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

1847年，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小說《簡·愛》出版，在文壇引發轟動，甚至引起維多利亞女王的關注。女王將這部小說稱為“多愁善感但引人入勝”之作，并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閱讀過程中的體驗。著名文學批評家喬治·亨利·劉易斯對書中人物的心理刻畫贊嘆不已，聲稱“閱讀《簡·愛》就像閱讀我自己的生活”。女詩人伊麗莎白·巴雷特·布朗寧從遙遠的佛羅倫薩給國內友人寫信，要求提供作者確切信息，因為坊間謠傳本書作者是當世某位名人的“女家庭教師”。維多利亞時代最富盛名的小說家之一、《名利場》作者薩克雷（1811-1863）據說“一整天都陶醉在閱讀《簡·愛》的喜悅之中”，以至印刷商不得不推遲《貝基·夏普的冒險》（《名利場》續篇）在報刊的連載。夜晚，當仆人端著炭火走進房間時，發現自家主人被書中熾熱的情感描寫“打動得潸然淚下”。

1848年，《簡·愛》再版。夏洛蒂投桃報李，在卷首題詞贊譽薩克雷是“當世菲爾丁”：“在如今這個時代，有這樣一位男性，他的作品從不為取悅上流社會……我在此提及薩克雷先生，因為我想以再版《簡·愛》向他致敬——如果他愿意接受我這樣一位陌生人對他的獻辭。”

夏洛蒂日后說，正因她當時與薩克雷“毫無交情”，這段獻辭才顯得“尤為誠摯”。同樣，收到出版商威廉·史密斯贈書后，薩克雷在復信中也將夏洛蒂獻辭稱為“我一生中所收到的最大的贊美”（并回贈《名利場》一冊）——兩位作家都未曾料到，這一種“文人相親”的禮贊方式會鬧出一樁沸沸揚揚的文壇“緋聞”。

據傳記作家爆料，緋聞的炮制者是同時代的女作家伊麗莎白·里格比（Elizabeth Rigby）。她是倫敦文藝圈名媛：既是《評論季刊》記者，又是專欄作家。不過，同行一致認為她對“八卦新聞的興趣遠過于文學創作”。蘇格蘭作家洛克哈特（J. G. Lockhart）是著名小說家司各特的女婿，曾任《評論季刊》編輯，諳熟文壇掌故。在致里格比信中，洛克哈特談及當地流傳的一則謠言：《簡·愛》作者（初版署名貝爾三兄弟：柯勒、埃利斯和阿爾頓·貝爾）是蘭開夏郡某個小鎮的紡織工人。對此，里格比斷然予以否認，并宣稱，“從情感歷程看，《簡·愛》顯然出自薩克雷先生的女家庭教師之手。”不久，更有好事者言之鑿鑿，聲稱《簡·愛》作者“要么是薩克雷的女仆，要么是他的情人！”他們的推斷很簡單，一個世紀前菲爾丁在妻子病逝后，迎娶的恰好是家中的一名女仆——因此，夏洛蒂在獻辭中無疑采用了“曲筆”。

問題是，維多利亞時代那么多文人作家，為什么躺槍的偏偏是被譽為“紳士小說家”的薩克雷？

薩克雷出生于印度，其父為東印度公司高管，去世后給他留下1.7萬英鎊的巨額遺產（當時勃朗特姐妹做家教一年收入約25-30英鎊），但很快被揮霍一空，從此開始“賣文為生”。自1830年代起，畢業于劍橋的薩克雷開始在文壇打拼，轉戰于各家報紙雜志，直至1846年《勢利者臉譜》（The Book of Snobs）發表，才一舉成名。然而，相比于他坎坷的文學道路，他的婚姻道路更為艱難曲折，令人感慨不已。

