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教授，《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著有《八旗心象》《從后文學到新人文》等十余種，曾獲魯迅文學獎、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胡繩青年學術獎提名獎等。

山?海?風——海南日記（一）

劉大先

重述史圖博之路

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

晴

海口復興城

剛下飛機，一股潮濕粘膩的熱浪襲來，仿佛整個皮膚的毛孔都滑潤起來，季春的海口已經有華北孟夏的感覺。趕到賓館，暮色漸起，夕陽將落未落，將海面映照成黃昏時分的粼粼流金。

我叫了一個海南雞飯，因為正好去年有個朋友韓萬峰拍了部電影《南方烹調師》，講的是日寇侵占海南時期（1939—1945）的故事，主要線索就是圍繞海南雞飯展開。韓拍過十幾部少數民族題材的電影，跟海南有關的除了這部，還有一部《青檳榔之味》，討論的是海南黎族母語文化的傳承問題。吃著飯想到這些，不免要與此行目的關聯起來。

此行主題之一是“重走史圖博之路”。史圖博（Hans Stübel，1885—1961）出生于德國萊比錫，從1903年起先后在耶拿、慕尼黑、萊比錫等地學習醫學。1908年，他獲得醫學博士學位，1910年起任教于耶拿大學。1923年，因為德國醫生埃里希·寶隆（Erich Paulun）創辦上海德文醫學院升格為同濟大學，史圖博受邀任教，就職于同濟大學醫學院，擔任醫科生理學教授兼生理學館主任。盡管專業是醫學，但史圖博對于旅行與地方文化興趣濃厚，在到同濟之前，就曾在歐洲、非洲進行過考察。這種對異域與陌生文化的探索，可以說是延續了四五個世紀的“地理大發現”的現代資本主義文化傳統。史圖博精力旺盛、興致勃勃，任教同濟的學年假期，幾乎都安排了各種旅行日程，陸續到過浙閩交界的畬族地區、粵桂相鄰的瑤族地區、云貴兩省的苗族傈僳族地區、甘肅的蒙古族藏族地區以及海南島的黎族地區。

史圖博的海南島之行，第一次是1931年，從海口出發，經過南豐到白沙峒、元門峒，越過五指山，抵達南方海岸崖州的三亞港，再從三亞乘船回清瀾港，返回海口，撰寫了《海南島人種學考察報告》；第二次是1932年7月到9月，也是從海口出發至南豐，由儋縣進入白沙縣，后經昌江縣、樂東縣、五指山、瓊中縣，最后返回儋縣與海口，并于1937年在柏林以德文出版了此行的成果《海南島的黎族——為華南民族學研究而作》。書中將黎族分為本地黎、美孚黎、岐（生鐵黎）、 ，對他們的服飾、文身、建筑、器具、農牧商業、語言、藝術、宗教、家族、食物、社會生活等作了描述，并對苗與“漢化”了的黎人進行了素描。此書是黎族民族志的開創之作，至今關于黎族五大支系“ ”“祀”“潤”“美孚”“賽”的劃分也可以看到其影響。史圖博當年收集的三百多件黎族生活物品、生產用品、工藝品，拍攝的二百多張照片在今天成了認識海南地方與黎族歷史與文化的重要文物。他也因此被認為是“中國黎學的奠基人”。

但隔了整整八十年回過頭來看，史圖博的研究但開風氣，帶有草創期的粗率，并且受限于當時流行的種族話語和人類學范式。如果以東方學批判的視角來看，他對黎族的敘述不免帶有異域風情的想象。這種情形在人類學或者民族學之初，屬于常見現象，畢竟現代學術分科源于西方，從邏輯到與結構到觀念與目的都是“他者的眼光”。美籍奧地利人約瑟夫·洛克之于納西學、猶太人斯坦因之于敦煌學莫不如此。因為他們視野與表述中的后進民族與邊地文化，其文化主體往往缺乏能夠通行于國際的自我表述能力，所以不得不被“他者”和某種通行的“普遍性”所表述。這也顯示出敘述者的權力，在文學上同樣如此，比如吉卜林的印度書寫、康拉德的非洲想象，敘述者擁有的都是一雙帝國之眼。

