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確定地講，這是我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而不是之一。

如果有后人研究，我也將如此提示。身為詩人，同樣作為一位評論家，我可以負責任地對自己的作品下此斷語。

這也是我寫作間歇最短的一部詩集。是我寫作距出版時間最短的一部詩集。——要知道，我的第一部詩集寫作到問世用了整30年。而這部詩集的全部寫作不足三個月。但這三個月之于我，心理上并不比30年短，時間在此呈現的質地又哪里是長度和數量能比！是的，不同之處在于，這部詩集真實錄記了我生命中最艱難最晦暗也最殘酷的歲月。

2016年5月6日，我和哥哥赴青島將母親的骸骨安葬大海，完成了母親一直以來海葬的遺愿。24日我確診乳腺結節并做局切，30日出院。當天父親體檢結果不好，6月24日父親確診胰腺占位早期，當天我手持電話，一邊囑托友人應對困難，一邊抵抗自身病痛，心緒已然跌入人生的谷底。父親月底來京，多方論證后于7月12日手術并于25日順利出院。兩個月來的心身磨折，或是成就這部詩集的關鍵。

而這一切的發生與完成，在我5月8日電話中答應朋友約稿時絕未想到。

是。我從未在一部作品中這樣直接、開放、斷然，從未這樣從身體到心靈到靈魂全然打開，釋放本心。這部以斷句面目呈現的詩集之于我個人的價值超出一切文字，這可能也是生命的隱喻。畢竟，藏在評論之后的文字多思、猶豫、沉郁而懷疑，當生命中的一些事物猝不及防，推至面前時，你所能使出的應對可能只會是詩。

“剎那”，本是我第二部詩集的書名，那部詩集計劃輯入上世紀90年代至2016與詩神的相遇，也已整理大半，但不意與死神擦肩，這一書名借用于這第一部詩集或許更為合適，當然也是我第三部詩集，第二部《錦瑟》詩集已出。或許起初，這個“剎那”就已有某種轉折或須直面的巨大隱喻。只是我未曾意識。我想說，在此最艱澀最陰霾時刻，是詩救了我，那些詩句，如一只只援手，拉我從地獄的門口走了出去。

一行行幾乎不曾細想而是紛至沓來的句子，如長長隧道的一束束亮光，讓我看到的不只是隧道中長的暗的現實，更是暗黑隧道外不時閃現的光芒與明媚的召喚。

我想，這就是病痛中的一種引體向上的力量。我從未如此強有力地感受到詩意的強勁之美，以前我只是迷戀于它低吟的柔弱的美，它纖弱的樣子曾是多么吸引我呵，而今我見識了它抵抗的美，如此不一樣的精神，在詩中完整地呈現，以致我有時在寫作過程中對病痛能保有一種復雜的感激的心緒。

也許這正是一種“作為隱喻的疾病”。而這正是與我同病的蘇珊·桑塔格在上個世紀寫下的對抗之書的書名。在那部書中，她講：“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于健康王國，另一則屬于疾病王國。盡管我們都只樂于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么一段時間，我們每個人都被迫承認我們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疾病，以剎那的方式呈現，而與之對面的人，則須通過探索去找到本心之藥。

這部詩集見證尋找，見證重生，是我重新得到另一個王國護照的一種方式。

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在評論沃爾科特詩歌時曾講，他的詩“已超越了自我質疑、自我探索、自我診治的階段而變成了一種公共的資源。他不是鼓動家，他所能鼓動起來的是寬宏大量和勇氣。我相信他會贊同霍普金斯的觀點：感情，尤其是愛，是詩歌的偉大的動力和源泉。”我欣賞這個評語，它確切地說明了詩必然要超越一己的“自我置疑、自我探索、自我診治的階段”，而變成一種“公共資源”。這部詩集的印制正想還原這一動機，而成為“公共資源”的目的不是為了某種鼓動，而是保有一種先于文字的樸素信念，感情的，“尤其是愛”的信念，我認同它必將超越病與恨，是“詩歌的偉大的動力和源泉”。

最后，感謝朋友們，原諒我不能一一寫下你們的姓名。那一張張面孔上的關切、焦慮、不安與期待也是這些詩句產生并牽引我回到你們中去的強有力的動因。

記得數年前與先生在法國，常聽當地人講到一句諺語，“c'est la vie”。中文譯為“這就是生活”。無論好壞，生活就是生活，承認它也好，改變它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中的快樂，快樂才是生活的目的，同時也是詩的目的。

C'est la vie！法國人認同它也許是在諸多煩惱之上還承認生活有其喜感的一面。生活的本質就是多種多樣的，一樣不能少，但是最重要的在于從中找到生活中最本真的我。無時無刻，這個找到，便是快樂。

這就是生活。

而生活給予我們的愛的體驗，無論其充盈、豐裕還是缺失與教訓，都是詩的，是詩的重要源泉。

寫到這里，我的面前現出一道彩虹，現實中我不斷地與之相遇，仿佛神啟。2016年5月23日傍晚，術前一天，它出現在北京上空，我在協和病房中仰望著它，心生感慨。正如現在我要交出這部詩集一樣，心中的虹又哪里會沉入黑暗。

“立虹為記”，這個我曾經用過的一部評論集的書名，又于心中浮現，如果詩集真的要有一個題辭，作為這部詩集的扉頁之詩，那么它，同樣，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