1836年，薩克雷不顧家庭反對，與伊莎貝拉·肖結婚。她是一名愛爾蘭軍官之女，性情溫婉，二人婚后育有三女，家庭生活極為幸福。長女安妮日后成為父親的衣缽傳人，是維多利亞時代晚期文壇的核心人物，后嫁里奇爵士（Sir Ritchie），以里奇夫人（Lady Ritchie）知名當世。三女哈麗雅特本人也是一位小說家，后來成為傳記作家萊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的第二任妻子——斯蒂芬之女伍爾夫在《夜與晝》（Night and Day）中刻畫的希爾伯里夫人（Mrs Hilbery）便以哈麗雅特為原型。不幸的是，生下哈麗雅特不久，伊莎貝拉·肖患上產后抑郁癥，并逐步發展為精神病。她先是在巴黎附近的精神病院接受治療，后來病情加重，薩克雷只好將她接回倫敦。在歸國途中，她瘋病發作，企圖掐死女兒，然后跳海自殺，幸而獲救，后被送入一家私人療養院，其疾病終身未能痊愈。

根據傳記作家蒙薩拉特（Ann Monsarrat）在《不安的維多利亞時代：薩克雷其人》（An Uneasy Victorian: Thackeray the Man，1980）一書中的說法，薩克雷的不幸婚姻其實“早有前兆”：訂婚之日，薩克雷得意洋洋地向友人展示昂貴的鉆戒——一顆閃亮的鉆石鑲嵌于兩顆黑色的貓眼石之間。朋友大驚失色，因為這是一枚哀悼戒指，是“惡兆的象征”。盡管如此，薩克雷卻無怨無悔——若干年后，他對另一位年輕友人說，“雖然我的婚姻是一場災難，但時光重來，我依然會如此選擇。因為，愛是王冠，它成就世間一切美好。”

《簡·愛》中羅切斯特先生與“閣樓上的瘋女人”伯莎的故事與薩克雷的生活經歷極為相似，夏綠蒂·勃朗特將小說副標題定名為“一部自傳”，益發引起人們的猜測。在女作家獻辭后，似乎一切都真相大白：現實中女家庭教師未能美夢成真（根據當時的婚姻法，在薩克雷夫人離世之前，薩克雷絕無可能再婚），只好在文學作品中完成“白日夢的升華”。對于這一樁“巧合”所帶來的麻煩，女作家感到極為“震驚和尷尬”。后來她曾向薩克雷當面道歉，并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可以說，現實比小說還要離奇。”

或許是為了粉碎謠言，同時也為維護出版社的利益，1849年底，在出版商喬治·史密斯精心安排之下，兩位作家終于“不期而然”會面。事實證明，二人此前的確是“素未謀面”，而非傳言中的“老相識”。據目擊者描述，出于禮貌，身材高大的薩克雷彎下腰，張開雙臂，想要給勃朗特小姐一個擁抱，可惜“這位才華橫溢的天才卻連她的胳膊肘也沒碰到”。

薩克雷本人對于初次見面便破壞自己在女作家心目中的形象感到“非常抱歉”。據梅爾維爾（Lewis Melville）《薩克雷傳》描述：“經安排，晚餐時，夏洛蒂落坐在他對面。薩克雷說道：‘我發現她眼中的我不再那么完美，這讓我感到難受又羞辱，有口卻說不出，不過，最后，在我就要將第五個土豆塞進嘴里時，她探過身來，雙手緊握，眼里含淚，輕聲哀求道：‘天吶，薩克雷先生，別這樣！’”

女作家對食量驚人的“大胃王”總體印象良好。在寫給父親勃朗特牧師的信中，她形容薩克雷“表情嚴肅但和藹可親，講話簡潔明了但一針見血”，并詳細描繪了當天會面的情形：“一開始氣氛較為拘謹”，后來，“我們起身下樓吃晚飯的時候，他悄悄地走近，對我說：‘握個手吧’，我就和他握了個手。他總共沒跟我說幾句話，但是他走開的時候，再次很禮貌地和我握了手。”

其實會面伊始，她對薩克雷頗有些“氣惱”，因為大作家不顧她的抗議，堅持稱呼她為“簡·愛”小姐——而夏洛蒂像另一位女作家喬治·艾略特一樣，更愿以男性筆名示人。但與此同時，她也注意到薩克雷吸雪茄的動作表情與“某人”頗為相似——不是小說中的羅切斯特，而是現實中布魯塞爾學校的埃熱先生（Mr Heger）。

