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

我對自然的記憶基本上固定在童年，而且似乎以后就不再生長了。在我們那個年代，自然意味著農村，這兩個詞是畫等號的，它的基要含義是貧窮，而貧窮是需要逃離的。在倉廩未實之前，成年世界的自然是邪惡的，因為人要殘酷地以體力和心力與其搏食，所謂“面朝黃土背朝天”，就是在藍色天空下螻蟻般匍匐在貧瘠的黃土上刨食。它與城市相對立，城市高踞在自然上面，不受風吹雨打和四時輪換的不測的威脅，旱澇保收地過著穩定的生活。我為什么會對自然有這樣的印象？原因在于我從滿月就被我當鄉村醫生的母親抱到一個自然村，一直長到十歲，我與農村孩子無異。我的玩具只有水和泥巴。當然欲望未被釋放前，我是很滿足的，年幼的我無須像大人一樣擔心柴米油鹽，所以我是能體會到自然的原始之美的：比如我喜歡緊貼大地，或者流水，就是百無聊賴地躺在汀江邊的沙灘上，光著身體緊貼沙子，我能聞到沙子與泥土一樣，會散發隱隱約約的腥味，你說它是香味也行，一個熱愛自然的人首先不是用視覺描述與記憶自然，是用嗅覺，直到起身的時候，我的小雞雞上沾滿了沙子，一陣刺痛。

還有一個我最喜歡的動作：就是選擇一塊淺至腳踝的溪水，在黃昏時躺下來，大字排開，這時你的周身都是溪水在嘩嘩嘩流淌，天空在你上方極遙遠處，像哲學一樣移動……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你躺久了，會產生幻覺，尤其是我將耳朵浸入水中時，聲音立即被屏蔽，漸漸遙遠甚至消失，天空就變得奇怪，可疑。直到太陽西斜，慢慢地收盡它的余暉，我從溪水中起身時，渾身冷得顫抖。我回到了現實，想著怎么對付即將責問的父母，自然和父母，就在我的兩端，我一端連通著自然，一端連通著父母，前者是我的臍帶，后者是我的義務，成長是與自然的遠離相對應的，這很像有轉世重生記憶的兒童，知識越多，前世記憶就越衰減。直到我成長為一個作家，入駐城市，自然就基本只留在筆端了。我不說城市看不到星星月亮等等套話，真相是：就算能看到你也不會去看了，你心里的尺度變了，你經常出差，又到了鄉村，再見草木，你也并未看見自然，這些草木在風景名勝中強烈地呈現美貌，但與我小時候感受的自然相去甚遠，完全不是同一個東西了。

魂

城市是一個欲望容器。這是設定的屬性。所以在城市中人就像奔跑的狗，連解手的工夫都沒有。這也是每一個自然人變為社會人時自愿自覺承認身份識別。所以，在城市不要說自然的事，城市人眼中永遠看不到自然，只有標的、人群和速率。我的身體慢慢地從清涼的溪水中置換到單元房的套內面積之后，“體”在漸漸隱退，“魂”在隆隆升起，就是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顯形了，成為我的顯在人格，與城市眾多人格較量。這里沒有一樣是自然之物，所以也沒有一個行為是自在之為，全是精算后的秩序的產物。尤其我從福州進入到中國的首都北京之后，中國正經歷巨變的十六年，我在這十六年之中，眼睜睜地看著從我剛到北京時的四環路尚未圍合，到五環修建，六環完成，無數高樓大廈像毛竹一樣迅速生長，但我們竟然沒注意到它們是怎么生長起來的，這一切并非逸出了你我的視線，而是應了那句“沒有人看見草生長”，但我要糾正的是：在自然中，你會注意到小草每天的變化，而在高速發展的城市中，你卻會忽略這一切，因為時間變異了，我們自己忙得像個陀螺，根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你覺得一切都在變慢，這真是讓人憂愁：人生被拉長了，你卻并不“在生活中”，而永遠在“過生活”中，形如福克納說的：“他們在苦熬。”

