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與記憶，終將構成一個人的文學地理。

我的文學人生聚焦在兩個點上，一點是鄉村生活，一點是企業生活。我的童年和青少年在鄉村度過，畢業后一直在企業工作。期間在城市短暫的求學經歷，仿佛成了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構建的一個緩沖地帶，或者說成了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之間的斷裂與銜接。工業文學與鄉土文學都是對人性進行勾勒與描述，只不過是人的生存地理位置不同。無論鄉村題材還是工業題材，寫的只是不同生活場景中的人的處境、人的精神境遇和心靈遭際。小說所著力探究的，終究還是人的內心，是人性的波瀾起伏和幽微明滅。

加繆在《寫作的光榮》里有一段話：“寫作之所以光榮，是因為它有所承擔，它承擔的不僅僅是寫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憑自己的力量，和這個時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擔我們共有的不幸和希望。”由于故事的架構能力以及語言才華的局限性，我還無力承載這份寫作的光榮。這段話于我而言，也許只是一個虛妄的錯覺，但我也愿意為此耗盡自己的平庸。所以，我渴望寫出的每段文字里都能散發出時代的微光和人性的余溫。

小說集《余溫》收錄了近兩年來發表的10部中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各5部。

“歷史是一堆灰燼，但灰燼深處有余溫。”（黑格爾語）“余溫”仿佛有了無法言說和難以呈現的本質。驀然想到這個語詞，居然會剎那間眼潮。若有若無的溫度，像握在手心里的沙子，正一點點散逸。這個詞似乎混雜了得到和失去兩種質疑的情緒，既暗含了失而復得的喜悅，又有稍縱即逝的悲傷。

“余溫”的確很難擔綱一本小說集的主旨，像結束，又像開始，所以很難把握。但我還是選擇了用“余溫”這個詞作為文集的名稱。我愿意把“余溫”放置在這個特定的語境里，去表現當下的社會關系和幽微的人心世界，讓復雜的情感作為敘事介質，把人心的變化作為敘事推動力，從不同角度捕捉和放大那些小人物的雜亂聲音和細微表情，給隱秘的人性賦予可見的、有溫度的呈現方式。“余溫”更像文本的隱喻和縮影，將會浸潤在這個集子里不同題材的小說場景中。如何讓文字有溫度，一直是指引我創作方向的路標。

《比鄰》描述了兩代三戶人家，攜帶著不同的生活錯覺，有日常生活中的荒誕扭曲，在蠅頭微利里滿腹心機地糾纏，彼此爭斗又相互容納。一起事件引發的不是另一起事件，而是一組如矢量般向四面輻射的事件，所有的人都裹挾其中，但最終將其彌合的還是人性的溫暖，因為它始終藏在情感交往的罅隙之中。時代的變遷導致了價值觀的“顛覆”，使他們卸下了所有的偽裝，消除了所有的時空障礙。小說用“鄰里關系”來映像世界，當充滿溫情的敘事退場后，希望世界能被留在一個有“余溫”的空間里。《寒鴉歸林》很像一篇“還沒有來得及發生，就已經結束”的小說，主人公胡曰假惺惺的溫情不是道德的“余溫”，而是貪欲膨脹的慢性毒藥。在這種戲謔和反諷的敘事里，小說表達了對貪官另類形象的批判和反思。《人生只若初見》里李二虎和羅小丫的愛情，在“時勢權力”的誘惑下，最終演變成了一場愛情坍塌。追溯故事背后的迷離情節或許毫無意義，不過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的隱秘創痛，或者“不思量，自難忘”的傷感情懷。其實，愛情也有“余溫”，就像一只敏感的鱗翅目昆蟲。如果習焉不察，它將在風中逃遁得無影無蹤。所以轉瞬之間，愛情往事已來如飛花散似煙。愛情更像謎語，用開頭猜測結局終是徒勞。如果是勢利讓愛情變得脆弱，那什么才是鍛造愛與情的鐵和砧呢？《血豆腐》以活色生香的“血豆腐”為隱喻，每個人何嘗不是在渴望來一碗能補充“元氣”的食品？這是功利的實用主義想法，這種強大的動機來自人的本性。如果真能吃啥補啥，倒希望胡太平的“善”與“愛”能成為一碗熱氣騰騰的“精神血豆腐”，用“余溫”來與社會內卷碾壓下的眾生進行一場和解。《橋坪的橋》里的駐村干部付洪，通過發掘張祖武的人性“余溫”，點燃了他突破鄉村貧窮困境的創業激情，也將他打造成了“農村新人”，是“扶貧先持志，扶貧先扶智”的一場彩排，更是對新時代語境下農民精神史的新呈現。文學是另一種歷史的記錄，它是有溫度、有氣息、有肌理的歷史記憶，它保存的是一個時代的肉身。在這個扶貧攻堅的火熱時代，多么希望“橋”所呈現出來的，不僅是新與舊的對峙、破與立的糾纏，也有時代的煙火氣、鄉村光影交織的生活，還能托舉起扶貧干部的形象……

《崔家塘》《余溫》和《挖坑》，故事里的“我”“李樹明”和“張二林”，都是聚焦當下鄉村生活里的小人物，卻張揚著為時代賦形張力的意圖。我曾經生活過的鄂西南山區，許多村莊只有老幼留守，傳統村社結構在悄然消解，而鄉村倫理和禮治秩序在數千年的變遷中還能維持原生樣貌，是因為它隱藏著秘密，承載了希望，也貯存著時代記憶。這幾個短篇不是遠距離觀察的“回鄉偶書”，而是通過深入細部、毫不避諱的鄉村敘述，將愛的“余溫”平整地熨進小說里的日常生活。生活的流水向生命低洼處匯集，在復雜混沌的狀態里，也包容著泥沙俱下的人性。如《余溫》試圖把他們（李樹明、張二林）內心的懺悔、反省一一折疊好，他們用溫暖彼此靠攏，像求生，去救贖物傷其類的痛。他們最終用“還牛”的方式，找到了原諒的道德減震器。“他們”判斷事物的價值觀可能并非對錯，而是善與惡或真與假，這恰恰也是文學應該暗含的一種情緒和認知方式。雖然這點“余溫”式的良知光亮，顯得那么微弱、搖曳、不確定，但“他們”在妥協中的抗爭里、在庸常中升起了人性余溫，用善良和愛映射出了“狹隘里的偉大”。《燈籠》和《城防圖》是一組紅色題材的小說，以鄂西南山區和宜昌城為背景，講述了崢嶸歲月里的兩個傳奇故事。作為精神鏡像和文化遺產的紅色故事，有著遙遠的記憶，也有恒久的溫暖。

“余溫”像帶著某種小小的使命，就是要讓那些深長的往昔蘇醒過來。不是我一個人的往昔，而是一個我們經過的這個時代的往昔，是那個與我們現實生活對照的往昔。如何讓語言把人性的溫暖之光映射出來，直指世象人心，也許這才是這本小說集最想表達的。希望這部小說集能夠給讀者帶來那么一點短促、內斂的“余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