從19世紀后半期開始，伴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與殖民運動，歐洲發達國家將自己的文化話語建構為一種普遍性，對于亞非拉等后進地區與民族開始了“探險”與開發。僅就中國西部而言，從1876年俄國探險家普爾熱瓦爾斯基進入羅布荒原到1927年德國的艾米爾·特林克勒獨行塔里木，域外探險家的“地理發現”持續了半個世紀。1900年，斯文·赫定發現被埋藏了一千六百多年的樓蘭古城；然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發現了丹丹烏里克遺址和尼雅遺址，而這只是他西域探險的序幕；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篆，在清理地震后的流沙時突然發現了藏經洞的秘密，從而招來了世界各地的研究者、窺探者乃至劫寶者……俄國的科茲洛夫，瑞典的斯文·赫定、沃爾克·貝格曼、貢納爾·雅林，英國的D·布魯斯、奧利爾·斯坦因、兩位外交官的夫人凱瑟琳·馬嘎特尼與戴安娜·西普頓，法國的邦瓦洛特、伯希和、大衛·妮爾以及傳教士蜜德蕊·凱伯和法蘭西絲卡·法蘭屈，日本的河口慧海、大谷光瑞、橘瑞超，德國的馮·勒柯克、艾米爾·特林克勒，美國的亨廷頓、蘭登·華爾納，丹麥的亨寧·哈士綸等等。這些西方探險者、旅行者、學者目的不一，或者帶著撿拾歷史碎片和文明斷簡的追求，或者帶著傳教和尋道的理想，或者帶著掘寶之夢，或者就是為本國政府搜集情報，紛紛踏上漫長的中國古道和人跡罕至的旅途，用不同的方式經歷中國西部的探險考察和游歷。盡管他們的文化充滿差異，探險目的各有不同，他們的書寫卻制約和影響了20世紀初的域外探險記游文學及人類學著作對“中國鏡像”的構筑以及對中國文明的塑造，甚至成為后世中國人在想象自我時借助的資源。

史圖博的背景相對簡單，但其考察與調研報告也帶有情報搜集的工具性，事實上，其資金和學術支持就來自德意志探險協會、外交部文化局、柏林遠東協會等部門。

日本人為了將海南島變成海外殖民地和戰略物資供應地，于1939年2月10日，發動了對海南島的進攻，到1940年3月，占領了除白沙縣城以外的海南島大部分地區。在此期間，日本臺北帝國大學、東京帝國大學、外務省、東京大學、中國東北鐵道等機構的許多學者都受委托與命令，對海南島的漢、黎、 家人進行了調查。史圖博的《海南島民族志》作為開拓性的作品很受看重，東亞研究所第六調查委員會的平野義太郎（1897-1980）于1941年到海南島，委托清水三男將此書翻譯成日文，于1943年由東京畝傍書房出版。1964年，中國科學院廣東民族研究所就是根據日譯本將此書翻譯成中文的。據海南大學劉復生介紹說，他們學校有幾位老師目前正在由德文重譯此書。

對于這些背景的了解，使得此次重走史圖博海南之行路線別具一番文化重述的意味。史圖博的記錄與描述固然有其特定的學術價值與歷史意義，但我更感興趣的是經歷了抗戰勝利、革命建國、社會主義改造與改革開放實踐等一系列翻天覆地變化之后的今日海南。所謂歷史其實就是沉積在現實中的過去，過去的流傳物如果能夠遺留下來，一定是經過時間的洗刷而不能磨滅的，在那其中顯示出文化的活力所在。

2013年夏，我到廣東和海南開會的時候，廣東技術師范學院（現廣東技術師范大學）教授郭小東曾經贈送過我一本他帶團隊做的《失落的文明——史圖博〈海南島民族志〉研究》，在實地調研基礎上對史圖博的相關錯訛之處進行證偽，重新提出自己的觀點，但總體學術范式上尚未做大的更改，又經過晚近這些年的深入研究，海南島民族志應該會呈現出全新的面目了。

