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引用“文者，貫道之器也”一語，勉勵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復興的時代主題，把人生追求、藝術生命同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愿望緊密結合起來，以文弘業、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鑄魂，把文藝創造寫到民族復興的歷史上、寫在人民奮斗的征程中。

唐代李漢在為老師韓愈所寫的《昌黎先生集序》中指出：“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李漢以“五經”進行佐證，指出文章是承載道的工具和手段；尊道而非浮飾的文辭，才能成就傳世經典。這是對韓愈文學思想的概括，乃中唐古文運動的理論基礎之一。“安史之亂”以后，亟待恢復社會秩序，收拾人心，重整綱常。在這一背景下，韓愈發起古文運動，重視傳承儒家道統，反對六朝至初唐文學忽視內容、單純追求辭藻的綺靡文風。

文的原始意義當為一種帶有強烈社會意義的身體修飾；其線條、圖案作何種文飾，是由種族、成年、圖騰等觀念決定的。這使文的內涵從其發軔之初就表現出強烈的社會政治倫理傾向。古人以文命名的事物，即包含著秩序井然、文采絢爛這樣一種理想世界，同時具有社會的規范性與藝術的審美性雙重內在規定。周代社會以行為藝術化、規范化統一的“禮樂”著稱，后世常冠之以文稱謂。中國最早一批典籍如“六經”之類，恰恰產生在周代這樣一個文風濃郁的時期。孔子把它們稱為“文獻”，是既關乎倫理品格規范性又關乎藝術水準審美性的一種高度評定。如果說道這一詞語由最早的“道路”進而引申出“規律”“方法”“秩序”的話，那么中國古代關于文的命名已經把這種象征規范性的道包含其中。文對道的這種內在要求，整體上影響和塑造了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文論。

“文以貫道”是我國傳統文人士大夫“文論”的最高標準。孔子關于“文質彬彬”的論述以及“志于道”的理想，較早為儒家主導下的文論標準奠定了基石。先秦儒道把道看作客觀事物規律，又把“圣賢”作為道的體現者，顯現出制文以明道的理念。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指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韓愈之后，北宋理學家周敦頤首次明確“文所以載道也”的主張。朱熹說：“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程頤提出“作文害道”“為文亦玩物也”，這些話雖然說得重了一些，但無非仍在強調道的分量：我們不能理解為完全否定文的價值，否則就很難解釋二程亦有文作傳于后世了。

從哲學上看，載道之道不能單方面地解釋為具體的“政治主張”或“政治舉措”，毋寧說它是政治的根本、藍圖與靈魂，近于今人之“政治哲學”，且富有批判性的功能。它要求文學以自己的方式闡發與呈現道的真義，并沒有否定“制文”“作文”甚至“能文”的必要性。韓愈曾說：“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韓愈評判創作的“能者”標準，其實就是同樣要“重文”。他本人倡導“道統”的同時，在文體、文風、文學語言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朱熹既有“言以明道”的主張，又有“文與道俱”的評判，強調文與道要始終相統一。20世紀初，新文學對“文以載道”觀的批判，其實質是為了肅清傳統文學里舊的思想，使之擺脫約束，真正地解放出來，載之于新道。

總之，“明”“貫”“載”含義雖略有不同，道的內涵與外延亦因時或人而有所改變，但大都表現出文道結合、以道為主的價值取向。新時代，文之“貫道”，集中體現為“弘業、培元、立心、鑄魂”：以文弘業，弘的是中華民族復興偉業；以文培元，培的是文化建設基礎；以文立心，立的是一顆為民之心；以文鑄魂，鑄的是時代之魂。堅持“以文貫道”，把人生追求、藝術生命同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愿望緊密結合起來，是造就文藝大師、鑄就文藝高峰的根本途徑。

（作者：朱康有，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