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版本文獻研究肇始于20世紀40年代，隨著唐弢、姜德明、朱金順、陳子善、劉福春、金宏宇等幾代學者的接續耕耘，至21世紀初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版本文獻研究漸成氣候。近10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版本文獻研究持續升溫。但迄今為止，現當代文學文獻的版本譜系和版本校勘仍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論，其理念和方法基本還是承襲自古典文獻整理中的版本校勘傳統。學習和借鑒古典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在現當代文學版本文獻整理和研究的發生期與成長期自然無可厚非，但隨著現當代文學版本研究的不斷推進，現當代文學文獻自身特性越發凸顯，故此需要尋求新的學術路徑，建構獨立的現當代文學版本文獻學。

認識現當代文學版本文獻的特性及由來

現代出版文化和印刷技術深刻參與了現當代文學文獻的版本生產與流通，促成現當代文學版本文獻的特性。

首先，現當代書籍出版前通常經過作者自己的校訂，但在印刷過程中，印刷所和抄寫工皆有可能對原文進行誤植，出于對現代機械復制的信賴，這類偏差容易長期被隱蔽起來，進而影響到讀者的理解。張麗華對魯迅“隨感錄”的《新青年》刊本與北新書局《熱風》本的校讀、段美喬對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曹禺《日出》各重印本的比對，都說明了這一問題。

其次，現代出版文化的活躍與印刷術的快捷便利，使現當代文學作品版次更迭極快。這些重印本并非僅僅是對最初的“版次”進行簡單的“復制”，在版本的物質形態上往往會呈現出明顯差異，進而顯示出出版者及受眾對其認知的微妙變化。典型的如郭沫若詩集《女神》，在1921年的初版本之后，多次再版重印，各重印本在封面設計、廣告推介及合集歸屬等方面的變化，反映出不同歷史時段社會文化語境存在的差異。

更為重要的是，因為現代印刷術的快捷便利，作者本人可在短時期內自行修訂內容，形成諸多獨立又相關的修改本。這是現當代文學版本文獻迥異于古典文獻的最獨特之處，也是現當代文學版本文獻整理和研究的重點。

古典文獻的不同版本往往是在長期流傳過程中，由不同的人在不同時代對相似文本的傳抄、誤刻、妄改、評點和校勘中形成的。因此，古典文獻的校勘整理，主要通過比勘文字、篇籍的異同，以各種內部或外部證據為依據進行邏輯推理，糾正其中的訛誤，確定文獻的屬性，最終目標是盡可能恢復原始文本，重建唯一的定本。當前，現當代文學文獻的版本整理通常延續古典文獻的版本校勘方法，以確立一個最接近作者原本的“定本”或“善本”為目標，校勘整理也以校訂文字內容為主。（張麗華《通向文化史的現代文本文獻學》）整理在世作家的作品時，一般以作家本人意見為主；如果是整理已經過世的作家的作品，目前的主流做法是以最初定型的印刷文本即初版本為底本，把手稿或報刊本視作“前文本”，用于參校，初版本之后的版本基本不被重視。

古典文獻因為不同時期刻本與抄本的并置乃至多個不同來源版本的承遞，版本狀況的復雜顯而易見。現當代文學文獻的版本，由于年代較近，又有版權頁制度的存在，版本源流考證相對簡單，再加上學界普遍存在的“初版本主義”，故而現當代文學文獻的版本問題往往不受重視。事實上，現當代文學文獻的復雜性并不遜于古典文獻。按照文學生產方式和傳播載體的變化，現當代文學版本可分為手稿、雜志本、初版本，還有因出版社變化產生版本形態變化而出現的各種變本，以及各種偽裝本、刪節本等。當然，還有大量由作者本人基于各種原因不斷修訂自己作品而形成的修改本。尤其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有些作家，其作品大多存在重大修訂，版本情況頗為復雜。例如，龔明德發現郭沫若劇作《屈原》至少有4個系列8個不同版本，金宏宇、彭林祥考察巴金《寒夜》同樣發現了至少8個版本。作為作家在不同歷史時期創作意志的產物，這些版本有著各自的文本特性。

