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非虛構”其實是外國的舶來品，是以真實為根基、文學表達為手段的一種紀實文體的外在稱謂或標簽。而在“非虛構”這個稱謂進入中國并被當今中國文學界的一些人熱捧之前，以中國作協為代表的官方機構將此種文體稱為“報告文學”，民間也有的人稱之為“紀實文學”。既然之前此文體已經有明確稱謂，為何非要用“非虛構”替代并標新立異？并且替代之后還被熱捧？個中原因，非本文任務，在此也不必探究。

就我的編輯實踐和個人經驗而言，我更愿意將“非虛構”僅僅視為報告文學中的一個分支、一種寫法，因而在編輯工作中時常把作者自己標注“非虛構”的稿子歸入報告文學的范疇。我覺得所謂“非虛構”寫作，只不過是作家采訪和寫作的姿態、視角、方式、方法發生了變化，作家在采寫此類作品時更強調在場，注重個人的親歷性，盡可能將自己置身于采訪的全過程，因而有更加冷靜、客觀、深入、細致的觀察和體驗，是報告文學表現手法中的一種。在“非虛構”被熱捧之前，同樣的表現手法，中國其實早已有之，像上世紀三十年代夏衍的《包身工》、四十年代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以及八十年代山東報告文學作家賈魯生的《丐幫漂流記》，都有“真實”的根基和作者“在場”、“親歷”、“體驗”的印記，所以這種視角和手法并非什么新鮮東西，只不過那時候還沒有被賦予“非虛構”標簽，而被稱為報告文學或田野調查罷了。

問題是，由于新世紀以來“非虛構”這個名詞在中國的出現，導致中國這個以真實為根基、文學表達為手段的紀實文體稱謂的混亂，由于本人長年從事文學編輯工作，也在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浪得一個“副會長”的虛名，經常有作家和作者問我，到底如何厘清“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和“非虛構”的界線？這讓我時常哭笑不得、無言以對。若非要我回答，我時常說：不要過分在意、糾纏紀實類作品的稱謂——到底是叫“報告文學”、“紀實文學”還是“非虛構”？這不重要。我覺得不管它叫什么，“報告文學”也好，“紀實文學”也好，“非虛構”也罷，都僅僅是作品外在的一種標簽和稱謂，而標簽和稱謂遠沒有作品本身重要。就像一個人的名字，如果是一個天生麗質的女孩，她不管叫什么都會招人喜歡；同理，一個帥氣十足的男子也一樣，不管他叫什么也同樣會有人欣賞。所以，我覺得作家應該更注重文本本身的成色到底怎么樣，作品本身有沒有新鮮感、可讀性，關注度、思想深度和文學感染力，能不能號準時代的脈搏，洞察歷史、體悟民生、反映現實、揭示真諦，能不能為讀者提供新鮮的閱讀體驗進而引發讀者的共鳴與思考，這是最最重要的，否則就是本末倒置。多年來報告文學創作之所以被一些人詬病，并且被另起爐灶用外國舶來的“非虛構”替代，原因正在于新世紀以來真正意義上的報告文學數量太少。我所說的真正意義上的報告文學，是指那些直面現實、直面生活、直面社會、直面人生，謳歌真善美、抨擊假丑惡，富有強烈感染力的作品，而此類作品在當今相對稀少，正是新世紀以來報告文學創作的最大遺憾與不足，需要引起報告文學作家們乃至文學界的反思與重視。

同時，我還想指出：對于中國文學界來說，“非虛構”的乘“虛”而入，一方面是因為新世紀以來報告文學因題材、題旨、表現手法和生態單一導致的虛弱，另一方面則是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不自信的一種表現，這也正是近年來一些人熱捧“非虛構”的原因。

有作為才能有地位，也才能重樹報告文學和中國文化的自信。

因而，“建構中國式非虛構話語體系”，我以為最重要并且是當務之急，應該是多出優秀作品，但這需要眾多報告文學作家的文化自覺、行之有效的行動力和創作力。更具體地說，報告文學作家要有更開闊的視野，更勇敢的社會責任與社會擔當，更強的選題策劃能力、調查采訪能力和文學表現力，同時需要文化和文學的管理部門和組織部門，為報告文學作家的創作提供更加包容、寬松的創作環境以及相應的創作引導和資金支持。

此外，為厘清目前文體稱謂的混亂，我個人主張還是遵從新時期以來中國作協在各類評獎時采用的稱謂：報告文學。

什么叫報告文學？

我以為，以文學手法對真人真事和真實的社會現象、社會問題進行描寫、反映與揭示所創作的作品，均可以稱之為“報告文學”，它可以涵蓋現有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深度報道、非虛構文學、傳記文學和紀實散文。

何謂“文學手法”？

答：以文學的語言、文學的想象（如對人物所處時間、境況和心理等的揣摩）、情感的抒發、人物言行及相關環境等進行描寫、表述與表達，作品呈現出形象、生動、立體、質感，富于感染力乃至是激動人心的閱讀效果。這樣的手法就叫文學手法，最經典的文本莫過于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

如果中國的報告文學創作能多出號準時代脈搏、觸動社會神經、引起讀者廣泛共情與共鳴的優秀作品，構建與此相關的話語體系才可能成為有根之樹、有水之源，成為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楊曉升，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北京文學》雜志社原社長兼執行主編，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