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第十一次全國文代會、第十次全國作代會在京舉行。期間，曾出席首次文代會的賀敬之一直關注著會議的進程，并回憶了自己參加文代會的經歷和自己的藝術人生。

1998年11月，賀敬之與柯巖在一起。

賀敬之家的書架上掛著一塊小手絹，那是一件旅游紀念品，手絹上印的是延安寶塔山。延安，那是讓賀敬之魂牽夢繞的革命圣地。他深情地說：“我是吃延安的小米，喝延河水成長起來的。”

歲月不改“老延安”的赤情

1940年4月，賀敬之與3位同學相約到延安投考魯迅藝術學院。“我不知道當時的想法怎么那么強烈，走，到延安去，一定要到延安去！”

在奔赴延安的途中，賀敬之寫下了組詩《躍進》：“黑色的森林，漫天的大幕，獵人躍進在深處。獵槍像憤怒的大蛇，吐著爆炸的火舌。而我們四個，喘息著，摸索向前方……”

晚年，賀敬之回憶說：“到了那里，我才吃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頓飽飯。到延安后，一切都是新的，是火熱的生活，真是春風撲面啊！”

到了延安，組織上并沒有把他們安排在魯藝，而是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長的延安自然科學院中學部上高中。賀敬之不滿意這樣的安排，攜帶自己在奔赴延安的路上所寫的組詩《躍進》趕考魯藝文學系。

2001年5月，賀敬之在延安魯藝舊址與當地老鄉一起。

筆試之后，進入口試階段。賀敬之記得考官是文學系主任何其芳：“面試時，何其芳就問現實主義是什么、浪漫主義是什么。這我還能勉強說幾句，后來他問我讀過什么書。”發榜那天，賀敬之連看都沒有去看，認為自己可能難以被錄取。

讓賀敬之沒想到的是，自己竟然被魯藝文學系第三期錄取了。后來他打聽到，是何其芳決定錄取自己的。何其芳說：“我看了他交來的幾篇作品，特別是他的詩，他是很有些詩的感覺的！”

“在延安，盡管生活比較艱苦，學習也比較緊張，可是總覺得充實，有使不完的勁。”當時，延安常有詩歌朗誦會，賀敬之踴躍參加，他朗誦自己的詩，也朗誦別人的詩。正值風華正茂的他，寫出了一批歌頌黨、歌頌革命、歌頌根據地的歌詞。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日偽軍加緊了對我敵后根據地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對此，毛澤東發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經過三年奮戰，在缺乏生產資金和生產工具的困難條件下，把南泥灣變成了“陜北的好江南”。1943年新春佳節，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秧歌隊需要編排一組節目，慰問陜甘寧邊區“生產模范”第三五九旅的全體官兵。魯藝新秧歌運動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安博找到詩人賀敬之，請他創作一首關于南泥灣的歌曲。

19歲的賀敬之被三五九旅廣大官兵開展大生產運動的熱情所感動，一氣呵成，接到任務的當天便寫出了膾炙人口的《南泥灣》歌詞。寫完歌詞，賀敬之找到當時魯藝的同學馬可來幫忙譜曲，馬可用陜北民歌的調式為它譜了曲，郭蘭英演唱《南泥灣》：“陜北的好江南/鮮花開滿山/開滿（呀）山/學習那南泥灣/處處是江南/又戰斗來又生產/三五九旅是模范……”《南泥灣》很快在廣大邊區和大后方傳唱開來，深深地鼓舞了抗戰中的全國軍民。《南泥灣》一歌走紅至今。

1956年3月，賀敬之回延安參加西北5省青年工人造林大會。賀敬之本打算寫幾篇報告文學和一點新聞報道，但是青年大會要舉行一個聯歡晚會，要他出個節目。賀敬之答應大家，表示將用信天游的方式寫幾句詩，抒發一下感情。3月9日夜里，他就在窯洞里面走著唱著，一邊流眼淚一邊寫，寫了一夜，吟唱不止。結果感冒了，嗓子失聲了，唱不出來了，便沒有在晚會上唱。后來，陜西人民廣播電臺的同志把這首《回延安》詩稿拿去廣播，隨后又在《延河》雜志全文發表，感染了千千萬萬的讀者。讓賀敬之意想不到的是，《回延安》這首詩一時傳遍大江南北。

“心口呀莫要這么厲害地跳，灰塵呀莫把我眼睛擋住了。手抓黃土我不放，緊緊兒貼在心窩上。千聲萬聲呼喚你，母親延安就在這里！……”語言樸實無華，感情真摯動人。《回延安》曾經是那個火紅時代的強音，感染過千千萬萬讀者。在這首詩里，賀敬之酣暢地抒發了自己對延安母親熾熱的赤子情，這首詩也使他在中國現代詩壇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1982年冬，賀敬之第二次回延安。“當時，黨的十二大開過不久，為落實十二大精神，我作為中宣部副部長到西安參加西北5省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后，我順訪了延安。”看到延安在“文革”后撥亂反正、在脫貧致富的路上起程，很是高興，就寫了一組詩。在返回北京的路上，他又創作了自己的新古體詩《登延安清涼山》：“我心久印月，萬里千回腸。劫后定痂水，一飲更清涼。”詩中“印月”“清涼”系雙關，延安有清涼山、月兒井，井上建有印月亭。