由于沿用古典文獻的版本校勘理念，以“善本”或“定本”為目標，當前現當代文學的版本校勘和整理，往往將初版本之后的各種版本忽略不計。然而現代印刷術的出現，使現代文獻的印刷數量大，版本更迭快，同年代的讀者可能面對不同的版本，從而讀出不同的感受。確定“善本”或“定本”，為大眾閱讀計，必不可少。但對學術研究而言，這些還未消逝在歷史洪流中的文本，卻是豐富文學史細節、拓展現當代文學研究空間的重要史料。

建立契合現當代文學版本文獻特性的研究方法

版權頁信息的直接明了使現當代文學文獻的版本考證不再是難點，更重要的是比對不同版本的修改之處，判斷各個版本在修改時所選擇的底本，確定版本流變之節點。在此基礎上確立版本的演進鏈，從而形成版本譜系。

確立版本演進鏈的主要依據是版本修訂時選擇的底本，即某版本是在哪個底本的基礎上進行修改的。版本演進鏈不清楚，校勘很難進行。只有厘清了版本演進鏈，校勘才具有可操作性。而選擇哪個版本做底本進行修改，則體現了作者對這個底本的看法，是時代、審美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梳理現當代文學文獻的版本譜系，不僅可以讓我們看到不同版本之間的遞進、承傳等關系，而且可以使我們在對校和比較作品的不同版本時遵循正確順序，從而將不同版本的文本特性、版本變遷的緣由等放置在一個完整的譜系中加以闡釋。

在版本譜系中對不同版本的修訂進行綜合考察，才能真正有效地把版本研究延伸至文本批評之中，發現版本修訂過程中作者如何在時代語境的變化、作家的藝術追求和個人的精神境遇之間閃轉騰挪。作家在各個版本的修改中，力求在社會、時代要求與個人化的文學審美之間尋求平衡。應該說，這些產生于作家不同人生階段的版本，是作家自身思想、藝術觀念和現實環境的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是研究作家創作史、精神史的重要材料。確立版本譜系，通過對不同版本的比對參證，解讀文本，發現問題，不僅可拓展現當代文學研究空間，同時也提示我們，文獻不僅是文學批評的基礎，也可衍生出一種文學批評的方法。把現當代文學文獻學作為一種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意義。

在現當代文學文獻不同版本的生成過程中，出版機構、出版組織和文化體制是繞不過去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出版機構建立了出版行業的特定秩序，制定出版業的規章制度和行為準則，從而將其納入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軌道。出版機構的合并與調整、各級出版機構出版權限的變化，都影響到現當代文學的版本生產和流通。研究現當代文學不同時代版本的形態、出版過程與傳播情況，將各版本呈現的物質形態與其背后的組織過程也納入考察視野，使版本文獻的發掘和研究與出版史、文化組織結構史、文學制度史相結合，把版本譜系和版本校勘視為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將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文獻學開辟出更為廣闊的研究領地。

在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版本校勘和整理關涉文學的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的很多問題，應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現當代文學版本文獻的整理，與校勘學、目錄學，及考證、辨偽、輯佚等工作直接相關。版本譜系的確立關涉語義學、修辭學、文學發生學和闡釋學等文本內部問題；從印刷史、出版史、傳播學、文學制度史等外部研究入手，將為版本演進研究展開全新的圖景。（金宏宇、杭泰斌《中國現代文學版本研究的新路徑》）因此，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版本文獻研究必須突破單一的古典文獻版本學的研究方法，從多角度切入，進行跨學科研究。

現當代文學作品的不同版本蘊藏著豐富的文學、文化信息。建立獨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版本文獻學，遵循其內在邏輯將這些信息有序化、系統化，有助于形成以現當代文學為依托的跨學科的“知識庫”，有效推動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文化史研究的發展。

近年來，現當代文學文獻學發展的新態勢之一，是史料挖掘及文獻整理工作得到了普遍重視，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現當代文學文獻發掘、保存、研究的學者和不少專注于刊載現當代文學文獻研究成果的刊物，現當代文學的文獻整理研究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的也越來越多。可以預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獻學的研究，必將收獲更多成果。總體而言，現當代文學作品體量頗大，而現有學術研究的成果形式，無論是著作還是論文，想要比較完整地展示現當代文學版本文獻整理的成果，都存在一定困難。因此，學者還需不斷嘗試，尋找契合現當代文學版本文獻特性的研究成果呈現方式。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