晚飯后，我一個人出門去海灣對面的萬綠園散步，華燈初上，瓊州海峽的清風徐來，一掃溽熱之氣，道旁散尾葵、棕櫚、椰樹輕輕招展，讓人不由得舒爽起來。這個地方是海南自由貿易港復興城互聯網信息產業園，北面不遠就是世紀大橋，飯后在萬綠園跑步鍛煉的年輕人倒不少。南方的好處是綠植多，苘麻簇擁在黃楊與洋紅風鈴木相互映襯的間隙，蒲葵與番木瓜舒展著肥美的葉片，欖仁樹云蓋籠罩，已經結出翠綠的果實。環繞萬綠園的塑膠跑道中間綠化帶上是綻放淡紫花蕊的藍花草，與橙色的龍船花，纖細如同紅絨聚簇的朱纓花點綴著，如此葳蕤繁茂，連夜色也變得清新起來。海灣里停著三三兩兩的小漁船，遠處的躉船則傳來隆隆的發動機聲。忽然聞到一陣若有若無的芳香，抬頭看，是淡黃色的雞蛋花。一切都顯示出生機勃勃的模樣。

海洋中國一瞥

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

晴

海南省博物館、海南省圖書館

早上起來在陽臺上眺望東北方，海峽對面景物隱約可見。那是雷州半島的最南端徐聞，2012年的時候我曾經去那里做過國情調研，記得當地有一種石狗信仰，由石頭粗雕而成，置于村頭巷口、房前路邊，用于祈雨或保佑孩童健康成長。石狗的造型頗類同于石獅子，但大部分體格都比較小。上午去海南省博物館舉行“海南日記”的啟動儀式，順便參觀一下。隔了一個海峽，海口這邊似乎沒有聽過有類似的民間信仰，至少博物館中沒有看到相關館藏。

海南省博物館入口處墻上鐫有四個大字“南溟海甸”，是借朱元璋在其頒發的《勞海南衛指揮敕》中把海南稱為“南溟奇甸”之意。南宋時，朝廷遷津建浦在今海甸島，由此出現當時著名的商貿港口“海口浦”，“海口”一名便來自于此，至明時海口港與內地及沿海商貿活動頻繁,商貿盛況空前。流波及今，海南文化因此具有濃郁的海洋商貿與漁業色彩，這是由特定的地理歷史情境決定的。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鯉魚燈，這是瓊海市著名漁港潭門的漁民拜公祭海儀式中形成的民俗物象。出海捕撈海參魚貝，充滿不測之險，是以命相搏的事情。風浪中討生活的漁民往往要準備肉、香、飯團等去“兄弟廟”祈禱平安：遠航啟程前的祭祀稱“做福”，即祭兄弟公，這里的兄弟公并不是某種超人格的神，而是義氣相結的普通民眾；歸來的祭祀稱“做兄弟公”。兄弟廟與兄弟公體現出一種底層民眾患難相幫、同甘共苦的團結與友愛。館中陳列了潭門“文教兄弟廟”的復制模型，門上兩副對聯是嵌了村名的“文通人和神恩澤，教順地靈漁業豐”——與其說是對神靈的期望，毋寧說是落在了漁民們彼此之間互助互敬的實際行為中。現存的文教村兄弟廟始建于1937年，廟門上書“兄弟聯吟鏡海清，孤魂作頌煙波靜”，顯示出對海清波靜的向往，同時也寄托了對海上遇難同儕的哀悼。

漁民出海遠航南海諸島捕魚、航運等活動中，用血汗、智慧、勇氣乃至生命探索未知的海域，將他們走過的航海路線、遇到的島礁名稱、洋流季風等知識記錄在小冊子上，這種手抄本被稱為“更路（流）簿”。2013年5月，瓊海市博物館陳貽愛館長從漁民手中征集了一個毛筆書寫的丙戌年（1886年）《東海北海更路》，雖然年代并不算早，卻是比較完善的一本。海南漁民尤其是東部漁民習慣上叫西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為“東海”，而將南沙群島及其周邊海域稱為“北海”，因而，這個手抄本更路簿基本上涵蓋了現在的東海海域和南海海域，對于了解與研究海南漁民海上作業、經營西沙南沙海域的情況，以及為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與暢通，提供了實物材料。