夏洛蒂被迫中斷學業返回英國，乃是因為某次埃熱先生“友好”地輕吻她之時，恰好被埃熱夫人撞見。返回英國后，夏洛蒂給埃熱先生寄出無數封熱烈而憂傷的書信，傾吐滿腔愛意——事實上，根據傳記作家的看法，埃熱先生才是羅切斯特真正的“原型”：小說中若干詞句原封不動摘自這些“情書”，可為明證。然而埃熱先生似乎不為所動——夏洛蒂只收到幾封字數寥寥的“客套”回信。于是，她在小說中將埃熱先生化身為陰晴不定、暴躁易怒、同樣愛抽雪茄的羅切斯特，將可惡的埃熱夫人變形為閣樓上的瘋女人。這是女作家心底永生難忘的一段慘痛記憶。

正如她向父親報告的那樣，薩克雷對她的好感顯而易見——然而在致友人書信中，夏綠蒂卻難掩失望之情。據友人轉述，“她本希望找到一位熱情的先知，而薩克雷只是一位文靜、有教養的紳士，外表上并沒有任何區別于其他男人的地方。”這次會面粉碎了外界的流言，但同時也粉碎了長期以來她心目中的一尊文學偶像。從此以后，在二人的交往中，更多平等對話和相互尊重。即便偶有爭論，也從未破壞這種心照不宣的默契與融洽。

在初次會面后，夏洛蒂購買了一幅薩克雷肖像作為紀念，同時對他的文學創作也更為關注。令她尤為欣喜的是，針對英國人對愛爾蘭人的偏見，薩克雷在雜志《笨拙》（Punch）上刊登一系列文章予以抨擊。夏洛蒂是愛爾蘭人后裔（友人形容她講話帶有“愛爾蘭口音”），她后來的蜜月之旅也安排在愛爾蘭（以示不忘故土），因此她對于薩克雷的仗義執言大為激賞。當然，在贊賞之余，她有時也會對大作家提出批評意見。比如她認為薩克雷在小說《亨利·艾斯蒙德》中“像往常一樣，對待女性有失公正，甚至可以說很不公正。他筆下的貴婦卡斯爾伍德夫人（Lady Castlewood）從鑰匙孔里偷看、在門口偷聽、妒忌一個大男孩和一名擠奶女工相愛……”在夏洛蒂看來，薩克雷“理應為此受到譴責”（喬治·艾略特也宣稱此部分內容令人“極為反感”）。

像狄更斯一樣，為了緩解經濟壓力，薩克雷在倫敦舉辦系列演講，大受歡迎。作為薩克雷的好友兼粉絲，夏洛蒂有時也前去捧場。在寫給閨蜜埃倫·納西（Ellen Nussey）的信中，她報告自己“為了趕周四下午薩克雷的第二次演講，我周三就來到這里（倫敦）”，因為，“你想啊，這是一大樂事，我很開心沒有錯過它。”

1850年6月，夏洛蒂再次到訪倫敦。與之前一次精心策劃的“邂逅”不同，這一次她是受到薩克雷的正式邀請，作為貴賓出席大作家特意為她舉辦的晚宴。為了表示隆重，薩克雷請來諸多名流作陪，據里奇夫人（時年13歲）在《回憶錄節選》（Chapters from Some Memoirs，1894）中記載，晚宴到場的嘉賓有文化名人卡萊爾夫婦（the Carlyles）、小說家克羅夫人（Mrs. Crowe）、名畫家米萊（John Everett Millais），以及薩克雷的藍顏知己（也是他的緋聞女友）、沙龍女主布魯克菲爾德夫人（Jane Brookfield）等，可謂高朋滿座。

