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移動計算、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新科技的出現和洶涌迭代，技術生態在變革社會生態的同時，也勢必引發藝術生態的改變，引發有關文藝創作、藝術精神、藝術審美與人文價值的深刻反思。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一切創作技巧和手段都是為內容服務的?？萍及l展、技術革新可以帶來新的藝術表達和渲染方式，但藝術的豐盈始終有賴于生活。要正確運用新的技術、新的手段，激發創意靈感、豐富文化內涵、表達思想情感，使文藝創作呈現更有內涵、更有潛力的新境界?！碑敶乃噭撟饕獔允厝嗣裥?、開辟新境界，如何處理好同科技發展、技術革新的關系是一個繞不開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需要審慎推敲和辯證思考。

新技術環境對文藝形式創新和文藝空間開拓的促進，是一部一再奏響的歷史進行曲：造紙、印刷、照相、電影電視的誕生催生了無盡的藝術創新潛能釋放，并相應形塑了新的藝術審美方式和審美類型。法國媒介學家德布雷以一個唯物主義者的姿態考察技術領域迭代變遷與宗教意識形態、藝術意識形態和政治意識形態的關聯，指出“通過將造型語言的發展同物理載體、散播技術和市場的發展聯系起來，它可以革新我們對現代藝術的理解”。

科技發展、技術革新，對于藝術生產和藝術接受的劃時代影響，絕不是藝術史變遷的外部視角和附加因素，而是內在的基礎變量。技術改變生產力，在深刻影響物質世界的同時也必然深刻影響人類精神世界，催生新的美學和新的審美接受。這一邏輯脈絡像一道歷史延長線，從久遠的藝術史上空劃過，切入到當今藝術生產和藝術表達的肌體之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比如當今時代勃然興起的各種數字藝術和跨媒介藝術形式以及相應的創作群體的涌現，比如人工智能寫作、人工智能音樂、人工智能繪畫等等新的藝術創造方式對人類想象力的開拓，比如數字影像技術對戲劇舞臺空間和電視節目形態的重塑，比如區塊鏈等新興技術/新媒介技術對于文藝生產產業鏈價值的延展……

可以說，今天的文藝創作已經無法脫離新的媒介技術的語境，如魚在水中一樣日益打上了濃厚的數字技術、多媒體技術和人機共生的烙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希望廣大文藝工作者堅持守正創新，用跟上時代的精品力作開拓文藝新境界”，這提醒我們，對這種文藝創作生態的改變，我們必須采取一種與時俱進的積極和開放的態度，因為事實上這已經成為當今的文藝工作者“守正創新”和“跟上時代”的題中之義。我們不能因為新技術環境對于藝術生產和審美接受的深刻影響，而走向一種“技術中心”的文藝創作觀念，走向炫技式的手段應用和技術堆砌，走向算法宰制下的只見“比特”不見人民。這里需要強調新技術環境下文藝創作的兩個辯證：“文質”之辯和“體用”之辯。

“文質”之辯也就是形式/技巧/手段與內容之間的辯證關系?？鬃拥膫魇烂浴百|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雖然古遠，但卻是對此再好不過的凝練闡釋；具體到當下的科技變革時代的文藝創作，則“我們必須明白一個道理，一切創作技巧和手段都是為內容服務的”，“正確運用新的技術、新的手段”，是為了“激發創意靈感、豐富文化內涵、表達思想情感，使文藝創作呈現更有內涵、更有潛力的新境界” ，而不能搞成以文代質的“買櫝還珠”。沒有扎實內容和內在價值的聲光電的數字演繹，只能成為無意義的技術展演；沒有深刻的基于人性和人類歷史的人文體驗，人工智能對于藝術創作邊界的沖擊，在片刻驚艷之后，往往只成為由機器算法引領的無靈魂的文字游戲。