“南溟泛舸——南海海洋文明陳列”主要集中在“華光礁1號”沉船考古出水的文物上。華光礁是西沙群島永樂環礁的一個暗礁，沉船是南宋時期的一艘商船。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和海南省文物局聯合組成隊伍，于1998年12月至1999年1月、2007年和2008年數次發掘，從其遺址中打撈出陶、瓷器八百多件，還有鐵器、銅錢、銅鏡等物，這是中國水下考古從近海走向遠海的一個里程碑，也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繁榮鼎盛的見證。2010年，考古隊還從石嶼東側的沉船遺址中首次出水了元青花瓷器，據研究是外銷到菲律賓等地，或再轉銷到非洲東海岸一些地區的。還有一些石像，是2015年4至5月，從三沙市永樂群島中的珊瑚島東北海域的“珊瑚島1號”沉船遺址打撈出來的。那些石像的形象與服飾風格與明代官員的特征相一致，應該是運往東南亞等地用于廟宇和祠堂建筑的裝飾性成品石材。福建閩南地區從明萬歷年間就已開始將石材與石雕輸入東南亞地區，清代晚期更甚。這不由讓人想起歷史學者李伯重在《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中援引的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銀資本》中的結論，“過去教科書都說清朝閉關自守，但是如果我們重新審視史料，并對比當時世界其他國家的情況，那么將會看到，清代中國并沒有閉關自守，而且比起當時世界上許多國家來說更為開放。也正因如此，19世紀中期以前中國在世界貿易中占據中心地位”。

新的考古發現不僅豐富了對于過去的知識，同時也會改寫歷史書寫的語法和觀念。關于南海貿易方面的歷史是我以前所不知曉的——對于某個地方、區域或族群的歷史與文化只有多加了解，才會擺脫狹隘的偏見，而這也有助于重新認識自身、中國與世界。我們對于中國的表述往往是農耕文化為主，從文化主體上來說這當然沒有錯，但這也容易導致鄉土中國的形象遮蔽更為豐富多元的存在，其實中國是一個多樣性的構成，除了農耕文化，還有漁獵文化、游牧文化，海南的這些考古實物更是證明，商業與海洋文化同樣是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出門的時候偶爾看到一個“楚釹子花絲鑲嵌展”，所謂花絲鑲嵌也就是細金工藝，用金、銀、銅為原料，采用掐、填、攢、焊、編織、堆壘等傳統技法，輔以挫、捶、悶、打、崩、擠等技法，將寶石、珍珠等填進去，有時候還用到點翠，是一種非常精細講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藝。那些作品都極其靈巧細致而又富麗堂皇，顯然需要耗費持久的時間與精力，就像我們在博物館里體驗的香道，用的是沉香，漫長而莊重的儀式只為那一縷似有若無的清香。這些技藝與儀式超越了物質層面，抵達生活的審美化，顯示了曾經存在過的優雅而精致的生活方式。那些瑣碎而考究的細節，構成了古代中國文化的精致部分，當初可能只是被少數人所享用，如今則已經進入到大眾的日常消費之中。

因為今天是世界讀書日，下午與葉兆言、劉復生二位在海南省圖書館做了一個關于興趣式閱讀的對談，彼此觀點有交鋒，聊得挺開心，但確實也非常累，以至于“騰訊新聞”將前幾天在上海錄制的“文學脫口秀”上線，王姝蘄發給我鏈接，我也沒有時間看。我們確實進入了Hartmut Rosa所說的“加速”的時代，香道也好，花絲鑲嵌也好，都是對于逝去且無法回去的慢生活方式的企慕與憶念。從這種現實的實感為前提，出發去思考所謂的“文化遺產”問題，超越不證自明的文化政策所賦予的合法性，可能更具學術意味。

