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shù)研究本是一個寂寞的行當，而學術(shù)交流則叫人愉悅。研究成果問世后，作者總是希望得到同行的關(guān)注，“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或揄揚，或批評，所有這一切，都很值得期待，于是學界就有了各種各樣的溝通方式。志同道合者的私下探討、學術(shù)會議上的對面商榷，還有學術(shù)評論、學術(shù)講座等，都是常見的學術(shù)交流活動。

我剛步入學術(shù)領(lǐng)域，就體會到這種學術(shù)交流的意義。

1992年的春天，曹道衡先生和沈玉成先生應(yīng)邀到曲阜師范大學做學科評估。那時，我留在文學所工作不久，很想借這個機會到曲阜去朝拜孔圣人。1987年離開杭州以后，我就沒有出過北京。曹先生知道了我的心思，又征得沈先生的同意，我們便一起于4月27日晚上11點乘坐綠皮火車，咣當了一夜，第二天上午10點多才抵達曲阜。此后兩天，諸位老先生在中文系做評審，我則利用這個機會參觀了“三孔”等名勝古跡。游覽快要結(jié)束的時候，中文系系主任張稔穰老師提議說，希望我能給本科生做一次學術(shù)講座。我那時還不到34歲，剛剛博士畢業(yè)，學識淺薄，哪有資格講座呢？但張老師還是很客氣，再三要求。說實話，我能來曲阜參觀，確實得到了額外的照顧，真沒有理由拒絕了。講座安排在一個很大的教室，齊刷刷地坐滿了學生，一雙雙青春的眼睛充滿著期待。那天講了什么內(nèi)容，我已全然記不得了。講座結(jié)束時，現(xiàn)場掌聲十分熱烈，那場面讓我至今記憶猶新。這便是我第一次做的所謂學術(shù)講座。

又過了6年，1998年秋冬時節(jié)，揚州大學人文學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王小盾兄來京開會，我們見面時談到了有關(guān)六朝聲律的話題，我順便介紹了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看到的《敦煌吐魯番出土梵文文獻》叢書，小盾兄很興奮，說他有一個學生正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希望我到他們學校講一講。就這樣，那年的11月20日，我乘車前往南京，轉(zhuǎn)道抵達揚州。三天的時間里，我做了三場講座，一是“我看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二是“美國漢學研究機構(gòu)、藏書、期刊及近五年研究成果一瞥”，三是“別求新聲于異邦——近年永明聲病理論研究的重要進展介紹”。講課之余，周廣榮、何劍平兩位同學陪我參觀了瘦西湖、大明寺、西園、平山堂、個園、何園等揚州名勝古跡。廣榮對我說，6年前，我在曲阜講座時，他正在讀本科，當時就坐在下面。他說我的講座，主要介紹了自己研究永明文學的心得，讓他印象深刻，后來他跟隨小盾先生讀博士研究生，也想做這方面的研究。我這才特別注意到了廣榮：他個頭不高，圓圓的臉龐，充滿朝氣，眼神中透著智慧，讓人想到長眠在他家鄉(xiāng)的曹植。揚州的那次講座，廣榮的同學馬銀琴也是一員聽眾，不過當時學生很多，對她，我確實沒有留下印象。她后來跟我說，那次講座，她也獲得了感動。正是從那時起，社科院文學所學者的氣質(zhì)以及專心治學的學術(shù)氛圍給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由此心生向往之情。

李昌集兄年長我近十歲，熱情好客，那次專門騰出時間陪我參觀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還購買了一套《古逸叢書》贈我，并親筆題字：“公元一九九八年冬，劉躍進先生來揚講學。時揚州大學文化研究所群賢畢集，而中外游學者亦至，可謂盛況空前。劉君臨別之際，無所相贈，乃奉此書以表謝意。揚州大學人文學院中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昌集執(zhí)筆。”昌集兄是著名的書法家，他的字剛勁有力，讓人震撼。那天正值我40歲生日，內(nèi)心莫名感動。那是我收到的最重要的生日禮物。回京以后，小盾兄來信說：“這次你在揚州講學三天，給大家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深厚博大，其尊嚴及其生機，都由你謙和地表達出來。我們很感謝你。你目前從事的學術(shù)工作是極有意義的，我們很愿意向你學習，向你靠攏。”

揚州之行，給我注入了強大的學術(shù)信心。一段時間，我甚至下決心在西域文化方面下功夫，只是由于相關(guān)專業(yè)知識儲備不足，很難有深入研究，從美國帶回來的一大包資料，至今還放在角落里。沒想到，過了幾年，周廣榮拿出了博士論文《梵語〈悉曇章〉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做得非常精深。憑借這份厚重的成果，廣榮進入北京大學東語系博士后流動站深造。2002年春天，廣榮出站后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為專職研究人員。那年年底，已成為廣榮夫人的馬銀琴也來到文學所工作。就這樣，我們成為了同事，經(jīng)常在一起討論學問。廣榮一直堅守在佛教文化研究領(lǐng)域，參加了由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黃寶生先生主持的梵文讀書班，打下了堅實的文獻基礎(chǔ)；還參與了《世界佛教通史》的撰寫工作，視野越發(fā)開闊。銀琴有文學理論研究的基礎(chǔ)，因此她的先秦文學研究往往別開生面。近年，她又作為人才被引進到清華大學工作，那也是我最初工作的地方。有的時候，人生際遇真是不可思議。

2021年7月，我從行政崗位上卸下重任，終于可以全神貫注地投入到學術(shù)研究工作中。我向來對西域文明與出土文獻這兩個重要的學術(shù)領(lǐng)域深感興趣，只是其高深莫測，常常望洋興嘆。廣榮了解到我的情況，慷慨地贈送了很多相關(guān)資料，尤其是黃寶生先生主持翻譯的佛教經(jīng)典和《梵語詩學論著匯編》，令我喜出望外。廣榮說，三十年前，曲阜師范大學考研之風極盛，曹先生、沈先生和我的報告，對班上的同學鼓舞很大。曹、沈二位先生講的都是讀書治學的方法與門徑，對于在讀的本科生來講，還有點距離。我剛博士畢業(yè)，講座內(nèi)容主要是介紹自己的求學經(jīng)歷以及對學術(shù)的熱愛和追求，對于年輕學子尤具有感染力和“誘惑力”，引起了更大的反響。他還說，從曹先生、沈先生慈愛的目光中，可以感受到他們對我也是引以為傲、寄予厚望的，這對于同學們來講有很大的示范性與啟發(fā)性。他們班三十人，前后有二十多人考上了研究生。而今，廣榮也做了老師，有了自己的學生。事實上，在佛教和西域文明研究方面，廣榮也真是我的老師。常言道：“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聞道有先后，術(shù)業(yè)有專攻”，我和廣榮的學術(shù)經(jīng)歷就是最好的詮釋。

當我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距我第一次學術(shù)講座已經(jīng)過去了三十個年頭。回首前塵，一次學術(shù)講座、一段學術(shù)緣分，綿延三十載，友生在身邊，備感溫馨，值得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