2001年5月，近77歲的賀敬之又一次踏上了回延安的行程，參加陜西省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年會。面對那親切的山坡窯洞、親切的面容和鄉音、親切的莊稼和黃土、親切的藍天白云，頭發已經花白的賀敬之感慨萬千。這次回延安，賀敬之被延安大學魯迅文學藝術院聘為名譽院長。

“延安對我來講，就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到延安的時候，不滿16歲，我的自然生命，也是小米飯把我養大的，我也是喝延河水長大的。”賀敬之說，延安就像母親一樣，給了他無窮的力量。1945年抗戰勝利后，他才離開延安。

“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這首《回延安》成為無數中國青年至今吟唱的經典。一代代中國青年，無論去過延安，還是沒去過延安，都為“回延安”這幾個字所神往，被吸引、被召喚——這不僅僅是一種物理上的回歸，更是一種精神上的升華。

《白毛女》走紅的背后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在延安的講話很快成為中國文藝發展的一個綱領性文件。在未參加座談會的魯藝文藝工作者的強烈請求下，院長周揚出面請毛澤東來給他們吃點“偏飯”。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后，毛澤東到魯藝又作了一個講演，提出不要忘記廣闊的社會生活，還有廣大的人民群眾，還要向社會學習，向群眾學習，知識分子要放下架子。這些講話對魯藝和整個延安的文藝界影響很大。”談到這個話題時，賀敬之的思緒仿佛又飄回到了那個激情蕩漾的年代。

毛澤東站在籃球場中央，身穿帶補丁的舊軍裝，腳穿與戰士一樣的布鞋，面前擺放著一張小桌，開始對魯藝師生講話。這次毛澤東關于“小魯藝”和“大魯藝”的重要講話，是對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精神的進一步說明和擴充。當天，賀敬之的位置離毛澤東很近，“我搬個小馬扎坐在人群第一排。”“學習了講話后，我才對‘人民的文藝’‘革命的文藝’（等問題）有了根本的、系統的認識，并且開始自覺地改造自己。‘文藝為什么人？’這是讓我感觸最深的（一個問題）。”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實踐講話精神、自我改造的熱潮迭起，這時的賀敬之更是積極地投身到下農村、進部隊的鍛煉中去，如饑似渴地吸吮著民間文藝的甘露，尤其對陜北一帶民間秧歌、民間小戲和民間歌舞等的了解和學習，為他以后詩歌和戲劇的創作風格與寫作語言打下了深厚基礎。

形成于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白毛仙姑”的傳說，通過多種渠道傳到了延安，開始并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后來，周揚主張將“白毛女”這一材料創作成劇目，魯藝戲劇系主任張庚讓當時才20歲的賀敬之負責劇本寫作。“我太年輕了，當時我還不太敢接受這活兒，擔心寫不好。”

《白毛女》雖然有現實的故事作為依據，但是要把它轉化為藝術作品，需要創作者具有深厚的功力和藝術創造力。或許故事的有些情節與個人的身世契合，在執筆寫《白毛女》劇本的時候，賀敬之的情感也像戲劇般高潮迭起，喜兒的悲慘命運變成密密麻麻的文字擠在他的稿紙上。賀敬之每寫完一幕，作曲者就開始譜曲，劇本刻成蠟紙油印，導演和演員試排試演。當地農民觀看了彩排，哭成了一片。后來，專家們建議結尾處加一場重戲，但賀敬之由于連夜苦戰，身心俱疲的他累倒了，住進醫院。這時，由丁毅接過筆桿，寫完最后一幕“斗爭會”。

歌劇《白毛女》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首演，時值中共七大召開期間。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首長也來了……賀敬之這樣回憶首演時的盛況：“演出時，我負責拉大幕，我格外注意臺下觀眾的一舉一動。當戲演到高潮，‘喜兒’被救出山洞，后臺唱出‘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時，我看到毛主席和其他參加七大的中央領導一起起立鼓掌……”現場一片哭聲。

《白毛女》把西方歌劇藝術與中國革命歷史題材融合，采用中國北方民間音樂的曲調，吸收了戲曲音樂及其表現手法，在歌劇中國化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被譽為民族歌劇的里程碑。當年，延安的大街小巷，到處都飄蕩著《白毛女》中的《北風吹》《扎紅頭繩兒》《我要活》等經典唱段的旋律。

1950年，歌劇《白毛女》被拍成電影。后來，又改編成芭蕾舞。這部誕生于解放區的文藝作品，被改編成多種藝術形式，久演不衰。賀敬之飽含感情塑造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具有深遠歷史影響。晚年，每次談及《白毛女》，賀敬之總要反復強調這是“集體創作”，他本人只是其中“普通一兵”。

老文青的不老文情

抗日戰爭勝利后，賀敬之隨文藝工作團到華北，在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工作。解放戰爭期間，他參加過土改、支前等群眾工作。1947年參加青滄戰役，立功受獎。這期間，他創作了秧歌劇《秦洛正》，寫的表現根據地人民生活和軍民關系的詩篇，其中的《七枝花》《勝利進行曲》《平漢路小唱》，一經作曲家譜曲，就都長上了翅膀，廣為傳唱。

