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非要給法國文學貼上標簽，那么“浪漫”“小資”這等字眼的出現頻率肯定很高。法國文學似乎總是閃耀著《追憶似水年華》式的精致光芒，娓娓道來《情人》這類異國情調的愛情故事，或者《你好，憂愁》那種有錢人家的少年不識愁滋味。它們猶如一個個美麗的泡泡，折射出不接地氣的法國生活。最近幾年的龔古爾獎作品卻突然戳破了這些虛幻的泡泡，扯破了光鮮亮麗的粉飾，把大眾猛拽回地面，迫使他們直面一個并不美好，甚至殘破的法國社會。2016年的《溫柔之歌》講述了保姆殺人案，2019年的《每個人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樣的》通過主人公的獄中獨白回顧了一個普通人追求幸福最后夢想破滅的過程。2018年的《他們之后的孩子》則把故事放置在了一個經濟凋零、去工業化的法國小城，而主人公安東尼是一個工人家庭出身的少年。

這樣的小說設定或許會讓中國讀者一時感到茫然無措，失去了巴黎這座大都會作為背景，沒有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空虛的中產生活”作為脈絡，我們能否接受《他們之后的孩子》這樣的故事呢？別擔心，作者尼古拉·馬蒂厄相信他的敘事能力，這種篤定也體現在了書名上。就連法國知名評論家皮埃爾·阿蘇林都半開玩笑地表示，“取這樣一個高深莫測的書名，是需要膽量的，不明就里的讀者很容易錯過這本書”。你看，就連法國大眾也不懂書名的含義。它其實取自《西拉書》，一部基督教的次經：“另外一些人，誰也不記得，仿佛根本沒生過。他們及其子孫后代，死后被人遺忘。”世界這臺機器一直在無情地運轉，而為數眾多的人悄悄來到這個世界上，又悄悄離開，不為旁人所知，也不為旁人關心，他們就是一些渺小的普通人，沒有大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沒有大富豪紙醉金迷的生活，但難道無名小卒的悲歡離合就不值得作家著墨來書寫嗎？尼古拉·馬蒂厄用《他們他們之后的孩子》作出了他的回應，他的抱負不僅僅限于文學層面，還有政治上的，他要讓大眾看見那些“生活在底層的不被看見的人們”。在作者獲得龔古爾獎之后，評委之一的葆拉·孔斯唐表示她希望“總統馬克龍也能讀一讀這本書，它講述了在去工業化過程中被拋棄的法國外省，講述了被紛爭和失業弄得傷痕累累的地區。”

尼古拉·馬蒂厄就出生在類似的城市，它叫埃皮納勒，這座小城最值得一提的名人就是法國首位社會學家涂爾干，這或許是種冥冥之中的巧合吧。兩人相隔一百多年分別以社會學和文學的方式關注了法國的社會問題。埃皮納勒隸屬于洛林地區，這個地名為中國讀者熟悉，多半是拜《最后一課》所賜，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敗給了普魯士，于是割讓了阿爾薩斯和洛林。其實，歷史上，這兩塊地區的歸屬歷來存在爭議，而法德兩國之所以對其虎視眈眈，就是因為那里有豐富的礦藏。憑借豐富的自然資源，洛林也曾盛極一時，一座座煉鋼廠拔地而起，當地人放棄務農進入工廠，有了一份穩定體面的工作。然而，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著煤炭資源日漸枯竭，那些曾經生機勃勃的東部小城被甩出了工業化的進程，再也跟不上全球化的腳步，連同德國的魯爾工業區、英國的伯明翰以及美國的匹茲堡和底特律，被稱為“鐵銹地帶”。

尼古拉·馬蒂厄并沒有把故事發生地點設在他的家鄉埃皮納勒，而是虛構了一座名叫Heillange的小城，其標志性建筑物就是煉鋼用的高爐，因此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同屬于洛林地區的阿揚日（Hayange）。筆者上網查了一些資料，總算對這個昔日的重工業城市有了些許了解。它在2017年的人口數量只有一萬五千人，目前由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執政，該黨宣揚極度排外的民粹主義，由此可見當地經濟真的是滿目瘡痍。

當被問及為什么《他們之后的孩子》發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時，尼古拉·馬蒂厄表示因為“那段時間是在柏林墻倒塌之后，而紐約的雙子塔還未遭到襲擊”，那是西方社會最后一段田園牧歌般的美好時光，盡管敗相已露。當然，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生于1978年的作者當時也正好步入青春期。每個作家或多或少會把自我投射進作品中，但這并不意味著作家本人等于故事主人公。盡管尼古拉·馬蒂厄出生的埃皮納勒也只有三萬人口，他成長的街區主要用來安置一家食品工廠的員工，而后這家工廠也倒閉了，但馬蒂厄的父親是一名機電技工，母親干著一份會計的工作，在這個小城市也算是家境不錯了。父母甚至有能力把他送進天主教私立學校，但也就是在那里他發現原來有些人的生活可以這樣優渥，“由于階級差異，和其他同學相處起來并不容易，那段經歷塑造了今時今日的我”。在梅斯大學拿到了一個和電影相關的碩士學位之后，他找了份網站記者的工作，并且利用業余時間充當公司委員會會議書記員，這讓他有機會了解到許多公司的內部運營情況以及員工的生存處境，馬蒂厄其實從那時起就開始為之后的寫作搜集資料了，所以《他們之后的孩子》才能做到“十分的現實主義”。

