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花開》，彭學軍著，青島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35.00元

彭學軍

從湘西的苗寨、吊腳樓，到少年體校、贛南生活，長久以來兒童文學作家彭學軍的許多散文都與她兒時的經(jīng)歷密不可分。正如責編過彭學軍一系列長篇小說和散文集的編輯家魏鋼強所說，“其作品能有鮮明且具美學意義的辨識度，原因不僅僅在文字本身……她作品的主題，不是預設的，不是‘提煉’的，而是原本就在那里的”。動蕩不居的年少生活，是時代向個人、家庭的投射，難說這為童年時的她帶來的是童年的亮色還是陰影，抑或處于二者之間的復雜情感之地，但卻成為她成年后創(chuàng)作不竭的礦藏，也使得她的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成為中國兒童文學不可替代的一抹風景。

《鳳凰花開》是彭學軍于2020年疫情時期完成的一部追憶母親生平的長篇敘事散文，塑造了一位美麗堅韌、不屈于命運、拙于表達愛與親昵的母親形象。從母親幸福卻短暫的童年，到動蕩飄零的中年，再到被病痛纏繞的老年，在作者冷靜的敘述筆觸里，可以看到一名為人女、為人妻、為人母、為人師的普通女性，如何在時代、命運里堅韌成長，無論際遇何如，不抱怨不悲嘆，默默承受，始終向上。這是彭學軍對母親一生軌跡的追憶、講述，是一個時代的風浪向家庭、個人的裹挾，是一個女人在艱難歲月里載沉載浮的堅韌與美好。

《鳳凰花開》打開了一扇窗，作者以雙重視角——童年視角、成年視角回憶母親、回望童年。于寫作者而言，至親離世帶來的悲慟、創(chuàng)傷，往往會成為理性敘說的阻隔，正如王安憶所說，“好的創(chuàng)作需要理性地運用感性，需要寫作者對思想有感情”。也許這也可以解釋，自母親離開四年之后，彭學軍才完成這部回憶母親的長篇散文。透過這扇窗，作者整理心緒，跨越時空，再次親近母親、聆聽母親、感受母親。

與一些趨于同質(zhì)化的回憶親人的長篇敘事散文不同，《鳳凰花開》的敘述并不是紀錄片般詳實具體的個人家族史，而是經(jīng)由童年“我”的兒童視角裁剪、過濾后的記憶片段，由時間和成長連綴，經(jīng)由適切的語言傳遞。“我”眼中母親在籃球場上打球的英姿、雨中背著三三從梯子上摔落的身影、救火時母親臉上的決絕堅毅、與舊友重聚時的啜泣……讓人讀來印象深刻，而這些都是經(jīng)由“我”的視角傳遞給讀者。作為一名兒童文學作家，彭學軍始終有自己的堅持：“無論是過去還是現(xiàn)在，我都努力地想把生活中、生命中、人性中，一切美好的、溫暖的的、發(fā)光的東西書寫出來，表達出來。”

例如，作者寫到小時候經(jīng)常在師院大禮堂的后面玩，禮堂里時常開大會。“有一回，也是開大會，但氣氛和往常似乎不太一樣，口號不停地響起來；拳頭一次一次地舉起來，像一片光禿禿的樹干。”這次開的是批斗會，“看，大毛駝的爸！”一個孩子叫了起來。這里的“大毛駝”就是作者的小名。“我一看，果然是父親，哇的一聲大哭起來。最后一排的一個大人沖過來，把我抱了出去……”即便回憶起父親被傷害的時刻，作者依舊冷靜地將自己還原至當時那個五六歲的自己，用了白描的筆法，只是用那個大人的“一抱”，為那一刻的童年記憶綴上了暖色。后來他們搬去苗寨生活，即便生活艱辛，語言與生活習慣格格不入，他們卻得到了淳樸、憨直的苗家人最大的友善與誠意。難道沒有傷害與孤立？不可避免，但作者將這些用兒童的視角一一過濾，留下的則是更經(jīng)得起歲月回味與品咂的質(zhì)地。

對回憶的剪裁、對表現(xiàn)題材的撿拾，于寫作而言具有深遠的意義，似一面鏡子，它映射出作者的內(nèi)心對人生、對世故的態(tài)度，也讓讀者在閱讀中照見人心、照見自己。彭學軍在回憶里時而反思自己、批評自己，她在追憶里照見了照顧母親時有不周的那個自己。“母親聽力下降后，與她的交流也越來越少，因為太費勁，每一句話都得大聲喊出來，說話就跟吵架一樣……這些年，越來越多的病痛讓她的活動范圍和關注點漸漸萎縮，最終被囿于一個逼仄空間，這樣一來，交流的話題就難免重復，一句話翻來覆去地說，我便沒了耐心，常常只是假裝在聽她說話，眼睛卻瞄著手機……”這何嘗不也讓我們照見了自己？她沒有回避這個令自己失望的那一刻的自己，她愿意以這樣的身影鑲嵌在追憶母親的影像里。

中國古代詩詞講求“深哀淺貌、短語長情”，彭學軍的語言同樣含蓄、冷靜、簡潔、準確，卻有著直懾人心的力度與深度。師院的桂樹年年飄香，那長長的臺階與曾帶來驚喜的圓門、籠著白紗的江水與吊腳樓，還在那里，一直在那里。鳳凰花開又花落，那件陽臺上的紅襯衫去了哪里……母親，在作者的記憶里，還在這本書里，在讀者共情的心與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