很顯然，自然與城市之間，有一個吊詭的問題出現：前者作為神創物，后者作為人創物，它們與人的關系還是很不同的，人要是在人自己制造的容器里待久了，是要生病的。于是在2012年，我查出腎癌。在北京的十六年，我的身體并不忙碌，因為我不必朝九晚五地上班，但我里面那個人是忙碌的，焦慮的，甚至是瘋狂的。但我根本不懷念自然，因為我早已把它忘卻，人是不可能想念他已忘卻的東西的。人們只想一個問題：如何能賺足今生所需，然后盡快離開城市，回到鄉村。這個鄉村就是自然嗎？并不是。只是病體寄存處而已。不是家，只是客旅中轉站。因為自然執行的不是那個“交易法則”，所謂賺夠了錢的法則，自然的執行的是“承受土地”的法則，是“白白享用”的恩典法則。或者說，前者是雇工的原則，后者是子嗣的原則，前者是痛苦勞力，后者是歡喜繼承。《圣經》中上帝為什么不接納該隱的獻祭，因為他種地得糧是勞力至“汗流滿面得以糊口”的原則，而亞伯是輕松放牧順應創造、不是以人自己的力量的順天原則。

我覺得到了改變生活方式的時候了，不是讓自然生活成為我的觀念或緬懷的內容，而是直接進入它，活成一個“自然的人”。我決定放棄在北京多金的編劇工作，回到“貧窮”的自然生活中去。于是我放掉北京別墅暖氣管中的水，拉下電閘，行李裝箱，準備撤離。就在走的前一天，某全國十佳電視劇制片人來訪，帶來一個收入在六七百萬的編劇項目，并極力勸說我留在城市。誠實地說，我又掙扎了一番，幸運的是我終于清醒了，次日不告而別，直接回到的地方并不是我當年離開的福州市，而是一頭扎入我的故鄉長汀，開始了我五六年的“自然生活田野實踐活動”，我稱之為“翻山越嶺，追雞趕豬”。我幾乎隔幾天就下鄉，不到兩年就跑遍了故鄉的每一個鄉鎮的田野和山巒，包括深入到偏僻的自然村，有時超出縣境，行跡遍布閩西各地，甚至涉獵閩東山區，尋找各種生態自然的食材，并親自領略闊別已久的自然山水，以及人文景觀，昔日只與知識分子辯論的口舌，現在能自然對接到任何地方和不同文化層次的農民，多數是山民。他們完全無法識別我那個作家“北村”的城市標記，只知道我姓“康”，是一個老鄉，我與他們的無縫轉換，讓我從逼仄的文化困境中解脫出來，文化的隔膜是一種像白內障一樣的遮蓋，影響我們看見真相。

自然的含義中首先包括的是植物和動物，而人是文化的、疏離的甚至是遮蔽的。麻煩的是只有人有信仰的困擾，我們沒看過狗蓋過廟，猴子建過教堂，它們的邊界是本能，它們照著本能生活并不受責怪，而人是它們的引領者，就不能放肆。在我深入的原始森林邊上的自然村，正在實施保護性遷村，尤其是當地的水源地，山民依次撤退到山下至少是山腰，把水源地還給自然。當然同時也遺留出大片原先開發過的土地，比如梯田，在水源地保護紅線之外的地方，改作了使用“自然農法”的新的（其實是恢復到傳統）耕作方式。我創辦了一個名為“北村自然生活館”的自然生活田野實踐項目，以推進這些自然農法實驗，比如在分田到戶后的南方土地，被產權分得支離破碎以及上下階梯式延展的農田，各戶不愿意租戶把田埂鏟掉，也剛好適應自然農法中的人工除草方式，無法適用哪怕最小的除草機，更不得施放除草劑，每天從山下的遷村用面包車運送農民上山務農，跟朝九晚五的城市上班族一樣準時出工，這是一種新穎的新舊結合的農耕生活，我的“農業工人”們坐著小板凳在田里人工除草，在合適的季節比如稻谷生長季，我們則釋放鴨子進入稻田進行“鴨子除蟲除草法”，這種生態循環法可以實現生物多樣性共存，但要掌握好時間點，不能等到稻谷抽穗的時候。

我在田野實踐中發現：中國幅員遼闊，農村有著兩種不同的地貌和生態原型：在北方廣大平原，適合于大機器的農場耕作方式，就是美國加拿大的農業模式，而在南方體量同樣龐大的多山的崎嶇地區，則適合“精致農業”，類似日本的模式。這種模式最好的耕作方式就是“自然農法”。在我的一個小黃姜試驗區內，整個山坳形成了一個“自然生態環”，就是自然生態循環區：山上放養的家禽，啄食自然植被中退耕還林后果樹掉落的自然野果，它們釋放的糞便，經過自然發酵，形成多酶的堆渥自然肥料，以此施放給姜田和生態稻田，避免了使用化肥，產生的蟲子又被除草鴨啄食，這種稻米我們叫它“稻鴨米”。我在田間合并使用光媒除蟲，使這塊地區實現了有毒滅蟲劑和除草劑的零釋放，不使用化肥又讓土地凈化率增高，在我的認知里耕地紅線還不夠紅，真正的警戒是連縣城郊邊的土地都被化學污染的殘酷事實，自然農法真正把這個紅線縮小，讓真正的自然得到擴張。最后我經過一系列專業人員的幫助檢測后發現：由于我們在土地上的凈化的作為，影響到了空氣的性質，散發到空中的微生物種群也發生了連鎖變化，整個生態鏈在一個獨特的區域發生了質的變化，因為南方山區的特征，這個生態循環區域，就產生了自己的一個干凈的生態自循環系統，它們由于地形阻隔與另一地的生態程度可能完全不同。這個自循環的生態圈，從土地到空氣到水，都得到了自然凈化。這是我在自然生活實踐中最震撼的看見！

