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佩服那些想象力豐沛的作家，能夠無中生有，見微知著，他們四海遨游，星際穿越，而我，每一篇作品的構思和創作，總不免需要一些真實的人物和故事才能有所觸動。并且當我專注于某個主題的時候，我世界里的其他東西都被過濾了，比如我寫《大風》的時候，腦子里只有張長工的子子孫孫。寫《大望》的時候，側重點在“罪與罰”，那么，關于四位老人漫長而坎坷的一生，我只記住了他們的過錯和錯過，其他的則幾乎完全被淡化。

同樣，有一個階段，縈繞在我心頭的全是像蜘蛛網一樣的伙伴關系圖譜：父母和子女，親朋與好友，同學之間、同事之間，甚至鄰里之間，密密麻麻、嚴嚴實實，這些伙伴關系帶來了無限的、無處不在的巨大壓力，封閉和壓迫四處彌漫、延綿不絕，令人墜入其中而渾然不覺。《伙伴》這部小說就是在同伴壓力之下寫出來的。小說寫了兩代平民的階層下沉，耀祖深陷“壓力”，為了滿足母親的一種期待、一種虛榮，淪為一個竊賊、一個千夫所指的階下囚，“我”雖上揚，但從兒子的教育開始掙扎著不跌落，幾乎失去了作為人的歡樂。“窮”到了“我”身上，不是像在耀祖身上那樣看得清清楚楚的東西，而是一件不那么明顯的卻無時不刻不存在著的東西，總在微妙的時刻擋住歡暢，讓生活離理想一日日遠去了。時至今日，隨著耀祖身陷囹圄，“我”的兒子被迫遠涉重洋，飛到了英格蘭，在那里他才從一場中國式教育的慣性里掙脫出來，慢慢恢復少年的本性。兩代人、兩個家庭，他們在其成長的過程中，并無權選擇做什么人，或許他們內心要求不高，并不想做人上人，只想做一回自己，只想做一個人、一個快樂的少年，但在這巨大的聲浪之中，社會說“不”，教育單位說“不”，家庭說“不”，同學說“不”，伙伴說“不”，整個文化也說“不”。人們無力覺察及逃脫，不知不覺失去了選擇的權利，那些壓力帶來的焦慮和挫敗感，也令生活更沉，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