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幾年前，我們就注意到，膠東這片土地在革命戰爭年代竟然發生了那么多悲壯而傳奇的故事，隨即開始著手搜集資料。真正讓我們下決心要深挖這座龐大礦藏的原因，還是題材本身具備的對一個作家的魔力。作家遇到一個好的題材，應該是小概率事件。而且，據我們有限的閱讀范圍觀察，目前尚沒有一部在國內產生影響的同類題材的作品，我們的工作多少帶點填補空白的意思。

等漸漸深入下去，我們才發現這是一塊多硌牙的“硬骨頭”！膠東革命史所包含的內容，用浩如煙海、汗牛充棟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我們經過審慎的研判，決定采取段落式結構來建構本書，即選取膠東革命史上有代表性的階段和事件，表現這段不平凡的歷史時期，這就決定了此書不可能是全景式的敘事，只能是局部敘事了。即便如此，素材的裁剪還是消耗了我們大量的精力，特別是對那些很“有料”的素材痛下殺手時，我們何其心有不甘啊！最后，我們選取了“一一·四暴動”、“天福山起義”和乳娘群體為主要內容，約略對應著膠東革命的初始階段、發展階段、高潮階段。

這種安排，造成了本書的一大景觀：在膠東革命的舞臺上，前半場男性為主角，但也不乏女性的參與，后半場女性為主角，也兼顧男性的戲份，他們剛柔相濟，共同繪就了一幅血火奔涌、蕩氣回腸的革命畫卷。

如何講好“膠東革命故事”，對一個報告文學作家來說是個不小的考驗。報告文學的根本是真實性，我們的敘事必須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這就要求我們處理好真實性和文學性的辯證關系。我們在不少場合聽到讀者詬病報告文學的可讀性差，有報告而無文學。是啊，確實有一部分報告文學作家，在寫作時，出于偷懶的原因，或缺乏熔鑄功力，隨意堆砌材料，肆意引用摘抄，導致作品面目僵硬，令人一見生厭。這怪不得讀者，只能怪作家自個兒不爭氣。基于這種認識，就給我們的寫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須寫出有生氣的人物、熱騰騰的故事來。

有人曾經問沈從文先生如何寫好小說，他告訴人家“貼著人物寫”。這確實是寫作的不二法門，作者跟筆下的人物有距離感、疏離感，走不進人物的內心世界，是很難把這個人物樹起來的。而故事是跟著人物走的，解決了人物的問題，故事自然帶出來了。向人物無限靠近，是創作上的華山一條路。為此，我們不得不做一名掘進者，從蕪雜的資料和厚厚的時光壁壘間開出一條隧道，抵達人物面前，傾聽他們的吆喝、絮語、歌哭，感受他們的氣息，與他們俯仰于山海之間；或者做一名探訪者，走進人物生活過的環境，觸摸他們遺留的氣息，尋覓蛛絲馬跡……

張靜源，作為統一的膠東黨組織的早期領導人，閃爍著強烈的人格魅力。關于他的故事散見于多種回憶錄，他所經歷的事件因遙遠而迷離，甚至混亂。我們通過對這些文字的爬梳和琢磨，一個意志堅定、信仰崇高而又帶著青澀感的共產黨人的形象清晰起來。張靜源投身革命之際，正是白色恐怖籠罩之時，共產黨人隨時隨地都面臨著被屠殺的危險境地，因而，他是抱持著一顆義無反顧的赴死之心參加革命工作的。毋庸諱言，他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幼稚、輕信、沖動、憂郁等缺點，恰恰是這些因素的出現，使張靜源這位革命者的形象更加飽滿和立體。當他得知萊陽縣出現了兩個“縣委”后，立即忍痛別妻辭子，只身趕往事發地。他面對分裂分子徐元義自立山頭的作為，毫不畏懼，開展了針鋒相對的斗爭。當徐元義表面接受了黨組織的整頓后，張靜源掉入了“輕率的泥沼”：他不聽同志們勸阻，前往徐元義的老巢跟其會面，慘遭謀害。這就是書中《犧牲者》一節的故事。在這個悲劇背后還衍生出一個悲劇故事：他犧牲后，妻子帶著幼子彷徨無依，孩子很快夭折，她也陷入亂世的困苦……

