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走進安江農校，不禁想起劉禹錫的《秋詞》：“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安靜的校園，教學樓、科研樓、圖書館、宿舍、食堂，一色的紅磚青瓦，所有的建筑都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似乎這里的時光沒有跟上時代的腳步。但在這空曠寂寥的校園里，曾經也有“一鶴”排云而上，直抵碧霄。而被這“一鶴”引上碧霄的，不是劉禹錫式的浪漫詩情，而是“愿天下人都有飽飯吃”的夙愿初心，是一生都在用汗水澆灌田園稻花、一生都在“夢”里砥礪前行、一生都在大地上抒寫人生、在奮斗中創造傳奇的赤子深情。他，就是享譽世界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位把一生都獻給雜交水稻研究的科學家，一位讓世界遠離饑餓的“當代神農”。

一

安江農校，簡稱“安農”，背倚雪峰山麓，面對沅江流水。工程院院士、國家勛章獲得者袁隆平，在這里工作和生活了37年。

安農建校已近百年。論名頭，算不上響亮，校名改了一回又一回，門牌換了一塊又一塊：國立第十一中學職業部、湖南省第十一職業學校、湖南省安江農林技術學校、湖南省安江農業學校、黔陽農業專科學校，直到今天的懷化職業技術學院，其中湖南省安江農業學校之名先后兩次啟用。

國立十一中職業部創建于1939年，湖南武崗竹篙塘的一座老祠堂是它的舊址。生逢亂世，有個地方擺下課桌就是幸運。然而，1939年9月，日本人的炮火在長沙響起。為避戰亂，十一中職業部西遷黔陽安江鎮（今洪江市安江鎮），在香火早已熄滅了的勝覺寺的廢墟上，重新擺下課桌，攤開書本。

站在地圖前審視，安江與武崗僅一山之隔，一個在雪峰山的西面，一個在雪峰山的東面。素有“天險”之稱的雪峰山，讓誕生于戰亂中的“安農”暫時避開了紛紛戰火，只是好景不長，1945年4月，人稱“抗日戰爭最后一戰”的雪峰山會戰正式打響。戰地醫院和指揮部走進了校園，至今保存完好的那棟用木板鑲就的魚鱗片建筑，就是當年的作戰指揮部。為了防潮，木質的壁板每隔一段時間抹一層紅色油漆，人們稱它為“紅房子”。離“紅房子”不遠的古樟樹上，懸掛著一枚炮彈殼，那是安農的校鐘，一批又一批學子在它的召喚下進出教室。雖然戰時的緊張氣氛已蕩然無存，但這口炮彈殼校鐘發出的金屬之音，依然讓人聽得蕩氣回腸。那鐘聲里有當年鏖戰的槍炮呼嘯，有先輩的廝殺吶喊。

雪峰山會戰是決定中日勝敗的關鍵一戰，安農見證了中國的完勝和日軍的慘敗。經歷過戰亂的袁隆平，也是在炮彈殼鐘聲的激勵下，攻克了雜交水稻研究的一道道難關，直到把成功的輝煌大寫在迄今無人超越的高地上。

二

安江，原黔陽地區、原黔陽縣的黨政機關所在地，青山逶迤，峰回路轉。從云貴高原奔流激蕩而來的沅江把大量的泥沙拋在這里，于是就有了一塊土地肥沃的河谷平地。安江人給這塊盆地取了個極具形象的命名：安江氹氹。

氹，本意指小水塘或小水坑，引申為低洼谷地。但低洼谷地的安江氹氹卻是名副其實的文化高地。這里有2005年評定的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的高廟文化遺址，距安農約5公里。遺址出土的歷史文物經專家考證測定，距今6300至7800年，這就把五千年中華文明史前移了兩千多年。而其中出土的薏米遺存及加工器具，表明遠在商周時期，已經有先民在安江氹氹開始了谷物種植，標志著南方稻作文化的開端。

7000多年后的1953年，風華正茂的袁隆平來到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執教于安農。11年后，以他為首的科研團隊，在高廟先人種植薏米的土地上，在曾經是佛地也是戰地的安農校園里，成功培育了雜交水稻。一粒種子，從這里播向全國，播向世界。他本人也由安農走進世界頂尖級科學家的行列。

袁隆平生于憂患時代，時逢亂世，在炮火硝煙制造的顛沛流離中，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戰亂中，他進入西南農大求學，在學生時代經歷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歷史大轉折。走上社會后，又親歷了百廢待舉的艱苦年代與奮發圖強的高光時刻，既目睹過餓死人的悲慘景況，也敞開懷抱擁抱過欣欣向榮的嶄新景象。但他沒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他將在安江這塊并非得天獨厚的土地上，在安農這所并非名家大師薈萃的校園里，抒寫自己的人生輝煌，創造人間的偉大奇跡。

三

落后就要挨打。而比挨打更可怕的是挨餓。

那時的教育方針是教學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學農出身的袁隆平少不了深入農村。在與農民促膝而坐的日子里，他最深切的體會是農民對土地的付出，沒有換來土地的理想回報，無論田怎么耕，地怎么種，莊稼怎么侍候，畝產三百多斤就算高產，四百斤就是破天荒了。年年秋收，年年收“秋”，而那個“秋”總是干癟癟的。

