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古”與“變古”、“循俗”與“革俗”，是古代政治的一個重要主題。

戰(zhàn)國時期的秦國之所以能消滅六國，一個主要因素就是敢于“變古”，對遵循已久的政治、法律制度進行卓有成效的改革。

比如，周天子及諸侯國的貴族實行父死子繼、世代相襲享受爵位和俸祿的世卿世祿制，嚴重阻礙了經(jīng)濟社會進步。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支持李悝廢除世卿世祿制，獎勵有功于國的人員；公元前390年左右，楚悼王支持吳起對無功勞的貴族及其子嗣實行“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的政策，對有功勞的人員授予爵祿。在舊貴族的激烈反對下，李悝、吳起的變法先后都失敗了。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支持商鞅變法，不僅廢除世卿世祿制，還廢除分封制、建立郡縣制，最終實現(xiàn)了富國強兵，為大一統(tǒng)打下了堅實的制度準備。在變法的過程中，商鞅不可避免地要與舊貴族進行辯論。商鞅強調(diào)，治國理政并無一成不變的“古法”“舊禮”。只要有利于國家，皆能為我所用。

秦國通過“變古”建立了偉大的功業(yè)，但秦始皇未能處理好“循俗”和“革俗”的矛盾，導(dǎo)致秦朝僅僅維持十幾年就土崩瓦解。

秦朝滅亡后，“法古”成為漢代知識分子的共識，“循俗”成了漢代政治家的理政手段。劉邦鑒于秦亡教訓(xùn)，實行郡國并行制，即秦的郡縣制和周的王國制并存。郡縣奉行漢代法律制度，王國則相對獨立、從俗而治。

隨著時間的推移，漢初的分封制逐漸威脅到中央的權(quán)威和社會的穩(wěn)定。漢文帝時，賈誼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通過大量建立諸侯國來削弱各國實力。漢景帝時，晁錯主張削藩，引發(fā)“吳楚七國之亂”。

漢武帝具有雄才大略，采納了主父偃的推恩令，允許諸侯王分封自己的土地給子弟，促成諸侯國封地不斷裂變，結(jié)果是諸侯國僅有王國之名，幾乎等同于郡縣。至此，漢朝完成了對分封制的徹底改革。

據(jù)此可知，縱然是先進的、有益的政策實施，也需要分步驟、有策略地推進。歷史反復(fù)證明，追求狂風(fēng)驟雨式的急速變革，結(jié)果往往適得其反。

“變古”的道路從來都不是一帆風(fēng)順的，改革成果的鞏固也是一個曲折的過程。

西漢末年的王莽建立新朝，崇信《周禮》，盲目地托古改制。比如，實施理想化的井田制，試圖借此徹底解決土地兼并問題；改革官僚制度和行政區(qū)劃，破壞了歷史形成、通行已久的習(xí)俗，導(dǎo)致中央政府職掌不清、運作混亂，地方政府名稱淆亂、疆界不明。

面對西漢末年的社會矛盾，王莽沒有找到合適的解決途徑，卻迷信儒家經(jīng)典，盲目“奉天法古”，導(dǎo)致了身死國滅的悲劇。

成功的改革需要“天時”“地利”“人和”三種因素的結(jié)合：李悝、吳起的變法，因魏文侯、楚悼王的去世而失敗，這是缺少“人和”因素；賈誼、晁錯把握了改革的方向，但缺少好的時機，這是缺少“天時”因素；秦國推行郡縣制效果良好，但在六國遭到強烈抵觸，可謂缺少“地利”因素。

上述成敗經(jīng)驗表明，“變古”和“革俗”的發(fā)生是不得已的，推動是不容易的，而成功更是不尋常的。由此，今人可以更好理解“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chǎn)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又可以深入認識到“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