》周刊寫稿，先后發表了《大眾利益和政治》《革命的人生觀》《貪污論》《廉潔論》《領袖論》等一批政論文章。這些文章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問題，分析社會現象，針砭時弊，有的放矢，深受讀者歡迎。

正因為“且做且學，且學且做”，韜奮先生在與胡愈之同志寫作和出版上的合作中，成為雙重受益者，既提高了《生活》周刊的質量，受到讀者更熱烈的歡迎，自己又作為這一系列文章的第一讀者，獲得了閱讀和啟迪。正如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所指出：“在團結廣大愛國者、發展進步力量方面一個十分成功的例子，是共產黨人對《生活》周刊主編鄒韜奮的幫助。《生活》周刊原來的內容主要是談論個人修養問題，進行一些‘職業指導’，其政治思想傾向屬于愛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九一八事變使鄒韜奮受到強烈的刺激。他在共產黨員胡愈之等人的幫助下，很快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靠近了黨。”

正因為“且做且學，且學且做”，在胡愈之等人的影響下，鄒韜奮的思想轉變很快。他很注意閱讀中外出版的介紹蘇聯情況的書籍，對于當時蘇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等各個方面都進行過研究，并且在《生活》周刊上做了系統介紹。

韜奮先生通過堅持不懈的閱讀，一直在努力探尋救國救民的道路。

閱讀樹立革命信仰

1932年12月，韜奮先生參加了由宋慶齡、蔡元培等人組織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并當選為同盟的執行委員。他為救國運動和民主政治盡自己的努力。國民黨對此大為惱火，將他列入暗害的黑名單中，迫使他于1933年7月至1935年8月間出國流亡。

鄒韜奮出國流亡期間，對歐美社會進行考察，從而成為他思想得到巨大提升的重要機會。首先是對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美國、蘇聯等國家的考察中，他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所看到的是少數人過著奢靡的物質生活，但精神生活異常空虛；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看到的是政治、經濟、文化的進步，人們的精神面貌積極向上。再就是他在英國倫敦的閱讀和研究。韜奮先生在海外兩年時間，前后3次共有14個半月是在倫敦度過的，他大量時間是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伏案閱讀，精讀了一系列馬克思主義著作，也就是鄒嘉驪老師所說的韜奮先生“是從思想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閱讀。

我把韜奮先生在倫敦圖書館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稱為“精讀”，絕非溢美之詞，而是有據可查、有書為證的。最直接的證據是他做了數十萬字的讀書筆記。回國后，在“七君子事件”中遭迫害坐監時，韜奮在監獄里把這些英文筆記中的一部分翻譯成中文結集成書，于1937年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書名為《讀書偶譯》。一個人讀書，沒有讀書筆記，難以確認他是否精心閱讀，而一個人的讀書筆記能夠結集出版，那就足以證明他的讀書質量是經得起檢驗的。

讀到《讀書偶譯》，我不僅要佩服韜奮先生的閱讀之精，更要嘆服他的閱讀之廣、研究之深。我們可以從全書的目錄窺其大略。該書的“目次”主要有“馬克思研究發凡”“黑格爾對馬克思的影響”“馬克思所受的其他影響”“馬克思的理論體系”“馬克思的歷史解釋”“唯物史觀的解釋”“唯物辯證法”“馬克思的經濟學”“關于價值論”“恩格斯的生平和工作”“恩格斯的自白”“列寧的時代”“列寧的生平”“列寧的理論”等。鄒韜奮全面、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理論，并對革命導師們產生了強烈的愛戴之情，他寫道：“革命的思想家的奮斗生活，常常能給我們以很深的‘靈感’。我每想到馬克思和列寧的艱苦卓絕的精神，無時不心向往之。”讀書筆記涵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標志著韜奮先生思想認識的巨大提高和成熟。自此，通過自己豐富的實踐和深入的閱讀研究，韜奮先生堅定地樹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此后，在美國考察時，韜奮先生與中共留美人士徐永煥談及自己思想的變化情況，堅定地表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兩條路，中國民族的徹底解放，只有在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才能獲救。而且也必定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走去。”他們還討論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出國時，韜奮先生“實帶著苦悶和憧憬而去”，歸國時，他不僅具有在國內生活斗爭中的深切體會，還獲得了不同社會制度考察的深刻認識，更擁有了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從而明確了今后的奮斗目標和前進方向。他激情寫道：“時代的巨輪一天一天更猛烈地向前推進著，只能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兩條線路，沒有什么中立的余地了。”至此，韜奮先生已經從家國情懷、探尋救國救民道路踏上了共產主義戰士的征途。

（作者系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韜奮基金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