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當代文學成為向世界展示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經驗、講述中國故事、形塑中國形象的有效載體。當代文學的審美實踐、海外翻譯與有效闡釋，以及經紀人、編輯、出版者、文學活動等傳播機制，環環相扣，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邏輯鏈條，呈現出連續性和階段性的特征。

首先是冷戰背景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起步期（1949—1977）。這個時期的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國家外宣機構占絕對的主導地位。

然后是改革開放背景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發展期（1978—2000）。當代文學海外傳播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主體，除了《中國文學》雜志、“熊貓叢書”外，更重要的是歐美國家對新時期文學的追蹤式譯介，出現了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一個高潮。

接下來是全球化背景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繁榮期（2001年至今）。這個時期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傳播主體、傳播對象、傳播規模和傳播途徑都發生巨大的變化。傳播主體日益豐富，官方機構、民間資源、學院力量、出版媒體等，多方合作，形成合力，使當代文學得到較為全面的傳播與呈現。從傳播途徑來看，仍以西方商業出版為主，國家機構的贊助譯介也更多采取與西方商業出版社合作的模式。同時，大學出版社、民間翻譯成為重要的傳播力量。

當代文學70年的海外傳播歷史，從總體上表現出兩個特征。一是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在改革開放前后產生了明顯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以后日趨活躍和多元，更多地凸顯當代文學的審美特質。特別是21世紀以來，“中國文化走出去”成為重要的國家戰略，直接推動了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中國當代文學逐漸成為世界文學版圖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二是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制約或推動，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傳播主體、傳播途徑、傳播內容等，70年間不停地發生轉變，當代文學的開放性日益增強，西方文學審美趣味的變化和主流媒體報道的增多帶來了對中國文學更多的認知與包容，全球化語境下世界市場和文學資本的博弈，也使中國話語權穩步提升。本文試圖在“全球世界文學”與“‘世界中’（worlding）的中國文學”框架下，展開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走出去”與“走回來”的理論辯證。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從“走出去”到“走回來”，既可以向世界顯示中國當代文學的獨特價值，又可以反觀本國文學，助益當代文學發展，尋求與世界文學對話融合的可能性。在與世界文學的對話中，建構起既蘊含中國本土經驗又符合世界文學潮流的中國當代文學，彰顯“作為世界文學的中國當代文學”的獨特價值。

二

無論是“全球世界文學”，還是“‘世界中’的中國文學”，其核心的論述語境都是“世界文學”。以歌德為代表的傳統的“世界文學”概念，已經開枝散葉，發展出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共和國”、莫萊蒂的“世界文學體系”等新的理論表述。丹穆若什就將“世界文學”理解為一種橢圓形折射。對他而言，“世界文學”不是一個給定的抽象概念，而是在具體歷史脈絡里，經由多方角力而逐漸顯形的協商過程。

應該說，“翻譯”所指涉的絕不止于譯文和原作的關系，而是囊括了從生產到閱讀、從流通到消費、從宣傳到教育、從文化認同到意識形態的方方面面。翻譯不是由此及彼的透明的過程，推動文學翻譯的也不僅是純粹的文學或學術力量。

翻譯的不可測性，在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中突出體現于“中國性”與“世界性”的關系問題，到底是要通過翻譯彰顯文本中的“中國性”，還是賦予文本以“世界性”，海外翻譯界和學術界曾經展開過一場關于“中國性”與“世界性”的著名論爭。

“中國性”與“世界性”的矛盾，正是當代文學“走出去”過程中所面臨的普遍問題。隨著中國文學外譯和推廣實踐的不斷展開，所謂遲到的國家文學的焦慮感也在迅速蔓延。我們的文學是否符合西方趣味，是否可以被西方快速地識別和定位往往成為有關問題的核心關切。當我們一再提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時，似乎是將“世界”想象成了一塊文化勢力均衡的平面圖，“走向世界”最終成了走向西方中心視域下的“經典”序列，將西方社會的理解和期待當作世界的召喚，并以此作為批評和研究的標尺。然而，通過翻譯所傳播的中國當代文學，充滿了不可測性，如何既保持“中國性”又能引發世界性共鳴，其實是相當艱巨的任務。

西方文學并非世界文學的唯一標準，走向世界也不是走向西方文學。我們所能做的，可能是在規范之內進行抵抗，以便構成一種“非西方卻受西化影響的脈絡之中的現代性”，將當代文學的“走出去”悄然轉化為“走回來”，在當代文學的中國書寫中，更多地尋求世界性的表達。這不僅有助于減少翻譯中不必要的價值流失，而且透過這些具體的全球話題，還可以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而切實感受到“命運共同體”的存在。

對于中國當代文學來說，世界文學屬性的彰顯不在于如何通過翻譯傳播“走出去”，而是需要回到文學書寫主體的世界性體驗，關注“書寫”作為一種言說行為的發生時刻，是如何與世界進行對話的。在這個意義上，“全球世界文學”的概念也可以與王德威借用海德格爾“世界中”概念而提出的“‘世界中’的中國文學”并置討論。在時刻變化著的“世界中”，中國文學主客體的歷史存在得以在一種動態的世界經驗中被揭示，“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也在這變化的經驗中同步發生。與“全球世界文學”的設想相似，“世界中”的動態概念強調“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同步態的“書寫”，關注雙向互滲的文化流通。“‘世界中’的中國文學”和“全球世界文學”概念中雙向同步的動態意指，或可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提供一個有效方案，把中國當代文學的“走出去”轉化為“世界中”，在變化的世界經驗中從“走出去”再迂回地“走回來”，“中國性”與“世界性”合二為一，從而將擔心被世界文學排除在外的進退失據變為融為一體的氣定神閑。

三

20世紀末以來有關世界文學的討論很難囿于文學文本，而是需要持續關注文學作品外部的世界文學場域和世界文學場域內不斷變化的文學流通機制。一部文學作品即便自身具有超乎尋常的審美價值，并且兼顧“中國性”與“世界性”，它也需要經過跨文化翻譯、傳播和接受等一系列程序機制才能躋身世界文學之列，最終在相應的經典化機制下被納入或排除于世界文學經典的序列。對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理解，應該把訴求點放在自我的重塑和發展上，將其視為方法和反饋，而不是現象或結果，通過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重新迂回進入自身，通過他者反觀自我。

一般而言，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中的“自我”和“他者”范疇清晰，所指明確，地理上的區隔明確劃分出了兩者界限。但是，追溯當代文學生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則會發現這種自我性和他者性其實內涵相當混雜。當代文學受惠于世界文學的影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時它作為現代文學的自然延續，也繼承了其中轉化自國外的文化資源。我們努力發展一種基于交往的理性，并不要求他者完全接受中國當代文學，而是努力提升當代文學的審美特質，盡可能消弭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中的不平等現象，并努力將之轉化為進行自我改進的正能量。我們可從幾方面理解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走回來”命題。一是走回當代文學本體；二是走向多元協商；三是走向民間交流；四是走向人機對話。

當代文學海外傳播還有巨大發展空間。在世界文學語境中，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對話，并沒有一位超然中立的仲裁者，而只有若干苦苦協商的中間人。當代文學開放的多重表現形態，以翻譯為中介，不斷地向世界展示著一種流動的全球在地的風貌。因此，更需要我們沉下心來，確立中國當代文學的主體性，檢視與反省“‘世界中’的中國文學”的交互往返，積極尋求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時代發展的可能，從而更為全面和深入地呈現“作為世界文學的中國當代文學”的獨特文學經驗和審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