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滴血》

對于法國文學界而言，2021年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年份：拉封丹誕辰400周年，波德萊爾誕辰200周年，福樓拜誕辰200周年，普魯斯特誕辰150周年等等。《拉封丹寓言》已然成為法國中小學生的必讀書目，法國國家圖書館布置了一場題為“波德萊爾，憂郁的現代性”的展覽，“大書店”節目推出了《追尋福樓拜的足跡》特集，巴黎卡納瓦雷博物館的“馬塞爾·普魯斯特，一部巴黎小說”特展也在年底拉開了序幕……種種例子都可以看出法蘭西這個國家對于文學藝術的重視。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的陰霾并沒有散去，但重振和回歸無疑成為文藝活動的主旋律，實體書店保持開放，各大文化場所恢復接待訪客。8月中旬，“文學回歸季”如約而至，據統計，其間約有521部小說出版，其中379部是法語小說，75部作品是處女作。去年受疫情影響采取線上頒獎的龔古爾文學獎也于今年回歸線下，11月3日在特魯昂大飯店揭曉結果。2021年法語文學呈現出來的勃勃生機讓人短暫地忘卻了疫情的存在，生活似乎多了一些步入正軌的模樣。

有人在追憶

說起“文學回歸季”的“常客”，自然要提到作家阿梅麗·諾冬（Amélie Nothomb），從1992年《殺手保健》（Hygiène de l'assassin）開始，諾冬幾乎從未缺席過“文學回歸季”。今年，她帶來了新作《第一滴血》（Premier sang）。在書里，阿梅麗·諾冬化身父親帕特里克·諾冬，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講述了父親前28年的人生經歷。帕特里克·諾冬的父親英年早逝，母親沉浸在喪夫之痛中，無心照顧唯一的兒子。年幼的帕特里克·諾冬跟著外公外婆生活，性格柔弱。為了讓他變得更加勇敢，6歲那年，他被送到爺爺奶奶家，那里完美踐行著“強者生存”的“達爾文法則”。面對艱苦的生活，帕特里克·諾冬不僅沒有服輸，反而學會了生存之道。正是這種“活下去”（suivivre）的本領塑造了他今后的品格。成年后的帕特里克·諾冬成為了一名外交官，他的首任駐外地點是剛果（金）。赴任后不久，在1964年夏天，克里斯托弗·格本耶發起叛亂，帕特里克·諾冬成為被扣押的人質之一。從8月初到11月，他作為談判代表與對方斡旋，以期在等待救援的過程中阻止叛軍殺害人質。小說的最后一段是帕特里克·諾冬和叛軍首領格本耶的對話，不僅刻畫出帕特里克·諾冬憑借幽默和樂觀贏得了活下去的可能，也以一種迂回的方式預示了阿梅麗·諾冬的誕生。

《第一滴血》是阿梅麗·諾冬獻給父親的肖像畫，后者于2020年3月17日去世，享年83歲。當時正值全法封禁的第一天，阿梅麗·諾冬被困在巴黎，沒有辦法前去參加父親的葬禮。直到7月底，當她站在父親的墓前，她意識到一切都遲了，這種感覺愈發強烈，她決定通過寫作讓父親“復活”。這也是她選擇使用第一人稱寫這本小說的原因。當然，這并不是阿梅麗·諾冬第一次以“我”的口吻講述他人的故事，兩年前，她在《饑渴》（Soif）中就曾化身耶穌。對于這個共同點，阿梅麗·諾冬表示她并非刻意為之，但是父親應該會喜歡這個巧合。在作家心中，父親在當年人質事件中的表現猶如“一個神秘的基督教人物”，以他的方式竭盡所能，拯救了同胞和自己的命運。《第一滴血》是阿梅麗·諾冬出版的第30部小說，據作家稱，這也是她的第100部手稿作品，“100”這個數字獻給父親真是再好不過了。正如封底的文字：“不要低估活下去的巨大力量”。父親在面對困境時展現出來的堅毅和樂觀深深影響了阿梅麗·諾冬，對于作家而言，《第一滴血》是對父親的回憶和致敬，也是對內心傷痛的驅魔和療愈，作品當之無愧地獲得2021年勒諾多文學獎。

