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迭代與突破，文學創作不再是專屬于人類的創造性活動，而是延伸到了機器算法所架構的文本世界。2017年，智能機器人小冰“出版”了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它被冠名為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機器人撰寫的詩集。“小冰”被設計團隊看作是“IQ與EQ的綜合體”，它“創作”詩集被當作是一種類似于人類的創造性行為。[1]這種觀點顯然不僅僅是將小冰當作寫作工具，而是將其視為有一定創造能力的“擬主體”。嚴格意義上說，機器的自主性意味著擺脫人類這一“第一推動力”，但目前的人工智能技術是無法做到的。不管是通過何種高級算法，機器寫作活動仍然無法完全脫離人類而獨立完成。因此，機器創作的實質是人機合作所生成的產物。

從當前人工智能寫作領域來看，交互式的人機寫作模式可謂是AI寫作的重要發展趨勢。2019年，陳楸帆出版了小說集《人生算法》，其中就有不少小說是人機合作的產物。細讀作品可以發現，小說的主體內容、結構和主題以及創作風格都是由陳楸帆本人所決定的，只不過在一些段落和篇章采用了機器所生成的文字。而這些文字也是程序根據設計者所輸入的陳楸帆風格的小說文本所模仿出來的符號組合。由此來看，AI實際上只是起到一種極為有限的輔助功能。

總的來看，交互式的人機寫作模式仍然處于實驗階段，尚不具備大規模推廣的技術條件。但也必須肯定，機器的介入為寫作帶來了另一維度的創新之可能。這一創新點率先表現在智能機器對文學作品的評選上。2019年，由上海作協主辦的《思南文學選刊》發布了一個AI評選的文學榜單。該榜單是由一個名叫“谷臻小簡”的人工智能系統所評選得出的結果。AI榜單的候選名單包含了全國最有影響力的20多個純文學刊物（如《收獲》《十月》《鐘山》《天涯》等）上所刊發的771部短篇小說。此次機器評選的基本依據是“小說敘事曲線的優美度”[2]。AI排行榜顯示，排在第一位的是陳楸帆的《出神狀態》，而莫言的《等待摩西》居然排在第二位。該榜單一出，就立即引發了文學界的熱烈討論。

不可否認，AI對于文學作品的評選能夠最大程度上避免評論家的主觀因素，但AI評選的“客觀性”是否能夠真實地反映出文學作品的水準呢？要保證這一點，至少面臨兩個棘手的問題：首先是機器算法是否能夠有效評價文學作品？當前的AI顯然談不上感知或理解文學文本，它甚至無法“明白”文學作品中所描述的一些極為簡單的常識性問題。其次，AI的設計團隊所生成的算法是否公正？他們是否會有意或無意制造出一系列“算法偏見”？如果這兩個問題無法解決，那么AI評選文學作品的合法性將很難得到主流文學界的嚴肅對待。

AI創作與評選作為一種帶有實驗性質的創新活動，它的儀式感遠遠大于其實際意義。但需要正視的是，機器對于文學領域的介入已經呈現出一種不可逆的演進過程。盡管在當前看來，機器創作或機器評選仍然處于極為初級的狀態，但對于專業的文學批評家而言，AI已經不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裝飾品，而是代表了一種基于計算主義的美學思潮。

從計算主義視角來看，貌似深不可測的文學創作活動也可被還原為一套精密的算法。盡管當前人工智能技術尚不能做到自如地創作具有一定深度的故事或復雜的長篇小說，但按照計算主義的思路，隨著技術的更新和迭代，AI寫作將越來越深刻地嵌入到人類曾經所獨享的文學創作領域。照此邏輯來看，既然文學創作可以最終通過計算來實現，那么文學評論也必然可以被量化，并成為極具可操作性的模式化程序。

與文學創作者一樣，作為個體的批評家必然無法擺脫主體性，這就意味著批評家所作出的文學評判不可能如機器一樣“客觀”與“公正”。這種主觀性時常成為批評家被人詬病之處。不過，若與機器相對比來看，假設批評家的任務就是像機器一樣，盡最大努力削弱自身的主體意識，并企圖達到沒有任何主觀性的純粹客觀評判，那么這顯然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與此相反，批評家抱有強烈的主觀性，正是展露其個性鋒芒的表現。批評家所面對的文學文本原本就不屬于科學范疇，要求批評家像醫生拿解剖刀一樣來剖析文學作品本來就是一種“反人文”的做法。由于不同的批評家擁有迥異的品質和個性，因而不可能像機器一樣按照特定統一的標準來對文學文本進行評級。因此，將計算主義的觀念植入到文學創作或文學批評領域實際上違反了文學的本質。因為文學從來不是科學，它與生俱來的人文價值正是基于極其鮮明而多樣化的主體性。如果去除了文學創作者或批評家的主體性，那么這種可量化、可計算的文學活動實際上是一種“買櫝還珠”的行為，早已偏離了文學的真正內涵所在。

但必須承認，AI借助大數據和深度學習，可以輕松便捷地處理和分析海量的文學文本，這顯然是任何文學評論者也無法企及的超級計算能力。而且隨著技術的演進，在可預見的時間范圍之內，AI算法和算力還將取得指數級的遞增和躍升。不過，AI演進的邏輯背后卻存在一個難以攻克的缺陷，那就是自主意識。機器評選文學作品的“客觀性”建立在缺乏自主意識之上，而它的致命弱點也在于它無法具有超越于數字世界之外的自主意識。因此，專業批評家的優勢正在于發揚和凸顯機器所難以奢望的自主意識。