1948年8月，華北聯合大學與北方大學合并成立，改名為華北大學。這時，賀敬之在冀中解放區所在地河北正定的華北大學任教，時任華大文藝學院華北文藝工作團戲劇隊副隊長兼創作組組長。“這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了1949年上半年召開全國青年代表大會、成立全國青年聯合會，正式建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問題。會后，毛主席起草中共中央9月會議通知。”接受采訪時，賀敬之說：“當時中共中央華北局已成立了青委，通過青委開會傳達了中央的決定。華大決定我作為文藝學院青年代表參加河北平山的青委討論，華（北）大（學的）代表就兩位，我與李新（歷史學家），參加籌備組建全國青聯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討論。”

與會后，賀敬之在華大成立了校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我是校團委委員，并出任院團總支書記，負責文藝學院青年團委員會總支的組織工作，發展了一些團員。我記得發展的團員中有聞立鵬、郭蘭英等。為全國建團做好干部準備，經黨中央批準，中央團校第一期于1948年9月中旬在河北省平山縣兩河鎮開學。”

1948年底，北平外圍解放。賀敬之到石景山參加接管工作。“1949年初，北平城里解放，我隨部隊進城。那一年我有幸成為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代表，因為當時只有25歲，還很年輕，所以對會議的全貌并不很清楚。當時我還參加了中華全國第一次青年代表大會和由團中央組織的中國青年代表團到匈牙利布達佩斯參加的世界青年聯歡節。”

1949年7月2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召開，賀敬之參加了開幕式。“會議期間，我親眼看見毛主席到場、周恩來同志作報告、周揚同志講話，內心非常激動。毛主席的講話很簡短，卻讓藝術家們不管是國統區還是解放區來的文藝界代表都鼓掌歡呼，由衷地激動。周恩來同志的報告給我印象很深，尤其是其中有一段，他說：‘舊社會對于舊文藝的態度是又愛好又侮辱。他們愛好舊內容舊形式的藝術，但是他們又瞧不起舊藝人，總是侮辱他們。現在是新社會新時代了，我們應當尊重一切受群眾愛好的舊藝人，尊重他們方能改造他們。’他把舊社會很多人瞧不起的藝人看作人民藝術家。在新中國，藝術家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會上，讓賀敬之印象深刻的是感覺到文藝力量的強大。“我有幸聆聽了郭沫若、茅盾同志的講話。延安整風時期，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是我們的整風文獻。茅盾去過延安，在魯藝給我們講過《中國市民文學史》的課，他的作品在延安也有很多人讀過。這次文代會上，我還見到了周揚、艾青、趙樹理、柳青、何其芳等。在那個時候就感覺革命文藝隊伍很強大，有杰出的人才。”賀敬之說，在此后的文藝發展中，第一次文代會的基本精神還是繼承和發展下來了。

這次文代會上，賀敬之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理事和中華全國戲劇工作者協會理事。

這一年，賀敬之還出席了中華全國第一次青年代表大會，并成為團中央組織的到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參加世界青年聯合會和世界青年聯歡節的中國青年代表團團員。“開國大典這一天，我們在返回途中，在莫斯科，我們同蘇聯友人共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繼《回延安》之后，《又回南泥灣》《放聲歌唱》《十年頌歌》《雷鋒之歌》《三門峽歌》《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車的窗口》……這些詩歌作品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經典之作，曾經吸引過幾代人的視線，影響了幾代人的精神生活。這些歌唱偉大時代、反映人民心聲又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在廣大讀者中引起強烈共鳴的詩章，不但在賀敬之自己的創作道路上樹起了可喜可賀的藝術高峰，而且在我國新詩發展史上也是不可忽視的標志性的詩歌名篇。

賀敬之從中宣部副部長、原文化部代部長崗位上退下來后，大部分時間在和疾病作斗爭，除了之前查出的肺癌，又患了白內障，腿腳也不好。盡管這樣，他還是先后整理出版了《賀敬之詩選》《賀敬之詩書集》《賀敬之文集》，還寫了不少回憶性和總結經驗的文章，即興而作的詩歌也不在少數。

2015年9月3日，賀敬之佩戴金光閃閃的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登上天安門城樓東觀禮臺，觀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式。看著戰機在藍天掠過，他為祖國日益強盛的國力、軍力而深深震撼、熱淚滾滾。他感慨道：“回顧往事，最使我心潮難平和深思不已的不是平凡的個人經歷，而是身心所系的偉大時代，那個時代的當時、后來和未來。這個偉大的時代是對‘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的最好詮釋。”

賀敬之一路走來，見證著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見證著一個個時代的過去與新時代的到來。今天，我們再次回望過往的歲月，那些飽含熱情、理想和信念創作的篇章又一次激揚響起。

“白毛女”的時代已不復存在，“舊社會”已真正過去，真正的“新社會”已蒞臨神州……

（作家吳志菲、音樂人余果，分別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