克拉拉·杜本-莫諾（Clara Dupont-Monod）的《適應》（S'adapter）同時獲得2021年費米娜獎和龔古爾中學生獎。克拉拉·杜本-莫諾身兼數職，作家、記者、編輯、媒體人，新作《適應》圍繞一個家庭迎來了一個殘疾嬰兒的故事展開。嬰兒生下來就看不見任何東西，醫生早早就斷言他的生命不過只有幾年的時間。他的出現改變了家庭本來的樣子。老大哥哥對他關懷備至，甚至近乎瘋狂地照看他，然而老二姐姐不喜歡這個身患殘疾的嬰兒，認為他奪走了父母和哥哥對自己的愛，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態度也在改變。殘疾嬰兒去世后，父母又生下了一個孩子，老三弟弟一直活在去世的孩子的陰影之下，他常常思考：如果那個嬰兒沒有離開這個世界，自己還會不會出生？

故事中的人物都沒有具體的名字，只是簡單地用“老大”“老二”“老三”代替，對于去世的殘疾嬰兒，作者沒有使用“殘疾”二字，而是選擇了“不適應者”（inadapté）這個稱謂，也和書名中的“適應”相呼應。小說中的三個人物分別以自己的方式適應“不適應者”，作家借此探討了適應者和不適應者的關系，書寫了一曲關于家庭的愛的頌歌。故事發生在具有悠久歷史的塞文地區，置身在山脈之中的房子往往是用石頭建造而成，而小說的敘述者正是院子里的石頭。石頭無聲地見證了這個家庭的故事，它們做的只是講述，沒有評價，仿佛要把一切都交由讀者去思考、去想象。事實上，克拉拉·杜本-莫諾在接受訪談時表示，小說中的內容并非完全杜撰，她曾經有過一個天生殘疾的弟弟，他在10歲的時候去世，但是作家慢慢明白，曾經擁有帶來的喜悅遠大于失去的痛苦。

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也在3月出版的作品《青春》（Jeunesse）中追憶往昔。這位主編巨著《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的大師將這部帶有自傳性色彩的作品視為一種“記憶之場”和“自我歷史”的融合，類似于“成長小說”（roman d’apprentissage）。諾拉將個人故事和宏大歷史交疊在一起，悉數過往經歷中對自己影響巨大的重要事件，其中之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在書中刻畫了自己第一次意識到猶太人身份時的心路歷程。無獨有偶，在法國小說家、劇作家雅絲米娜·雷札（Yasmina Reza）的新作《塞爾吉》（Serge）中，兄弟姐妹三人作為匈牙利籍猶太家族的后代，在母親的葬禮后決定前往奧斯威辛集中營。以劇本擅長，創作了《藝術》《殺戮之神》等作品的雷札，自然懂得如何發揮語言的力量。整本書由很多對話和獨白構成，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不重要的、精確的、模糊的、詳盡的、瑣碎的內容都糾纏在一起，賦予了這本書以獨特的語言力量。這是一本關于家庭的敘事，也是一本關于身份和歷史的敘事。時間不斷流逝，歷史逐漸被忘卻，如今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是夾在胳膊下的自拍桿，是瘋狂打卡的游客。雅絲米娜·雷札用她擅長的黑色幽默追問記憶的責任和義務。

有人在尋找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的新書《舍夫勒斯》（Chevreuse）于2021年10月出版。距離上一本《隱形墨水》（Encre sympathique）已經過去兩年了，等待的過程讓人心焦。然而只要翻開新書第一頁，就會發現一股熟悉的氣息撲面而來。小說的內容和風格都延續了之前的作品，依然是“無盡的尋找”，這一次，故事背景穿梭在巴黎、舍夫勒斯、尼斯等幾個地方，主人公希望找到一位名叫羅絲-瑪麗·克拉維勒的女士，然而幾經兜兜轉轉，依舊未果。在敘述上，《舍夫勒斯》分成了童年時期（5歲左右）、剛成年時期（20歲前后）、成人時期（50歲前后）三個階段，不同時空相互交織，宛若一張巨大的蛛網，深陷其中的讀者帶著想要解密的迫切心情讀到最后，依然遍尋不得出口的方向。