儒道互補的兩個村莊

2021年4月24日星期六

晴熱

三卿村、典讀村

由海口復興城互聯網信息產業園往西南二十多公里就是秀英區石山鎮的三卿村，開車大約50分鐘。雖然距離并不遠，但較之市區不啻是兩個天地，這是一個藏在蜿蜒山路中的小村子，它獨特的地方在于村子建立在一個火山口上。村中所有的房屋幾乎都是火山石與杉木或菠蘿蜜木搭建而成。村口立著一座三層灰褐色的碉樓，名為安華樓，是鄉紳與村民1930年為防止戰亂中的盜賊流匪而建。碉樓自上而下銘刻了一副對聯“三俊挺生濟世安民光梓里，卿才蔚啟經邦華國耀槐堂”，聯中藏頭埋了村名“三卿”，中間鑲嵌了“安華”的樓名，可謂匠心獨運。時間久遠，又處潮濕多雨之地，石刻剝落，字跡漫漶，橫批“紫電清霜”已經完全消失，只留下滄桑之感。

圖片位于三卿村村頭的安華樓

樓旁有一座敬字塔，上書“禮樂詩書從口入，圣賢煙火朝旁轉”。這種“援佛入儒”的建筑形制發端于宋，盛行于明清，恰與理學的興起大約同時。禮失求諸野，在這樣偏僻的小村遇到一個敬字塔，可見儒家傳統在民間無遠弗屆的影響，哪怕是海島陬隅，依然不失禮儀之邦的鄉風。進村正面是一個年代久遠的議事廳，說是議事廳，其實就是一個村民聚會討論的木石搭建的小公屋。年深日久，堂上的木板雕刻對聯只剩下兩邊“三才”與“卿相”四個字，村干部王杰告訴我說全聯是“三才道義宗禮甫，卿相經綸祖素王”，依然是儒家的觀念。這是村莊的精神里子。

時間似乎凝固在這個隱于山中的小小村莊，村民聚族而居，議事廳的門外是幾級由玄武巖疊成的臺階，圍繞著一株碩大無比的榕樹，坐著幾個老太太閑聊，身旁籃子擺放著青的木瓜與紅的西紅柿，也不知是售賣還是自己食用的。從精神里子來看，一千年來儒家文化依然在村中發揮著它持續的影響力，但時代的變化依然作用于它，留下可見的痕跡。

村莊太安靜了，以至于我似乎能聽到蜻蜓飛過的聲音。烈日當空，樹下一片陰涼，讓人的心也不由得跟著沉靜下來。王杰的叔父家里正在翻蓋新房，來幫工的有幾個中年男女，都在安靜地鋪瓦和泥，如果不是走過村巷，進到家里，完全聽不到任何聲音。除了這幾個中年人和樹下的老太太，沒有見到一個年輕人。王杰是一個70后，算是比較年輕的了，他介紹說村里的年輕人都進城務工了，主要是靠泥水匠的手藝，這也是歷代村里人采集、切割、堆砌火山石造屋練出的技能。

生活方式的變化讓村莊變得空蕩蕩，但此地離市中心交通畢竟非常便捷，如果規劃得力，未嘗不可以成為城里人一日游的休閑度假村，畢竟它的歷史、獨特的地貌、傳承的民俗并非當下生產的——它其實蘊藏著悠久的遺產，如同蒙塵的璞玉，只待命運之手拂去歲月的灰塵。王杰對于村莊的未來有一番美好的勾勒，希望能夠將這個完整保存了火山石古建筑的村莊進行開發，做到“離土不離宗”。土地是根，生態是本，文化是魂，這也是“美麗鄉村”的題中應有之意。

無意中，在一家院落看到一棵不認識的樹探出墻外，蒼翠潔凈，旁人告訴我那就是名貴的黃花梨，只是因為樹齡尚幼，還沒生出油格。后來我發現村里遍布這種樹，不由大吃一驚，這個村莊不就如同這些黃花梨一樣嗎？長天大地，幽寂無人之處獨自默默生長，它只是在等待著那個長成的時機。

典讀村距離三卿村不到十公里，是以道教金丹派南宗的創始人白玉蟾的故鄉而知名。與去三卿村路上所見的儒王、儒唐、儒洪、儒符等有著明確儒家意識的地名不同，去典讀村的路上我見到一個叫做道堂的村子，這名字并一定指的就是“道家”的“道”，但可以解讀為不同村莊在文化精神上不同的隱喻。

