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篇小說對社會焦點問題進行回應，在貼近中國經驗的敘述中傳達關于我們這個時代的世情信息與精神氣象，承續了新時期以來中篇小說專注于社會結構剖析中發現問題以及文以載道的敘事傳統，同時，創作主體于新時代世俗生態中竭力探秘生活的潛流，在多向度透視中逼近人性結構與精神肌理。

農民工進城后的境遇是新世紀現實主義小說表達人文關懷的重要視點，為作家反思城鄉文化差異視域中個體的命運提供了文學想象的空間。肖江虹《南方口音》在城鄉視野中考察代際矛盾。方言問題引發的爭端演化為兩種文化的對峙。作品在現代文明與原鄉文明之間的交鋒中揭示“鄉音”在當代語境中的尷尬。胡學文對城鄉二元結構的復雜性給予持續跟進，新作《跳鯉》中，為了在城里站住腳跟，主人公在卑微的生存中滑入悖論的深淵，最終不得不以婚姻的解體為代價。作者以婚姻變奏曲的模式重新打量農民工與城市的關系，展示了人物陷入困境后的奮力掙扎與復雜情感。無法跳出宿命之局的人物也出現在胡性能《三把刀》中，外賣小哥劉文明偕妻進城，意欲扎根城市而反被羞辱，老杭老實本分卻屢遭騙局，余慶表面風光而實則逃亡之身。愛恨情仇交織在情節沖突與人物關系之中，營造出隱秘晦暗的敘事氛圍。作品以網狀敘事揭示了利益鏈條中生命的脆弱與生存的荒誕。

隨著老齡化時代的來臨，老年人生存現狀持續成為近年來中篇小說關注的焦點。陳倉《桃花鋪》以詩化的老年想象突入人物靈魂，從陳老漢心理視角鋪開關于兒子歸來的虛幻鏡像。兒子所生活的大都市和桃花鋪之間的距離在這種想象中無限延伸、放大，強化了老人孤獨凄涼的心理與自我靈魂安放的落空。與這種無望的孤苦不同，文珍《有時雨水落在廣場》中父親不僅被孩子所接納，而且在廣場舞中邂逅知音，暗通款曲，然而，發展成為伴侶的努力終究還是徒勞。如果說感情上的擱淺是老年人面對孤獨的一種闡釋，那么，王手《云中飛天》、范小青《漸行漸遠》的主人公則以不屈不撓的主人翁姿態對晚年生活的虛空狀態做出強勢的抵抗。王手小說中女主人公試圖在“云中飛天”舞蹈團中尋求安度晚年的空間，而讓她未曾預料的是，那里絕非一片凈土，而是不折不扣的爭權奪利的場所。如果說融入集體生活是一種“誤闖”，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老年人面對“生”的無趣與無解的局面，那么，范小青的創作正是從中受到啟發，試圖在蕩不起一絲漣漪的老年生活中制造些許“生趣”。作品描寫倔老頭子雖年逾古稀卻不服老的種種行為，而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舉動的背后是基于內心不甘的反抗，這種反抗事實上又只是一種幻覺，甚或一種“強撐”，反而成為自己和兒女的“累贅”，結果自然是對“老去”的認命。就小說敘事進向來看，兩部作品突破了以空巢老人為主體的悲苦言說，揭示了老年人在生活場域自我開拓中主體意識的覺醒及其主動出擊的生命姿態，在創作主體終極關懷意識燭照下探究老年生活的種種可能。

問題意識是2021年中篇小說創作的自覺追求，也是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得以深化的重要指標。熊湘鄂《后遺癥》看似一部為弱勢群體呼喊代言的小說，實際上文本蘊涵不止于此，還涉及官場腐敗、“拼爹”現象、英雄解構等多重主題。主人公莫厚實善良、正直、慷慨，但因為曾經改名，擁有“英雄”光環卻無法證明自己身份，當然也就難以實現利益訴求。小說以身份的難以確證，暗示在瞬息萬變的時代語境下人對自我的審問。杜斌《馬兒啊，你慢些跑》聚焦傳統民族產業發展所面臨的困局，以豆腐文化博物館建設用地遲遲不批的追問打開敘事，對所謂高端產業優先發展而把傳統產業拋在腦后的狹隘發展觀念提出尖銳質疑，同時也照見了當前產業優化升級形勢下人心的浮躁與市儈。余一鳴《請代我問候那里的一位朋友》同樣顯示了現實主義批判鋒芒，通過昔日貧困生在非常態“成長”中心靈畸變的悲劇，表達了作者對高智商人士陷入市場主義怪圈的隱憂，顯示了創作主體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擔當。上述作品深切關注社會問題與時代命題，可以說均屬在場主義的寫作，而揭出病根，引起療救的注意，本是現實主義文學的核心要義，也始終是中篇小說創作不可推卸的責任與使命。

在藝術中體驗生活、開掘生命意蘊是近期中篇小說創作的重要面向。陳集益《大地上的聲音》、王松《梅花煞》是近年來體現這一敘事路數的中篇佳作。這些作品以主人公傳奇藝術人生的講述激活了被歷史煙塵所遮蔽的民間藝人身上所蘊藏的人性光輝，而馮驥才《多瑙河峽谷》、韓東《臨窗一杯酒》等作品則把鏡頭直接對準當下世俗生態，在生活藝術化和藝術世俗化的雙向敘事中呈現出一種荒謬的生命狀態。藝術人生就是戲劇化的人生，如馮驥才所言，可能性是生活的本質，生活充滿變數與無常，誰都有可能稍不留神就會走到自己的對立面。馮驥才小說中主人公肖瑩待人處事全憑感覺，猶如她跳舞絕非表演，而是為了釋放身心的能量和對美的感受。在男友是否去國外發展的問題上，她也是全憑一時的興致順水推舟，葬送了一段浪漫的愛情。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她又不免輕率地選擇嫁入豪門，把感情的天平轉向世俗，走向另一極端。作者用舞蹈語言暗示了這種戲劇性的情感裂變：一只失群而落寞的白孔雀在一片虛幻中化為一種“孤獨的美”，但在情感變故之后，沒有了“痛苦的掙扎”，而是陷入了失魂落魄的“迷茫”與“彷徨”，落入俗套，流于膚淺。肖瑩舞蹈演出的俗化是其思想裂變的自然顯露。如果說馮驥才的敘述所遵循的是藝術人格演變邏輯，那么，韓東則把故事的推進作了詩化處理，或者說，在小說中生活本身被詩化了。齊林是當代詩歌界的權威，毛醫生是詩歌發燒友，而齊林岳父生病住院讓兩個人有了交集。韓東敘事的創新在于，毛醫生用詩歌語言暗示病情，而齊林自然也能領會其中三昧。詩歌語言的暗示性既回避了對生死敏感話題的直接言說，又能誘發讀者微妙的聯想。同時，父親的死亡成就了玫玫在詩劇中的本色表演，她仿佛是與亡父的靈魂對話，能在“瘋狂”與“清醒”中出入自如，這也正契合了詩劇主題：個體的毀滅并非死亡，而是人還活著，內心卻已垮掉。藝術源于生活，同時生活充滿了藝術。兩部小說打破了傳統的小說美學，而在藝術邏輯與日常邏輯的對接交織中展開敘事，豐富了小說的精神空間，提升了小說的美學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