其實，每次閱讀莫迪亞諾的作品時，我們都會產生一陣恍惚，對于書中的情節和故事，我們常常會有一種自己經歷過或者夢到過的錯覺。似曾相識的地名、人名躍然于紙上。《舍夫勒斯》被稱作是一本“重逢之書”，它將那些分散在舊作中的線索聚到了一起。比如，小說里提到的茹伊昂若薩區曾出現在《如此勇敢的男孩》《緩刑》《家譜》等作品中，只不過《緩刑》里虛構的多爾代恩醫生街在《舍夫勒斯》里變成了更為精準的庫爾澤納醫生街，讓敘述愈發趨近真實。而《舍夫勒斯》的主人公讓·博斯曼斯帶有鮮明的作家自身的影子，這一點不用多說，讓（Jean）可是作家最開始的名字。莫迪亞諾的作品幾乎都擺脫不掉某種自傳色彩。莫迪亞諾用自己獨特的寫作手法追憶逝水年華，用寫作對抗遺忘，開啟一次又一次的“尋我之旅”。書名“舍夫勒斯”既回應了主人公熱衷的床頭讀物，也代表了其尋找之旅的其中一站，而且《舍夫勒斯》是作家在封城期間完成的，其中有一段時間，莫迪亞諾一家就是在舍夫勒斯山谷的圣福爾熱小鎮度過的。

年輕的塞內加爾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Mohamed Mbougar Sarr）的新作也關乎尋找。薩爾憑借《人類最秘密的記憶》（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摘得2021年法國龔古爾文學獎的桂冠。早前這部作品就是入圍秋季各大文學獎項最多的作品，包括費米娜獎、勒諾多文學獎、法蘭西學院大獎等八大文學獎項。薩爾1990年出生于塞內加爾，2009年，他來到法國，先是在貢比涅小城學習大學預科，而后進入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繼續深造，其研究方向是非洲文學，特別是塞內加爾詩人桑戈爾。作為一名年輕的、極具潛力的“90后”作家，在《人類最秘密的記憶》之前，他已經出版了三部作品，并且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和反響：《圍困之地》（Terre ceinte，2015）、《合唱團的沉默》（Silence du choeur，2017）、《純潔的人》（De purs hommes，2018）分別涉及非洲薩赫勒地區的恐怖主義、西西里島的非洲難民、塞內加爾的性少數群體話題，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在小說《人類最秘密的記憶》中，薩爾化身虛構的作家迪干那·拉提爾·法耶，多年來致力于尋找另一位名叫T.C.埃利曼的作家。據稱T.C.埃利曼一生只出版了一部作品，然而，他始終隱藏在作品的背后，從未公開露面。沒過多久，有人聲稱這部作品抄襲了非洲民間故事，對此埃利曼不僅沒有現身自證清白，反而徹底銷聲匿跡。神秘的埃利曼并沒有留下太多信息，迪干那不得不根據僅有的線索抽絲剝繭。在尋找的過程中，迪干那遇到了在不同時間段接觸過埃利曼的人，由此拼湊出埃利曼在人生不同階段的側面肖像。讀者也一路跟隨迪干那，穿越塞內加爾、法國、阿根廷、荷蘭等不同國家，回溯了20世紀各個重大歷史階段。尋找的對象可以是某一個具體的人，某一段真實的歷史，也可以是某一個抽象的概念。在訪談中，當被問及為何寫作時，薩爾表示：為了尋找更好的問題。作家在《人類最秘密的記憶》中探尋文學的意義，道出了不少“金句”，而這本書在體裁上表現出的豐富性和敘述視角的多元化也完美地呈現了文學寫作的藝術。

