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創作，大致可分為兩個板塊：一是軍營，一是我生活過的湖北紅安老家，那個叫“竹林灣”的村子。有讀者問我更喜歡寫哪一塊，或者說，對我筆下軍營的人物更喜歡，還是對鄉村的人和事更熱衷。我不知道。為什么筆觸有時回到鄉村，有時寫到軍營，這創作機緣是不一樣的。寫軍營，比如《穿軍裝的牧馬人》里那個牧馬的黃葉青，《飯堂哨兵》里的那個無名哨兵，還有《哨兵北舞》里的那個跳舞的韓澤中，是他們的特殊崗位觸動了我。他的獨特存在，他站立的姿勢，甚至他長時間的沉默，觸動了我內心那根敏感的神經，觸動我內心對他的敬佩與喜愛，我不能自已，就動手去寫他們。這些人物，往往是“偶遇”，相識的時間很短，有時只有一個正午的時間，比如那個穿軍裝的牧馬人。當時，黑龍江邊防某團某營，派幾個兵接受我的采訪，他從放牧的野地匆匆趕來，穿著一身冬季作訓服。他沒有坐，而是蹲在我面前，背緊緊靠著暖氣片。很快，他身上有水滴落在地板上，那是他軍裝上的冰開始融化。那一刻，眼淚溢出我的眼眶，我覺得，作為一名部隊的專業創作員，不應該坐在辦公室里，憑自己的想象，去虛構我們的軍人，去虛構我們的軍營故事。盡管小說是虛構的藝術，但它的根基，應在現實之上。我慶幸我來采風，慶幸我遇到了他。我決定寫他。于是，就有了短篇小說《穿軍裝的牧馬人》。《哨兵北舞》則是另一種場景，是夏日，陽光正烈，我看見一個身材修長的兵，站在崗亭里。因為是邊防，重要崗哨，那么熱的天，他不得不穿著厚重的防彈衣。他站在界湖邊的大壩上，陽光照著湖面，湖水像一面鏡子，將陽光反射到壩上，反射到崗亭上，打在這個兵身上。他臉上的汗像水一般流淌。他一動不動，只是那雙靈秀的眼睛，看了我一眼，繼續凝視前方。當我知道他來自北京舞蹈學院，是一名舞蹈系的學生時，我被震撼了。我覺得，這比他來自清華、北大更讓我震驚。我采訪了他一個半小時，寫出《哨兵北舞》。

當然，我寫的不僅僅是那個穿軍裝的牧馬人，也不僅僅是那個跳舞的哨兵，他們是一群人，那一個只是一個代表。我在采訪他們的同時，會通過他的外表，他們的眉眼，揣摩他的內心。我會猜測他的內心所思。同時，我也會展開我的想象，把自己的內心所思所想，寫入他們的心理活動。這樣，小說人物會更加豐富，更加真實可信。

相反，我“竹林灣”系列里的人物，都不是“偶遇”，他們在我心里陪伴我很長時間，有的長達幾十年。突然有一天，這個人物在腦子里跳出來，像是站在故鄉潮潤的空氣里，像是在夢境里，對我說，四郎，你還記得我嗎？往事便潮水般涌來。我打開電腦。我知道，接下來的創作，就是要寫眼前這個人。我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開始我的“竹林灣”系列的創作。我的父親、哥哥、聾二、光棍麻球、崔寡婦……這些人，慢慢就都進入我的作品里。我寫他們在特定年代的困惑、煩惱、不安、憤怒，他們在生活中的掙扎，包括他們對現實的逃避，或自我拯救。我寫他們的愛，他們的恨，他們與生俱來的善良，他們深藏在心底的淳樸與純真。他們都是鮮活地生活在我故鄉那片土地上的人。

作家離不開讀者，讀者是載體，沒有讀者，作家的寫作幾乎沒有意義。基于此，讀者反饋的信息，我特別在意。評論家是最苛刻的讀者，他們會用放大鏡，看你作品的優點，當然，也會毫不客氣地指出作品的不足。

一位評論家說我寫得最好的作品，是關于湖北紅安那個“竹林灣”系列。他這么說有他的道理。我愛湖北紅安，我在那個叫“竹林灣”的鄉村，生活了十八年，我熟悉那里的生活，熟知那里的一草一木。鄉音鄉情，浸潤我心，那些生活的細部，早已融入我的骨子里，流淌在我的血液中，寫起來，情感更加充沛，像水一樣自然流淌，我只需打開記憶的閘門。當然，這些記憶，并非記錄，它們是來自心靈的記憶，它們增添了我的想象、我的企盼、我美好的愿望。它們比我腦子里的記憶更加真實。這樣的真實，是文學敘述意義上的真實，是心靈的真實。