對于具有自主意識的文學批評家而言，他們需要妥善處理三對關系。這三對關系分別涉及創作者、文學文本以及受眾。首先是批評家與創作者的關系。批評家猶如美食家，創作者則如同大廚。批評家不制作美食，但他們必須擁有極為敏銳而深刻的鑒賞力，而且要對美食提出中肯而貼切的建議。這意味著，批評家存在的意義絕不是為了炫耀晦澀難懂的學術名詞和新鮮概念，賣弄學問，而是能夠有益于文學創作的開展。事實上，當前文學批評的“過度理論化”卻使得文學創作圈與文學研究界越來越呈現出分裂的態勢。

以中國當代文學領域為例，由于批評家與作家之間缺乏有效的互動，不少文學研究甚至無法得到作家本人的認可，或者壓根就是文藝理論界的“自說自話”。當然，這并非是說唯有得到作家本人認同的批評才是合格的批評，而是說當代的文學批評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傳統，而且過于沉浸在理論話語所構筑的符號游戲之中無法自拔。這實際上是批評家喪失主體性的表現。

對于機器而言，它顯然無法與肉身的創作者直接對話，所以抽離創作主體這一環節而直接進入作品被打造成一種“客觀至上”的假象。而對于批評家來說，如果他缺乏與創作者對話的熱情和渴望，那么這種作者的缺席可能會使他的批評表現出“紙上得來終覺淺”的遺憾。平心而論，并非所有的批評家都有幸與自己的研究對象促膝暢談。但是，創作圈與理論界之間的有效溝通在人工智能介入的當今卻更顯重要。因為批評家和作者的相遇與切磋是一種真正基于具身化的“深度交流”，這是“絕知此事要躬行”的內涵所在。而這種互動是沒有肉身的機器所無法勝任的。

其次，是批評家與文學文本的關系。批評家對文學作品的評論或鑒賞猶如“二次創作”，而這種基于批評家人格特質之上的重構能力是機器所不具備的。批評家的“二次創作”的確深深印刻著自身的“痕跡”，這種種難以消除的“痕跡”可能被認為是批評家對作品的主觀臆斷。然而，它也可能升華為批評家的一種難以復制和模仿的獨有的寫作風格。越是專業而合格的批評家，這種超越于機器算法之上的個人風格就越為突出。按照吳子林的話說，文學理論家應著力打造一種注重“證悟”而非“論證”的“畢達哥拉斯文體”。[3]這種文體是“沒有體系的體系”，突出的是批評家所創造出來的評論風格，這顯然是機器無法替代的。

最后，是批評家與受眾的關系。批評家既是受眾，又是受眾的“向導”，類似于意見領袖這樣的角色。隨著AI智能算法的興起，能夠精準定位成為評判影響力的核心要素。這種“算法推薦”是建立在小眾傳播或分眾傳播的基礎之上，即找到對的受眾比找到更多的受眾遠為重要。所謂“對的受眾”，就是機器依靠對用戶的數據進行提取和分析來推薦與之相關的信息。假如讀者在圖書網站上多次點擊過莫言的作品，AI算法就會假定用戶是莫言的“粉絲”，并為其推送與莫言相關的一切書籍。這一方面節省了用戶的搜索時間；但另一方面，這種反復強化的“內循環”會使用戶局限在自我的認知視野之中，而缺乏向外探索的動力。這就是所謂的“信息繭房”。

與機器推送不同在于，批評家與讀者之間所構建的是一種向導與游客的關系。在特定領域，批評家比大眾擁有更為專業的知識和眼光，能夠為普通讀者挖掘出文學文本的深刻內涵和人文價值，這是算法推薦所無法企及的。更重要的是，專業批評家評判作家并不是依靠算法所倚重的“流量”邏輯，也不一味迎合讀者群體的偏好，而是根據文學共同體所構建的“圈層”邏輯來發出自己的聲音。這種以專業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圈層具有嚴格的把關人機制。一方面，把關人機制帶有精英主義特質，它依托小眾化的共同體，所過濾和遴選的作品不一定符合讀者的個人胃口；但另一方面，作為把關人的批評家卻有助于抵御過于倚重點擊量和用戶偏好來決定文學作品優劣的“算法偏見”。

在人工智能時代，批評家所面對的不僅僅是機器或技術本身，而是面對一種去主體化、去個性化的計算主義思維模式的挑戰。這種計算主義試圖將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還原為一種可度量和標準化的客觀對象。它作為一種輔助性的文學研究方法有其可取之處。但需要警惕的是，如果批評家臣服于這種計算主義思想，企圖將文學活動“科學化”，那么他們將喪失自身對于文學本身的敏銳度和內在的靈性。因此，面對缺乏主體性的機器，批評家的使命就在于全方位地展露自身的主體意識和個人的生命體驗，充分展現批評所蘊涵的情感爆發力和個性化的批評風格，并以一種“知人論世”的姿態與創作者以及讀者之間時刻保持一種“相濡以沫”的共生關系。

注釋：

[1]小冰：《陽光失了玻璃窗·序》，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1—2頁。

[2]走走、李春：《AI榜說明（附：AI榜）》，《思南文學選刊》2019年1月號。

[3]吳子林：《“走出語言”：從“論證”到“證悟”——創構“畢達哥拉斯文體”的內在機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