有人在調查

安妮·貝列斯特（Anne Berest）《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榮獲2021年勒諾多高中生獎。一天，安妮家收到了一張匿名明信片，明信片正面是加尼埃歌劇院，背面寫著四個名字：埃弗萊姆、艾瑪、諾埃米和雅克。在私家偵探和犯罪學家的幫助下，安妮以這張明信片為線索開啟了調查。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這張明信片的的確確存在，作者一邊著手調查，一邊進行記錄，持續了4年之久，其間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能夠成功解開謎團。隨著一層層抽絲剝繭，安妮得知自己的祖先于1929年離開俄羅斯，輾轉拉脫維亞、巴勒斯坦，最后到達巴黎。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只有外祖母一人躲掉了被驅逐出境的悲慘命運，而明信片上提到的4個人都在1942年死于奧斯威辛集中營。《明信片》出版后，文學界的評價褒貶參半。龔古爾文學獎評委卡米爾·勞倫斯（Camille Laurens）在《世界報》文學副刊上發文抨擊這本書。有人猜測這是因為《明信片》和卡米爾·勞倫斯的男友弗朗索瓦·努德爾曼（Fran?ois Noudelmann）的作品《凱迪拉克的孩子們》（Les Enfants de Cadillac）題材相似，且兩本書都入圍了龔古爾文學獎的第一輪評選。由于這場前所未有的激烈論戰，10月5日，龔古爾學院院士一致決定修改規則，明確了評委會委員的配偶、伴侶或近親的作品不能獲評龔古爾文學獎。此外還規定，在媒體平臺擁有文學專欄的評委會委員不得對入圍作品進行評論。

如果說安妮·貝列斯特通過調查將讀者帶回到20世紀上半頁，那么菲利普·賈納達（Philippe Jaenada）的《獸之春》（Au printemps des monstres）則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以一樁社會謀殺案件呈現了昔日法國社會的圖景和面貌。1964年5月，一個孩子在樹林遇害，名叫呂西安·萊熱的人給受害者父母寫信，自稱是兇手，對罪行供認不諱。被捕入獄后，他開始翻供，力證自己的清白，卻沒有得到回應。他在獄中度過了41年，最后于2008年去世。為了調查事件的真相，菲利普·賈納達查閱了當時的所有報紙，還前往國家檔案館、巴黎檔案館、伊夫林省檔案館等地尋找相關信息。據作者自己稱，有些檔案不允許拍照，他不得不當場小聲地對著自己的錄音機念誦，僅收集到的資料就多達7000個音頻和3萬多頁文字。菲利普·賈納達用了4年時間進行調查，而后又花了兩年用文字把整個事情寫下來，終于在2021年出版了這本內容獨特、信息詳實的作品。圖書封面的照片是呂西安·萊熱的妻子索朗·萊熱，優雅又帶著一絲冷酷，在這本厚達750多頁作品的結尾，作家對她進行了介紹，相對于整本書的內容和基調，這段文字猶如穿越黑暗幽深的森林后看見的一抹光亮。

有人在叩問

2021年伊始，卡米耶·庫什內（Camille Kouchner）的《大家庭》（La Familia grande）宛若一枚重磅炸彈，震驚了法國文壇和政治學界。在這本書中，作家揭露了少年時期繼父對雙胞胎弟弟進行性侵的亂倫丑聞，其繼父奧利維·杜阿梅爾可是政治圈的耀眼人物，早先在高校擔任憲法學教授，曾擔任國家政治科學基金會主席，去年年初，被任命為世紀俱樂部主席，該俱樂部聚集了法國金融、政治和媒體界的精英。因此，無論是亂倫這一話題的敏感度，還是其涉及人物的社會影響力，都足以讓這本書成為今年法國社會繞不開的話題之一。庫什內表示，她希望可以為無數因為害怕、恐懼、內疚、負罪而沉默的受害者發聲。

勇敢打破禁忌的還有作家克莉絲汀·安戈（Christine Angot）。她在13歲至16歲之間多次遭到父親性侵，先后以此為主題出版了《亂倫》（L’Inceste，1999）和《不可能的愛》（Un amour impossible，2005），開了此類文學作品的先河。2021年，新作《東方旅行》（Le Voyage dans l'Est）獲得美第奇獎，被評委譽為作家最好的一部作品。這一次，安戈再一次回溯過往，內容依然是圍繞亂倫展開敘述，但是并不會給讀者一種“已經讀過”的感覺。在安戈看來，不乏一些性侵受害者想發聲，卻苦于找不到途徑，而文學能夠將這些情況呈現在讀者面前，引發社會的關注。文學和現實的邊界變得模糊，文學的現實意義愈發凸顯，也使得非虛構文學受到越來越多讀者的青睞。