一方山水養一方人。多少年來，一方山水并沒有把一方人養育得身強力壯，精神抖擻。早年的人生經歷，面前農民的渴望，促使他把目光從安農的三尺講臺，轉向校園外的廣袤田園，研究、培育、推廣雜交水稻，就成了他一生的鍥而不舍，為此奮斗了一輩子。

水稻雜交，前人不是沒有做過，日本、美國、印度的生物學家都在這一領域試過身手。但水稻是自花授粉，他們沒有實現雜交水稻的傳宗接代，成果不能用于生產，由此“水稻不能雜交”一時成為定論。同時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個時期內，一直尊蘇聯為“老大哥”，各行各業各個領域都向“老大哥”看齊。以研究植物嫁接名噪一時的蘇聯生物學家米丘林為我國生物學界所尊崇，研究雜交無疑是對米丘林的挑戰。更何況生物雜交理論，起源于法國的利托爾諾和英國的沛西能。在他們之后，西方生物學家一直在這一領域探索前行，取得過進展，但并沒有實質性突破。袁隆平研究水稻雜交依據的基礎理論，是達爾文進化論中的“自交有害，雜交有益”，走的是西方生物學家一直在走也一直迷茫徘徊的路，面臨科研與政治的雙重風險。“文革”中批判他推崇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大字報”貼滿了安農校園，被視為“白專”典型受到批判，直至下放農村，名曰鍛煉，實則改造思想，這就是風險的最好證明。有幸的是他的雜交水稻研究得到了黨和國家的認可與肯定，得到了地方各級黨委的重視與支持，使他在風險中能夠繼續前行。

四

什么是科研？科研就是在未知的領域尋找和開辟一條通向未來的路。不管成功或失敗，智慧、信心、勇氣、毅力，缺一不可。袁隆平義無反顧，“愿天下人都有飽飯吃”既是他的理想信念，也是他的人生目標。1961年，他在安江農校的試驗稻田里，發現了一株一個分蘗結了230顆稻粒的野生水稻，欣喜若狂的他如獲至寶，但這株野生水稻收獲的1024顆種子，并沒有帶給他所期望的光明前景。第二年播種之后，雖然也長出了一片新綠，但“父本”的優勢基因沒有被傳承下來，揚花抽穗有先有后，個頭有高有低，而且一付萎靡不振的架勢。直到1971年，他的主要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南紅農場發現了天然“野敗”，才徹底掃除了不育系、保持系、恢復系“三系”配套工程中的最后障礙，雜交稻的代際繁衍得到了解決。1973年，雜交水稻恢復系培育成功。為了這一天的到來，他和助手們從校園到田園，從湖南到云南、到海南，有過挫折，有過沮喪，有過面對云南元江地震的生死考驗，有過忍受海南的酷暑炎熱與蚊叮蟲咬，有過一年到頭見不到家人的孤獨與煎熬。但12年的嘔心瀝血與勞累奔波，終于迎來了稻香萬里。時至今天，雜交水稻已在全世界四十多個國家或地區大面積推廣，畝產量突破了1500公斤，比當年翻了幾番。

“吾貌雖瘦，天下必肥。”安農不會忘記，雪峰山不會忘記，中國不會忘記，世界不會忘記，袁隆平用自己清瘦的一生，讓天下“肥”了起來、“壯”了起來。他的貢獻不可估量，留給人類的財富不可估量。他逝世之后，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廣大黨員、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學習他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信念堅定、矢志不渝，勇于創新、樸實無華的高貴品質，學習他以祖國和人民需要為己任，以奉獻祖國和人民為目標，一輩子躬耕田野，腳踏實地把科技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崇高風范”。

一塵不染的陽光從雪峰山上照耀而來，安農校園里的百年古木英姿挺拔，銀光閃爍。近百年的校園還在，當年的教學樓與科研樓還在，宿舍與食堂還在，古樟樹上那口炮彈殼校鐘還在，袁隆平耕種過的試驗田還在，那棟被榮譽為專家樓的小平房——袁隆平的舊居還在。這一切，似乎都在向世人細說當年，細說當年的袁隆平以及有關他的點點滴滴。排著整齊隊伍的中小學生，慕名而來的外地游人，同我一起于這舊居前沉思遐想。

1990年，袁隆平服從組織安排，從這里去了長沙，但他的心沒有離開安農，情沒有離開校園。沒有了學生的教室里依舊回響著他的滔滔不絕，舊居的小窗口依舊飄蕩著他用小提琴奏出的優美旋律，開闊的試驗田里依舊有他兩腳泥巴一身汗水的忙碌身影。他與安農校園、與安江這塊土地、與高大巍峨的雪峰山，已經融為一體。在離安農不遠的一座名叫白虎腦的山坡上，長眠著他的母親——一位生在城市、長在城市、一輩子生活在城市的知識女性。為了兒子“愿天下人都有飽飯吃”的不變初心與夙愿，為了兒子的“禾下乘涼夢”和“雜交水稻覆蓋全球夢”，來到偏僻的安江幫助料理家務，死后長眠異土他鄉。雖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老人家的遺愿，但肯定是兒子袁隆平的選擇。因為他要常回安農，常看看夢牽魂繞的土地，常看看珍藏著他青春年華的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