“在場的每個人都翹首以盼，希望能和勃朗特小姐交談，但事實并非如此。勃朗特小姐躲進書房的沙發，時不時與女家庭教師特魯洛克小姐低聲耳語。屋內燈光搖曳，但氣氛不佳。我父親面對此情此景，顯得焦慮不安，卻又無能為力。”后來，還是社交經驗豐富的布魯克菲爾德夫人打破僵局：她走進書房，靠近角落里的勃朗特小姐，彎下腰，以略顯老套的開場白問道：“勃朗特小姐，你是否喜歡倫敦？”一陣沉寂過后，勃朗特小姐頓了頓，很嚴肅地回答：“喜歡又不喜歡。”最后，“我父親實在無法忍受這般情景，選擇悄然離開房間，溜出家門，一頭扎進了加里克俱樂部。”——里奇夫人筆下的俱樂部，日后以狄更斯-薩克雷交惡事件（The Garrick Club Affair）而聞名于世。

一場事先張揚的文壇盛會以男主逃離現場而告終，盡管最終打破了廣為流傳的桃色緋聞，但賓主雙方內心皆深感失落。對夏洛蒂而言，她欣然接受邀請，可能更希望與大作家進行深入交談（平時她在哈沃斯村的對外聯絡主要依靠書信）。她在日記中曾坦承“雖然自己可能已經失去享受社交的能力，但有時確實渴望社交，渴望換個環境”。與此同時，出版商也鼓勵她前往倫敦，與文壇名家交往會談——不僅有助于提高她的文學聲望，而且有助于她的身心健康。令她始料不及的是，外表粗獷的薩克雷內心極其“柔弱”：在倫敦各種社交場合，一有風吹草動（或“自感不適”），他立馬落荒而逃。傳聞與狄更斯公開鬧翻后，在文學俱樂部，凡是后者可能出沒之處，他必定提前繞道而走。

與薩克雷相比，夏洛蒂的“社恐”表現得益發明顯。她與小妹安妮首次前往倫敦會見出版商史密斯，事先經過了激烈的思想斗爭，直到走進辦公室，才敢以真面目示人。在史密斯盛情邀請下，勃朗特姐妹來到倫敦市中心考文特花園，觀賞意大利皇家歌劇團排演的博馬舍名劇《塞維利亞的理發師》。貴賓席四周是德薩特伯爵夫婦（the Earl and Countess of Desart），拉塞爾斯子爵（Viscount Lascelles），以及女作家摩根夫人（Lady Morgan）等名流，但不幸的是，當晚夏洛蒂卻因“著裝不適”（第二天成為小報的頭條新聞）留下深深的遺憾。在此之后，盡管史密斯為夏洛蒂量身定制了一份“訪客”計劃——包括以書信體小說《愛爾蘭野姑娘》（The Wild Irish Girl）而蜚聲文壇的摩根夫人、“銀叉”（silver fork）小說代表作家凱瑟琳·戈爾（Catherine Gore）以及特羅洛普、狄更斯等，但受到“驚嚇”的夏洛蒂卻再也不敢貿然登門。

“我渴望會見一些真正偉大的文學家，如薩克雷、狄更斯、馬蒂諾（Harriet Martineau）……我希望有一個比哈沃斯更廣闊的世界，”她在書信中說，并且承認這一想法對于她具有極強的吸引力（“我偶爾會由此產生思想斗爭”）。然而轉念一想，“還是不行，我不能打破我隱姓埋名的狀態——讓我安于隱居吧，這自有它的好處。”

倫敦之旅結束不久——在遍覽“名利場”各種繁華（皇家大教堂、倫敦動物園以及1851年在“水晶宮”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之后，夏洛蒂作出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擇：她決定與父親的助手尼克爾斯牧師結婚，一邊繼續從事寫作，一邊享受家庭生活。無疑，這正是維多利亞女王倡導的“家居生活”（Domesticity）至上理念：歸根結底，家庭才是女性的獨立王國（kingdom）。“簡·愛返回被烈火焚毀的家中，照顧雙目失明的羅切斯特……這一結局令人十分感動，”女王在日記中寫道。從這個意義上看，與慣于針砭時弊的薩克雷相比，同樣一度“緋聞”纏身的夏洛蒂·勃朗特才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主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