“安東尼站在岸邊，徑直看著前方。烈日當頭，湖水如石油一般凝稠。水里有鯉魚或梭魚滑過，鵝絨似的水面泛起幾絲漣漪。男孩兒嗅了嗅。空氣里夾雜著淤泥的味道、炙熱的泥土氣息。在他已顯寬闊的后背上，七月暑熱播下了星星點點的紅斑。他只穿了一條足球短褲，戴著一副山寨雷朋太陽鏡。熱得要命，但這還不是全部。”

這就是小說開頭，1992年的夏天，主人公安東尼那年十四歲，他和表兄兩人來到山谷中的湖邊，這是他們百無聊賴打發時間的地方。湖水并不清澈，煉鋼業給當地環境造成了不可磨滅的破壞，在企業陸續關閉之后，泛著油漬的湖面更顯出頹敗。安東尼很想到湖的另一頭去看一看，據說那邊是一片裸體河岸，這對于青春期的少男有著難以言傳的吸引力。終于，安東尼和表兄搞到一艘小船，來到了湖對岸，也邂逅了斯蒂芙，一個家境不錯的女孩。如同所有處于生理尷尬期的少男，安東尼對自己的樣貌并不自信，比起已經開始顯現出女人味的同齡女孩，安東尼覺得自己身材瘦小，襯得肩背不成比例地寬闊，總而言之，毫無男性魅力。而階級鴻溝更是令他不敢表達愛意，安東尼父親在煉鋼廠工作，經濟危機下也受到沖擊。當安東尼鼓起勇氣準備追求斯蒂芙時，他計劃偷騎父親的摩托車去鄰城參加一個有錢人的聚會。可當晚摩托車被另一個名叫阿西納的男孩給偷走了。安東尼和母親想要瞞著父親偷偷找回摩托車，便跑去阿西納家追問，阿西納的父親出于自尊打了兒子一頓，而后者為了報復自己受到的奇恥大辱，第二天在安東尼家門口一把火燒掉了那輛摩托車。十四歲的夏天就這樣在一地雞毛中逝去：沒有開始的初戀，無處安放的青春悸動，以及和當地經濟一樣渺茫的未來。

小說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發生在1992年、1994年、1996年和1998年的夏天，每一部分的標題都是以一首具有時代特征的歌曲來命名：《仿佛青春氣息》《你可以屬于我》《高燒》和《我會活下去》，分別恰如其分地表達了小說每一部分的核心內容。從無措的少年到勇于說出愛，及至陷入高燒般的熱戀，到最后生活在繼續，每個人盡管經歷了種種挫折，但還是能挺過去的吧。

1998年的夏天是所有法國人的共同美好回憶，那年，法國足球隊奪得了世界杯。在強手林立的足壇，法國隊并不出挑，就像法國到了二十世紀末已很難在國際上一展高盧雄雞的風采了。問鼎世界杯的意義在于給所有法國人打了一針強心劑，在日常的困頓生活中有了一絲希望。小說中，安東尼已經二十歲，剛從部隊退役，為了看足球賽就算是貸款也要買個大電視機，阿西納成了售貨員，領著最低收入，執意要買一輛摩托車，妻子為此大光其火，給他下了最后通牒令，讓他退掉摩托車。兩個昔日宿敵再次重逢在酒吧，時過境遷，一笑泯恩仇，一同觀看了足球賽。

《西拉書》中提到：“另外一些人……仿佛沒有生過。”其實，每一方土地上總是有人在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息，他們或多或少會留下一些遺產，或給后代以蔭蔽，或成為一種無形的桎梏。《他們之后的孩子》中，安東尼、阿納西從上一代那里繼承的是一個蕭條衰敗的城市，一個無望的未來，他們都想要逃離，一次次地離開，但最終又回到故鄉。而成功逃離的只有斯蒂芙，這點頗具諷刺意味，她先是去巴黎讀了大學，之后又準備去加拿大闖一闖。安東尼和斯蒂芙這對初戀在青春期有過交集，可難以避免地分道揚鑣了。家境優渥的斯蒂芙可以離開外省，去首都巴黎讀書，因為家里負擔得起學費，她甚至有底氣遠走高飛。反觀安東尼則像一只陷在捕網里的小鳥，幾經掙扎，還是離不開故土，但整個故事的基調并不晦暗，誠如最后一部分的標題：我會活下去。二十歲，還很年輕，生活才剛剛開始，又似乎在這個行將終結的世界中再無可能。

尼古拉·馬蒂厄描寫的法國社會，當然不是我們國內讀者所熟悉的，卻具有普世性。如果剝去了小說的背景外殼，去除掉一些標志性的參照物，其實這個故事也可以發生在中國某個人口外流嚴重、經濟蕭條的城市。馬蒂厄的這部得獎小說之所以打動人心，是因為他用精準的筆觸描摹了那些生活在底層的普通人。他們沒什么遠大志向，可能生活中一個小小變故就會改變他們的命運。就像安東尼父母之間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因為摩托車被盜事件而走向了崩潰。他們都是一些經不起命運折騰的人，但另一方面，他們還都在努力地活著，令讀者心生同情與同感。

這樣關注底層人民的現實主義作家，如果要溯及以往，那首先想到的當然是左拉以及他的《盧貢-瑪卡一家人的自然史和社會史》，到了二十世紀其實還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現實主義作家，她叫安妮·阿爾諾，其作品《廣場》回顧了自己貧苦的童年經歷。但法國文壇一向是各流派輪番上陣，僅在二十世紀，就出現過象征主義、新小說、烏力波（文字游戲）、荒誕主義、存在主義等，現實主義小說相形之下太過樸實無華，長期不為主流讀者所喜。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或許是因為全球經濟危機，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人們突然回過神來，發現我們必須傾聽弱勢群體的聲音了。他們需要關注，他們值得關注。于是，《他們之后的孩子》應時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