白玉蟾是“南宗五祖”之一，南宋紹興、嘉定年間人，少時就非同一般，據說12歲時應瓊山童子科，主考官命他以織機為題，他口占“大地山河作織機，百花如錦柳如絲。虛空白處做一匹，日月雙梭天外飛”，格局開闊，意境玄遠。但因為口氣太大，引起主考官的不滿。后白玉蟾入黎母山遇仙人，學得洞玄雷法，渡海學道，遍訪羅浮山、廬山、霍童山、武夷山、龍虎山、天臺山等地。宋寧宗嘉定間，詔征赴闕，召對稱旨，封為紫清明道真人，命館太乙宮，賜號紫清明道真人，是海南歷史上第一位有全國影響的文化名人。當然，更多人是知道他是因為《千家詩》收有其《七絕·早春》一詩：“南枝才放兩三花，雪里吟香弄粉些。淡淡著煙濃著月，深深籠水淺籠沙。”筆法清淺，但是頗具意境，旨意悠遠，蘊味無窮。

史料記載，白玉蟾出生時，此地本名顯屋村，更早的時候也叫香山地，之所以后來改名叫典讀村，是因為據說白玉蟾因為不受喜于科考官，轉而求道，長游外方，不懈求真，典衣供讀，故有此名。這個就特別有意思，在這里儒家與道家相遇。如果從中國文化結構上來說，“大傳統”無疑就是儒道互補——人生藝術化與藝術人生化的協調統一，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盈虧有時，進退有度。

越過一片芒果林，我看到一只褐色的變色龍迅速從黃泥地上跑過。抬起頭來，發現在一片香蕉田與獼猴桃樹叢中，坐落著一座火山石構筑的、小小的“白玉蟾紀念館”，是村民1970年代集資修建的。紀念館只是一間普通的民居式樣的石屋，供奉著一尊小小的石膏質彩繪塑像，更像是一個因陋就簡的鄉間小廟，不過香火倒挺旺盛。按照村長的指示，我也拈了七炷香，在塑像前上了三炷，到廟外的土地廟上了兩炷，一供天一供地，再到廟前大樹下插一炷，天地仙靈算是都侍奉到了。

我問到本地民眾的生計，村長介紹說之前他們種水稻，后來又種過甘蔗，因為農業邊際效益遞減，現在更多人進城打工了。他帶我們到村委小屋去聊天，里面掛著“互聯網農業小鎮”的牌子，顯示了特定時代的氣息。但是老村中只有寥寥幾戶老人還在，大多數石頭壘起的房子都已經無人居住。空蕩蕩的村道顯出人跡罕至的面貌，其實可能也未必是無人行走，只是炎熱的熱帶氣候很容易給人一種荒蠻之感。正午時分的老村散發出艾草在陽光灼曬下的清苦味道，道旁的芒果樹和滴水觀音倒是郁郁蔥蔥，木瓜累累，菠蘿蜜垂掛在樹干上，顯示出南方特有的野氣與自在。

繞過老村發現一幢正在修建的小樓，是村長侄子家的。繞過一棟獨門小樓看到院中擺滿栽種多肉植物的花盆，村長說是他哥哥家。村里的富戶基本上都是村長的親戚，如果我像V. S.奈保爾一樣敏銳與刻薄，一定會從中生發出很多聯想。新村落中新的建筑散落不少，多是進城掙了錢的人家返鄉所建。其中一戶，三兄弟合蓋了一個院落，四周是三層樓房圍成一圈，院中則是三進祖屋，遵循的還是長幼有序的古禮。這一家人在廣州開專賣黑山羊的飯店，發了財，所以庭院修得漂亮敞亮，門口還擺放了兩盆金桔樹，寓意吉祥如意。

此地習俗，蓋房子講究“前常后布中枇杷”，“前常”指房前種榕樹，象征高壽；“后布”是指屋后種箭毒木(也就是見血封喉，又名加布樹)，寓意人才輩出；中間種枇杷樹。這種古老習俗延續至今，新蓋的樓房也是如此。簡陋的白玉蟾紀念館與他在中國道教史上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但是典讀村與“互聯網農業小鎮”倒并不違和，锃明瓦亮的高樓與灰石頭壘起來的老屋共置一處，卻也并行不悖，這大約是我們這個正在急速變化、充滿雜糅與喧囂的時代典型意象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