無論在技術形式和技術手段上怎樣令人眼花繚亂甚至拍案叫絕，如果沒有堅實的內容支撐，就一定不會成為豐盈的“文質彬彬”的藝術；文藝形式的創新如果沒有孔子所向往的文采和質樸的完美結合，即使能成為一時的噱頭和暫時的熱點，也只能是曇花一現，隨之而來的也只有審美疲勞，變成新技術環境下文藝創作的“文勝質則史”。畢竟，文采超過了質樸，就難免流于虛浮。

有內涵有品質的文藝創作，必須依賴和仰仗“生活”這眼源頭活水，而不可能僅僅通過技術手段的空洞集聚和藝術門類的機械交叉自動實現。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指出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難道在新的技術環境和新的技術語境下失效了嗎？對此，劉慈欣等作家藝術家有著清醒的認識，表示“科技發展、技術革新可以帶來新的藝術表達和渲染方式，但藝術的豐盈始終有賴于生活”。所以，時代生活始終是文藝創作源泉，即使是看似天馬行空無所系縛的科幻作家，也深知“優秀的科幻作品源于偉大的時代”。

“體用”之辯來自于中國古代哲學范疇，是指文藝創作中的技術使用、技術作用與作為民族的文藝和人民的文藝的“社會主義文藝”這一“本體”的辯證關系。簡言之，技術變革催生的文藝形式創新、文藝空間拓展，必須服務于人民，服務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就是人民性和民族性應當是運用層出不窮的新技術手段譜寫激動人心的新中國文藝曲譜的如椽大筆，成為萬變不離其宗的指揮棒。

任憑技術變遷流光溢彩，形式手段推陳出新，習近平總書記“心系民族復興偉業”和“堅守人民立場”的殷切希望，在文藝工作者心中也始終應有千鈞重量。

文化自信是民族復興的重要支撐，也是民族復興的集中體現。而審美上的自尊自信必然是這種文化覺醒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今中國的熒屏上，河南衛視“中國節日系列”節目、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國家寶藏》和《經典詠流傳——致敬英雄》等節目靈活運用嶄新媒體技術和媒體手段，將現實和虛擬相融合，美輪美奐而攝人心魄地呈現了國風國韻，彰顯了民族美學的精神；而也有一些藝術作品，在運用了所謂的前沿技術和炫酷手法的同時，其有意無意表現的仍然只不過是內化著西方文化霸權的審美依附和自我矮化。我們在這里講“人民立場”，除了因為“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內在要求和根本立場——這一點不會由于技術環境的改變而動搖，還因為我們在數字時代和人工智能時代的文藝生產中的確面臨著“只見技術不見人”的迷失，面臨所謂“比特暴政”和數據主義壓縮甚至瓦解人文空間的深刻挑戰。

在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虛擬現實和元宇宙等技術愿景深刻影響藝術世界的趨勢面前，張揚“人”的主體性和人文價值，并不是空洞的宣稱。人機共舞的時代，不應滑向機器對人的吞噬。先進技術的使用有助于藝術生產力的解放，但是仍須回到那個我們耳熟能詳的命題：解放和發展藝術生產力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文學藝術的比特空間和人工智能的藝術生產即便再前沿、再光彩奪目，也依然要追問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喪失人民性內涵，走向技術對人的統治，把那些最廣大的普通勞動者，變成數字時代里藝術生產和藝術審美的“邊民”“貧民”，這無論如何都是沒有正當性和得不償失的。

綜上，正如作家柳青說過的，“每一個時代的文學，都有新的寫法”。在數字科技賦能藝術創作的時代，在藝術與技術、美學與科學深度融合的時代，文學藝術自然應該有新的寫法和新的表達方式。但這種書寫和表達不能“只見技術不見內容”“只見技術不見生活”，更不能“只見技術不見人”。明晰和堅守新技術環境下文藝創作的“文質”之辯和“體用”之辯，對于數字時代開拓社會主義文藝創作新境界、以“人機大同”為愿景建立中華民族新文化和新藝術，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