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兩年前的某天晚上，母親告訴我，她同事的小區里出了一個逃犯，小區各大門口都停滿了警車，連夜搜捕。母親沒有多說其時那位同事的心情如何，是否有所恐懼，還是僅僅是好奇。但經過她的轉述聽到這個事件時，我無疑感到了一層神秘和傳奇色彩。幾個月后，它被寫進了這篇小說。

創作之前，我琢磨了很久，為什么這個故事框架會使我如此著迷，并試圖讓這個答案滲透于小說的各個角落，成為統攝全文的調性。我想，也許是一種“不確定性”。用現在的網絡句式來說，就是：“好像存在，但又沒有完全存在。”逃犯在這個小區的封閉環境中，正如薛定諤的貓一般，在結果揭曉之前，既可能再度犯案，也可能就地伏法，隨時都會出現，也隨時可能死去。難道不是人生的一個絕好縮影嗎？它一下子讓我想到了胡塞爾的“懸置”理論、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以及《金剛經》中的“非法非非法”等一系列思想。于是，作為逃犯鏡像的張有生便應運而生了。在一個不確定的、變動不居的、存毀皆在一瞬的生存處境中，人生的“取證”就顯得尤為重要（盡管或許也是徒勞）。這便是我創作這篇小說的基本出發點。至于最終落地到文本上，是否成功地展現了這個創作意圖，就由讀者們評定了。

在創作這篇小說的過程中，我還時常想到畢飛宇的短篇小說《五月九日和十日》。它對我的創作，無論是語言還是某些主題的聯想，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盡管已努力避免模仿，大約還是東施效顰了。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