靈

很自然地，北村自然生活館的實踐成果顯赫，我們連一片小小的果干，都要實現一個目的：還原到其本味。何謂“本味”，就是造物主創造的大自然本身的味道，就是我在文首描述的我聞嗅到了土地的腥味，以及果實的清香！而這種色香味是非人工的，本真的，自然的。它是緩慢生長后才能蓄積和釋放的，最重要的是：這種自然的本味，才是最多樣化和豐富的。我對那些孩子說：當你畫一棵樹上的一萬片樹葉時，重復率絕對大于自然生長的一萬片樹葉，因為真正的樹由一個神秘的生命導出的多樣性，是最豐富廣闊和延展的，這就是自然生命中最奧秘的基因密碼，是創造之秘中最令人感動的部分！正如一個大字不識的孕婦，照樣能孕育出最精密復雜和充滿感情及智慧的生命體。所以，食物的本味才是最豐富的，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食用自然食材的原因，不光是為著身體，更是為著真理。而被食品添加劑侵蝕到麻木的人類口舌已經喪失了分辨和體味的能力，人類欲望的瘋狂增長，破壞了自然生長律令，無法達到自然豐富的獨特性標準，人類就以各種化學方法來進行模擬。經過緩慢長期的味覺侵略，人們漸漸游離了自然本味的領地，感官麻木，而相應地在心中，感動也開始撤退，感覺漸漸放大。在生命法則中，自然和原創是訴諸感動的，人意和傳奇是訴諸感覺的。而感覺是以強度來記憶的，需要不斷刺激才能被記住，于是，食品添加劑只能越加越多，不斷出新出奇。很吊詭的是：它的路徑并不是越來越豐富，反而是越來越單調，越來越重復，越來越貧乏。

我流連于自然之中，并非是流于表面的淺嘗輒止的情感體驗，那遠遠達不到震撼的程度，我是深入到它的生命內部，窺見自然的至深奧秘。在自然生活的第一年，我會為我的河田雞們，每天日暮都振翅飛到樹上棲息而興奮不已！河田雞是一種保有較多野性的自然雞種，無論公雞母雞，一律上樹睡覺，我戲稱之為“滿樹開滿了河田雞”，然而這只是表象，隨著逐年深入，我發現這個“自循環生態圈”才是最寶貴的真相！在這里，天、地、人以及一切活物，按照命定的法則在生活著，循環著，延續著。天是為著地，地是為著人，人反過來要遵循天地，而且終歸于天地。

這里出現了一個奇異的轉折：我在世間行走諸年，得到一個啟示，就是表明我們一切的生活以及生活方式，都是天造地設的結果，我們只是這一目的的影兒，不是實際，因為所有活著的人的身體終將過去，只是這種客旅的一次象征。而天又為著人，表明上蒼以地上一切的果蔬來養活人，按著正確的命定。我對中國文化中“人融于自然”的觀點表示懷疑，“一葉扁舟去，江海寄余生”的人與自然完全平等之說，忽略了人的責任，也不能發展出運用造物主創造的積極文明，人既不能矮化自己與自然物不分，也不能凌駕于自然之上，好比現時代人類無限度擴張對自然的越位與破壞，拿捏的度在于：認識上蒼的創造并合理運用，不混亂它的法則。人類得到授權的同時，被賦予了責任，而這個責任的力量，來源于對造物主生命認識的深度。這也許就是敬畏的方向和意義罷。

北村，福建長汀人。主要作品有《憤怒》《我和上帝有個約》《安慰書》。長篇小說《我和上帝有個約》獲華語傳媒文學大獎年度小說家獎和湯清文學獎。入選了中國小說五十強優秀作家。作品被譯成英文日文德文出版。小說集《周漁的火車》榮登中國年度文學類書銷售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