現實中的矛盾不止上述種種。社會階級差異、校園暴力矛盾、性少數群體歧視等問題都出現在愛德華·路易（édouard Louis）的新書《改變：方法》（Changer:méthode）中。這位出生于1992年的年輕作家歷時4年時間完成了這部作品，以自傳的形式回顧了自己的成長故事，用文字對過去進行了一場“復仇”。其實早前他的作品《艾迪的告別》和《艾迪的自白》就以自傳的形式講述了自己的過往，只不過這一次更加細致，也更加振聾發聵。愛德華·路易深受法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回歸故里》（Retour à Reims）的作者迪迪埃·埃里邦（Didier Eribon）的影響，我們不難發現二者之間的諸多共同點，他們都是通過讀書改變了命運，離開了原生家庭，作為“階級叛逃者”實現了社會躍遷。他們用寫作叩問底層民眾成長困境，探討階級屬性對個體成長的影響，從個人經歷切入，反思當前社會現狀，完美地演繹了何謂“把自己作為方法”。

除此之外，在2021年法語文學作品中，愛與激情依然不可或缺。弗朗索瓦-亨利·戴澤哈布勒（Fran?ois-Henri Désérable）的《我的主人和我的征服者》（Mon ma?tre et mon vainqueur）圍繞主人公蒂娜和瓦斯科的愛情故事展開，榮獲2021年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書名取自詩人魏爾倫的詩句，行文也提及了魏爾倫和蘭波之間的故事。瑪麗亞·波歇（Maria Pourchet）的《火》（Feu）講述了中年人勞爾和克雷蒙之間充滿激情的故事。顯然，重要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如何講述這個故事。小說在勞爾的第二人稱視角“你”和克雷蒙的第一人稱視角“我”之間交替進行。敘述視角之外，章節的標題命名也很有意思。勞爾的敘述章節是沒有標題的，而克雷蒙的敘述章節標題是由他的健康數據報告構成，包括日期、時間、體溫、心率、血壓。語言簡潔有力，如同標題一般，雖然只有3個字母，卻抓人眼球。

2021年也被稱作“非洲文學之年”，涌現出不少優秀的非洲作家作品，極大地豐富了文學的多樣性和世界性。無論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籍坦桑尼亞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還是榮獲2021年布克獎的南非作家達蒙·加爾格特（Damon Galgut），抑或是法國龔古爾文學獎獲得者薩爾。此前，法國非裔作家達維德·迪奧普（David Diop）的《靈魂兄弟》（Frère d’ame）獲得2018年龔古爾中學生獎，其英譯本獲得2021年國際布克獎，故事刻畫了一個特殊的群體：一戰戰場上為法國作戰的塞內加爾步兵團。2021年，迪奧普推出的新作《不歸路之門》（La Porte du voyage sans retour）依然把目光聚焦在非洲，描繪了18世紀法國植物學家米歇爾·阿丹森在塞內加爾的冒險經歷。18世紀不僅是啟蒙運動時期，也是奴隸貿易的高峰時期。擁有法國和塞內加爾雙重文化背景，迪奧普自然對這兩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及其產生的碰撞了然于胸。作為一部“外撰小說”（exofiction），作家在阿丹森真實經歷的基礎上進行了想象和虛構，描繪了一段動人的愛情故事。阿丹森追隨一名塞內加爾女性瑪拉姆的足跡，從北向南，來到了號稱“不歸路之門”的戈雷島，當時的塞內加爾作為法國的租界，數百萬非洲人在戈雷島登上奴隸船。起初阿丹森想通過在塞內加爾的游歷完成一本關于生物的百科全書，在探索的過程中，他尋找的對象拓寬至一個女人、一門語言、一個民族甚至是一段奴隸貿易史。

縱觀2021年法語文學，主題依舊是歷史與現實相互交織，女性作家作品占據重要分量，非洲作家作品獲得更多關注，新生代年輕力量開始崛起，基于現實素材或新聞進行的創作日益涌現。回望2021年，有人追憶，有人尋找，有人調查，有人叩問，有人書寫愛與激情，不同的主題和內容極大地豐富了文學的多樣性，在對歷史的回溯和對現實的觀照之下，勾勒出2021年法語文學的風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