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子在裝飾有捍撥的琵琶上劃過，音聲明亮，那是白居易潯陽江頭聽過的“大珠小珠落玉盤”；對舞的女子快速旋轉，衣裙飄飄，胡旋舞的節奏張弛相續——不久前在上音歌劇院上演的這一場《絲路之樂·唐韻回響》音樂會，是上音人在大量音樂文獻和傳世、出土文物的研究基礎上，以精心復原的唐代樂器，編配古樂，并結合多媒體設計，所呈現的一場精彩的唐代樂舞盛宴。

時隔千余年，唐樂唐舞究竟如何，重現絕非易事，宋人在筆記《碧雞漫志》中就已提及唐代《霓裳羽衣曲》等樂曲創作流傳的多種說法。多年來，上海音樂學院有學者們如葉棟、陳應時、何昌林、趙曉生、應有勤等對唐代音樂持續研究。其中趙維平教授多次海外訪學，對留存的唐代樂器樂譜著力深耕，搜集了近兩萬頁高清古樂譜，探究古樂的旋律、音高與節奏，并帶領團隊比照文物尺寸和材質，復制了諸如四弦曲項琵琶、五弦直項琵琶等三十余件唐代樂器。正是在對上百種海外現存樂譜的拍譯、題解中，在對敦煌壁畫、出土文物的揣摩懸想中，唐代音樂的絲竹之美、樂舞的氣韻生動，才越過千年時光，在觀眾眼前閃耀出大唐的光輝。

這臺音樂會的演出目的是為了接近真實展現歷史，所選曲目都來自文獻與曲譜記載，既有篳篥、笙、尺八、琵琶、阮咸、羯鼓、拍板等組成小樂隊演奏的唐代教坊曲《急胡相問》，也有樂器獨奏的曲目。其中，琵琶獨奏《傾杯樂》，是根據《敦煌琵琶譜》中兩首《傾杯樂》的譯譜組合而成。唐人筆記有云，這一樂曲在唐玄宗時與舞馬有關。唐玄宗曾經將舞馬分為左右兩部，命域外貢馬使者馴教，無不曲盡其妙。奏《傾杯樂》時，舞馬披著錦繡，金銀珠玉裝飾鬃鬣，它們在樂曲聲中昂首搖尾，動作無一不與曲子節拍相合。據稱當時還設有三層板床，令人乘馬而上，旋轉如飛。在這激昂的樂曲中，可以想象駿馬飛揚的身姿，加以整齊如一的踏地節拍，是怎樣一種氣宇軒昂的景象！而樂工數人立于左右前后，都身著淡黃衣衫，佩玉帶，年少而秀美，與舞馬的力量形成鮮明的對比，調和了樂曲的剛健，形成豐富的審美層次。這一樂舞多于唐玄宗生日千秋節時勤政樓下演出，至今可以在陜西歷史博物館所藏的舞馬銜杯紋銀壺上尋找到蹤跡。舞馬雖已不存，但在上音歌劇院劇場的琵琶聲中，歷史文獻的記憶片段被激活，《傾杯樂》這一剛柔相濟、中外文化交融的唐代樂曲在耳畔回響，這是今人對唐人的一次探訪。

對唐代音樂文化的追尋，可以說從同時代的日本就已經開始。現存于日本京都的正倉院，建于公元750年，正值唐朝盛世，唐風東漸，中日交流頻繁，正倉院珍藏的日本圣武天皇用具中許多即源于唐朝，這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螺鈿紫檀五弦琵琶，那是唯一存世的一面唐代五弦琵琶，為今天的唐代音樂研究乃至樂器復制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而音樂會上的古琴獨奏《石上流泉》這一曲目，其名稱原本為六世紀的古琴譜所記錄，原曲則由遣唐使傳入日本，后保留在日本十二世紀末的琵琶譜中。經比較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的演奏者發現用古琴演奏更符合樂曲的本身規律，所以用古琴恢復呈現了它原初的面貌。琴聲潺潺，引人遐思，千余年來文化之源流往復就在這樂波中蕩漾。

正是緣于對大唐文明的向往，敦煌壁畫上的樂舞圖，石窟藻井中的寶相花，唐人銅鏡的圖案，絲路樂舞俑的衣裝……都成為此次音樂會上舞美設計的素材來源。與傳統的絲弦相比，多媒體的設計讓唐代音樂有了更多變化的載體，舞臺上唐人妝束、或坐或立演奏的音樂家們帶來流動的樂音，而舞臺背后則同時有畫卷徐徐展開，帶來一幕又一幕變幻的情景：或是重檐華氈，令人仿佛置身于敦煌佛國聆聽妙音；或是蘆葦搖曳，明月漸升，山色夜色與音色融為一體，那是器樂合奏的《西江月》；又或是留存的敦煌古曲譜，文字記載與現場的演出合二為一——唐代音樂中的意境與背景完美呼應，相得益彰，給觀眾帶來一場流光溢彩的演出，應該說這是唐代文化多側面研究成果的體現。

追尋唐代音樂文化的精妙，是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這種求真求美的藝術呈現，無疑將獲得觀眾的高度關注。這種關注，始于我們對傳統文化了解的渴望，也緣于我們在世界文化的殿堂里創造美、分享美的動力。

唐代筆記《羯鼓錄》中記載了一個小故事：二月的清晨，宿雨初晴，景色明麗，熱愛音樂的唐玄宗取來羯鼓，縱擊一曲《春光好》，伴著鼓點聲聲，柳杏隨之萌發……

我們有理由盼望這場舞動大唐、樂滿人間的音樂會，同樣會帶來一曲春光好。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