《太平橋》里的“太平舅”，就是我記憶中的一個人物。我沒有親舅，他是我遠房的舅舅。當然，現實中的他不叫“太平”，他有另一個名字。“太平”這個名字，是我賦予作品的象征意味，“太平橋”亦是如此。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太平橋”。當他遇到困難、坎坷，甚至災難的時候，他希望有一座橋，能讓他走過去。過了這座橋，就平安了，太平了。這里說的“太平”，其實是一個人內心美好的希望，他懷揣這美好的希望，一步步往前走。這是他們為了完成自我救贖而給自己架設的一座心靈之橋、精神之橋。

尼采說：“悲劇是最高的藝術形式。”我沒有刻意要去寫一個悲劇，我只是寫了現實中這樣一個人。他是悲情人物，但我沒有“一悲到底”。作品里發生在他身上令人傷心的事，大都是真實的，現實中他過得并不太平，但他希望自己死去后，過了這“太平橋”，在“那邊”能太平。我便在小說結尾，按照“太平舅”的遺言，讓他的棺木從“太平橋”上走過，了卻了他的遺愿。我不知道結尾這一筆，是否能讓讀者能看見冬日里的花開，這是我的一個愿望。

很多作家、評論家提倡寫作要給讀者以陌生感，而我更在意作品能帶給讀者心靈的共振、共鳴。“太平舅”的一生，有其獨特之處，但絕不是特例，在我們鄉村，像他這樣的人很多。我記得長篇小說《向陽生長》出版后，有讀者在十月文藝出版社的公眾號上留言，說：“聾二這個人物，把我看哭了。我們村里也有。我們周邊每個村子都有。”看到上面的文字，我并不因為我沒有給讀者提供一個陌生的人而沮喪，相反，我因為寫出一個鄉村普遍存在、心靈品質又極其高貴的人而倍感激動。那一刻，我覺得我的寫作是有意義的，至少對某些讀者有意義。

寫童年和故鄉，很大程度上是在寫自己，寫自己生活的故鄉。這個“自己”，既是我，又不僅僅是我；同樣，這個故鄉既是地理意義上我的故鄉，更是文學意義上的故鄉。我只是努力把童年和故鄉，安放在一個可以讓我們的靈魂棲息和得到撫慰的維度上。我寫軍營，寫軍營里的士兵，更多的是寫“他人”的故事。無論是寫他人，還是寫自己，想寫好，都不容易，得用心，用腦，耗費心血，尤其像我這樣缺乏才氣的寫作者。好在我追求不高，容易滿足。每當回看自己的作品時，我偶爾會驚嘆于自己所做的一切：原來寫得并不那么糟糕！這種自我評價，引來一陣自我感動的情感的潮，這是我繼續前行的動力和勇氣。

文學越來越邊緣化，我并沒有用一篇小說來反映整個社會整個時代的意圖和野心。我只是想呈現生活中一個實實在在的人，呈現他的生活，他生活的本來面目，他的情感，他一個盲人看不見的世界里，是否也五彩繽紛？能否達到這個效果，作者要和讀者共同完成。

我心里清楚，我的寫作范圍是狹窄的，不夠寬闊，特別是題材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我正在做這方面的拓展訓練。2017年底，我正式落戶沈陽。我更近距離地感受著遼沈大地，遼沈大地上的生活氣息，正由外在慢慢滲入我的內心。我有意識地從這片地域擷取創作資源。2018年底，以煤城阜新為創作背景的中篇小說《玉龍湖》，原發《芙蓉》，被《小說選刊》轉載，入選小說年度選本，獲第十屆遼寧文學獎中篇小說獎；短篇小說《荊芥的香味》，以在我們小區收廢品的一位大哥為人物原型，發表于《鴨綠江》，寫第二故鄉的事，發表于第二故鄉的名刊，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小說發表后即被《小說月報》轉載。

2020年，我的短篇小說《哨兵北舞》發表于《人民文學》第8期，那個哨所的原型就是丹東老虎哨；我的長篇小說《向陽生長》里，涉及軍營這一塊的，寫的也都是遼沈大地上的軍營。遼沈大地，已逐漸成為我文學創作的另一資源地。

故鄉與他鄉，是兩個并列的存在，沒有他鄉，何謂故鄉？說來也怪，我現在回到湖北紅安老家，踏上那片土地，我就開始回望遼沈大地，竟然與我在東北回望紅安的感覺相同。遼沈大地，于我，已經有了故鄉的感覺。而老家紅安，卻越來越像他鄉。

無論故鄉還是他鄉，都值得我去書寫。桑塔格說：“好的小說是分泌出來的。”那么，就讓生活的細部，進入到我的身體里，等待著它們發酵，分泌吧。我不急，也沒有野心。我慢慢、慢慢地寫。我不想活得太累。我想讓寫作成為一件快樂的事。寫作讓我生活寧靜，心如止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