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中國史》，張蔭麟、袁震著，蒙木編訂，北京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39.90元

“國史”與“兒童”發生交集，應屬一種近現代以來的產物。辛亥以前，私塾學堂自然有蒙學讀物，《易經·蒙卦·彖辭》：“蒙以養正，圣功也。”后人就把兒童早期教育稱為蒙養教育。但那是引領兒童識字進而了解經書典籍、為日后通習圣賢經義做準備的教育步驟，卻談不上樹立一種史觀或文明觀念，更談不上塑造現代國民的精神氣質、開闊國民的眼界。近代以來，西洋科學知識、政教制度挾炮艦東來，儒家圣人教誨和行為準則越來越失效，尚無民族與國家意識的“天朝上國”猛然跌入列國紛爭的局面，甚至眼看有文化淪喪、種族不保的危險。置身此大背景下，為年輕一代國民講述國史也就具有了構建民族身份認同、建設鞏固現代國家的重要功能。

《兒童中國史》正是在此背景下，于1935年由民國教育部委托張蔭麟和袁震執筆撰寫的小學歷史教科書。張蔭麟是著名歷史學家，1929年畢業于清華，與錢鍾書、吳晗、夏鼐并稱“文學院四才子”，畢業后赴美留學于斯坦福大學，歸國后在清華、北大兩校講授歷史、哲學，抗戰爆發后任浙大、西南聯大教授，1942年去世。袁震則是著名的才女，18歲考入武漢大學，后入清華史學系，與著名史學家吳晗相戀結婚，1969年去世。兩位作者史學造詣深厚，又處于中國現代國家將成型而未成型之際，面臨著內憂外患，因此書中也時時反映出他們對時局的思考，進而影響著他們為孩子講述國史的方法和內容取舍。

此書體現了作者對國史教育和寫作的獨特理解。張蔭麟受民國教育部委托主編小學、初中、高中的歷史教科書，在撰寫體例上便新創了一套循序漸進的寫法：小學國史以人物為經絡，選取國史上的大人物，通過講故事的方式烘托各歷史時期的大事；初中國史則以事件為經絡，分民族篇和社會篇；高中國史則以時代為次序綜述人物、地理、事件，形成融會貫通。作者將這歸結為“鉆觀”“縱觀”“橫觀”三種觀察歷史的方法。這顯然是遵照學童因年齡差異而學力不同的規律，使教育從形象直觀到抽象綜合的步驟漸次前進。

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歷史寫作包含著更深遠的用意——培育具有現代眼光、現代胸襟、現代精神的開明國民。而放在當時的大背景下，首先考慮的就是救亡圖存，因此在題材上本書格外注重選擇代表華夏燦爛文明成就、聲名遠播并促進了文化發展的大人物（例如大禹、孔子、張騫、玄奘）和歷史上抵御外侮、為國效力、不辱使命的名將賢臣（例如馬援、謝安、范仲淹、文天祥、宗澤）。

這些篇章多寫于1931年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數月，從字里行間都能感受到時局的危迫、緊張的氣氛。書中借歷史上的故事喻指現實、抒發憂慮、言明心志的段落比比皆是，在當時自然是為了鼓舞士氣、提醒世人注意時局，但即便是今天的孩子，讀到其中的文字，依然能生發出樹立遠大志向的渴望、造就對這片熱土與中華文化的赤誠熱愛。

1937年以后，中國進入了一個“抗戰建國”的時代。有學者認為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真正成型，正是在抗戰之中。這一說法有些道理，如果沒有“亡國滅種”這樣的危機，很難說中國人會打破一直習焉不察的“一盤散沙”狀態，形成一種同仇敵愾、捍衛領土和文化的決心。

這冊《兒童中國史》講述華夏歷史上彪炳史冊的人物的同時，也講述了那些影響深遠的思想，以及勇敢剛毅之類美好品格，還勾勒了人物所處的歷史背景。比如，墨子的故事傳達了“戰爭不正義”“應該心系天下蒼生性命”的“非戰”思想；范仲淹的故事表現了范仲淹節儉自律、胸懷大志、剛毅果斷的品質；王安石的改革在許多方面保持著與范仲淹改革的連續性，而他們最后的失敗不能不促使讀者思考其中發人深省的原因……張蔭麟希望通過人物、史事，呈現我們中國人的民族精神，這種精神在他看來就是“宏毅中和”。

假如本書能激起一些小讀者探究歷史的興趣，并受到書中人物精神品格的感染，那么，歷史大家寫作這本小書，就堪稱厥功甚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