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九月》的動機，是想構建城市里最常見的一組關系：女主人與家政服務員。因此，這一篇直到結尾部分才出現的那個句子，反倒是早在動筆之前就已經浮現的：“不管彭笑愿不愿意承認，在這座城市里，趙迎春曾經是跟她關系最密切的女人。”

女主人彭笑，家政服務員趙迎春，她們的社會角色、經濟狀況和成長軌跡截然不同，但她們每天都在互相觀察，依稀窺見對方難以言說的處境——比如男性有意無意的缺位，比如婚姻慢慢露出的蒼白底色，比如那些激勵著、也圍困著人們的“目標”：努力奮斗，在一座城市里留下來，或者功成名就，把希望寄托在更為遙遠與縹緲的彼岸。在正常情況下，這兩個女人將會是一對無限接近的平行線。小說家的任務，是尋找一個合適的事件，將她們卷進同一個漩渦，讓彼此的命運產生短暫的相交。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擱淺在這個事件的構思上，只有一個模糊的直覺：那一定跟她們的孩子有關。

所以，毫無疑問，《九月》真正的主角并不是那個叫九月的孩子，而是他的母親，以及他母親的雇主——后者也有一個與九月年齡相若的女兒。最終選擇把九月放置在一個所謂“綜藝選秀”的環境里，是基于對這種刻意模糊真實與虛構邊界的事物的長期觀察。一方面，這是一個完全有可能產生戲劇性沖突的環境，它向年輕人（包括他們的父母）作出改變命運的承諾，又隨時可能奪走它。另一方面，綜藝節目的制作者的命運，也微妙地維系在節目究竟能吹出多大的五彩肥皂泡上。當小說里彭笑的丈夫廖巍突然發現九月不僅僅是一個被家里的保姆硬塞進來的關系戶——他也具有某種可以被利用的潛質時，彭笑和趙迎春的關系，她們之間的“權力結構”就發生了短暫但耐人尋味的調換。于是廖巍說：“我們還可以給他機會的——或者說，他還可以給我們機會。”

這篇小說真正關注的就是這些細微而激烈的調換、傾斜、利用與和解。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我都要提醒自己，抵擋一切正面勾勒九月的真實面目和刻畫他的心理曲線的誘惑。我希望能像菲茨杰拉德寫蓋茨比那樣寫九月，通過彭笑的眼睛看他的輪廓，通過觀眾們的刻板印象去猜測他，同情他，最后遺忘他。我希望直到結局，你仍然拿不準九月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因為這個事件之所以會發生，就是因為這個孩子承受的是來自家長、媒介和社會的多重誤解——盡管這些誤解常常還貼著愛的標簽。這些誤解最終壓垮了他。我們能確定的只有一件事：無論是趙迎春給他的劇本，還是廖巍和彭笑給他的劇本，抑或是“粉絲”對他的想象，都離他的真實人生很遙遠。在閱讀這個故事的過程中，也許你會想起一兩個突然走紅卻又黯然消失的“草根”明星的名字，但九月可能是他們，也可能不是。

廖巍和彭笑與女兒廖如晶的關系——他們之間無可逆轉的疏離——也同樣是若隱若現的。在這個故事里，它最大的功能是提供趙迎春與九月之間關系的鏡像，表明誤解和創傷并不會因為階層升高而得以豁免。與此同時，在故事的最后，當趙迎春出走，彭笑在記憶中把關于九月與晶晶的“思緒的碎片”混在一起時，這兩個女人之間，終于發生了真正意義上的同情與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