一個晴朗的日子，我們在當地同志的陪同下，來到了威海市文登區僻遠的閻家泊子村，七拐八拐，找到了一處農家小院。這里便是烈士劉福考的故居。里面的屋子里陳設著幾件跟劉福考有關的物件，似乎在提醒著我們曾經發生的那個慘烈故事。

“一一·四”暴動被敵人鎮壓后，反動勢力瘋狂反噬革命群眾，為打擊敵人、宣示黨的力量的存在，膠東特委領導下的昆崳山紅軍游擊隊策劃了一起除暴行動。行動結束后，在撤退途中跟敵人遭遇，紅軍游擊隊員劉福考主動殿后掩護，他在同敵人周旋中腰部和腹部中槍，后被進步群眾護送回自己家中。他自知活不了了，就央求父親用繩子把自己勒死，免得淪為敵人的俘虜。悲痛的父親下不去手，就把他藏到了村外的玉米地里，放下兩塊干糧走了。敵人“清鄉”過后，父親趕緊去找兒子，后在一眼枯井里發現了劉福考。他想法拉上兒子來，此時的劉福考已經神志不清，他緊緊抓住父親的手，用最后的力氣央求父親成全他。絕望的父親只好在一棵樹系好了繩扣，頭不回地走了。劉福考掙扎著爬上石垛子，自縊身亡……這個悲壯的故事久久撞擊著我們的心扉，隔著遙遠的歲月，依然讓我們感動于那一代革命者對信念的忠誠。

而此后的故事更令人為之唏噓和贊嘆。

劉福考犧牲后，她的妻子王淑貞已經懷了八個月的身孕，一悲而瘋，整天瘋瘋癲癲地四處跑。人們看著她又是搖頭又是嘆氣。盡管她已成為人們眼里十足的“大瘋子”，可是劉福考送給她的定情之物——一串珠花，卻始終穩穩地戴在頭上。解放后不久，王淑貞的身影出現在一次表彰大會上，她披紅掛彩，珠花映面。人們這才知道，她一直在以裝瘋賣傻的方式作掩護為組織送情報。現在老人家依然健在，平淡地生活在這座小山村里。這對革命夫妻的故事，不需要任何渲染，就那般震撼人心。我們駐足在英雄犧牲的小村里，耳邊響起了陣陣槍聲，一個血污的身影走出暗淡的歷史走廊，向著熹微的地平線堅定地走去……

無疑，如果能直接接觸到人物，獲得的第一手材料自然彌足珍貴，但這種機會太渺茫了。不過，采訪他們的后人確實能彌補一些遺憾。我們在書寫乳娘的故事時，在乳山市的山區進進出出，拜訪了許多乳娘的后代，這些后代作為乳娘的代言人，具有無可懷疑的合理性，正是在他們的述說里，我們獲得了一個個飽滿的乳娘形象。

在一個豪雨如注的天氣里，我們在乳山市一個山旮旯兒里見到了八十多歲的宮培愛老人，他的母親戚永江是解放戰爭時期的一名乳娘。經由他的講述，我們慢慢走近了那位性格堅毅、情懷深沉的母親。

宮培愛講到的一個細節可謂“閃閃發光”。戚永江像大多數乳娘一樣，對撫育的革命乳兒比較偏愛，甚至是溺愛。有一天，乳兒金枝在一戶人家玩耍時，女主人說了一句不好聽的話，惹哭了小金枝，她跑到戚永江跟前哭訴，戚永江也不問明白事由，拉著金枝跑進那家人家院里，就跟那個不識相的女主人打到了一處，啪啪扇了人家好幾個耳光……這樣的細節就像土里的金子，只要一個就足以使人物熠熠生輝了。我們寫到的乳娘的故事，大多就是這樣從大山深處被我們挖出來的。宮培愛本人也參與了乳兒金枝的成長，跟金枝結下了深厚的兄妹情誼。同時他個人被冤枉為殺人犯，蹲監獄的故事，也不可避免地摻雜進了乳娘故事的河流里，成為一朵旁逸斜出的浪花。不得不說，正是宮培愛本身的參與，使這位乳娘的故事具有了復雜的內蘊，氤氳出另一種悲劇的氛圍。

我們在寫作《烈火芳菲》時做了一些探索和實驗，而其產生的效果，還需要讀者加以印證——那么，就請您打開這本悲壯與柔情交織、回蕩著山海之音的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