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黃宗英老師因肺部感染，在華東醫院住院部換了個病房。其實，她很不愿意換病房的，因為原先那個病房住久了，就變成家里一樣了。她精心布置了房間，墻上掛了照片，床頭架上擺著玩具，窗口一年四季有鮮花和綠植，還配置了小書架、小書桌。一換病房，她覺得自己不會再有力氣這樣布置了。很想安慰她一下，于是，3月26日那天，我約了彭新琪老師一起去醫院看望她。彭新琪與黃宗英是至交，她是黃宗英的責任編輯，幾十年里，黃宗英在《上海文學》發表的作品都是經由彭新琪之手的。

就是在那天，彭新琪告訴我說，新中國成立后，作為電影明星的黃宗英去了上海電影制片廠，還出任了上海劇影工作者協會托兒所所長。聊起這事時，我們都不由得笑了起來，因為黃宗英說她擔任托兒所所長時，自己還沒有生過孩子呢。想想那時候她工作繁多，又是拍電影，又是演話劇，還有許多社會活動，在這樣的情況下，她能管好協會會員們送來的小孩子，還真是有能耐。

推算起來，那應該是1949年至1952年間的事，因黃宗英和趙丹的第一個孩子是1953年出生的。縱觀黃宗英這一生，無可否認，她是一個充滿母愛、心里裝滿孩子的人，所以由她擔任托兒所所長，真是再合適不過了。她自己說過，她以前從沒想過當一名演員，也從沒想過當一名作家，只想成為一個好女兒、好妻子、好母親。

1948年元旦，在拍攝電影《幸福狂想曲》時相識的黃宗英和趙丹結為夫婦，開始了他們的“幸福進行曲”。結婚伊始，23歲的黃宗英就成了趙丹和前妻留下的兩個孩子趙青和趙矛的繼母。她對他們視如己出，盡心照料。趙青一開始學音樂，黃宗英用自己的積蓄給她買了一架鋼琴，每個星期六陪她去學琴。后來，見趙青有舞蹈天賦，黃宗英和趙丹便將她送去學習芭蕾。頭回上課前，黃宗英連夜為她縫制了舞蹈服。為了讓趙青安心學習，黃宗英居然出主意，交了三份學費，每次趙青上課，她和趙丹都陪在一旁。1951年，15歲的趙青考入中央戲劇學院舞蹈團，從此，她的名字與中國民族舞劇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趙青一直說：“這個媽媽我是記她一輩子的。”

我覺得黃宗英決定做一代影后周璇兒子的養母，并不是一時興起，而是她堅信自己能做一位好母親。1951年夏天，周璇突發精神疾病。托兒所所長黃宗英心急火燎地趕過去，抱起周璇只有一歲多的兒子周民，將他緊緊地摟在懷里。之后，她說服周璇把周民送進了托兒所。周璇住院治療后，有一天，黃宗英和趙丹下班回家，一進門，竟看到周民與大他許多的趙青、趙矛一起在地上又爬又滾，玩得十分開心。黃宗英對趙丹說，我去問問他，這么小的一個孩子怎么會自己找到我們家里來的呢。趙丹說還問啥呀，這不就是老天爺給我們送來的禮物嗎，就讓他留下吧。從此，周民重新有了自己的家，重新獲得了母愛。周璇去世時，黃宗英帶著7歲的周民參加追悼會，周民不僅緊緊地倚靠在她身上，還緊緊地抓著她的手，大家都看到了他對黃宗英深深的依賴。

黃宗英于1954年寫出了她的第一部電影劇本《平凡的事業》，這個創作正是源于她擔任托兒所所長的那段經歷。《平凡的事業》是一部描寫中國保育事業的電影作品，講述中學生林培明懷著美好的理想，來到托兒所任保育員。不料，第一天就被調皮搗蛋的孩子弄得手足無措，接著又遇到一系列的困難，從而對工作失去信心，覺得整天做這種平常瑣碎的事情沒什么前途，乃至打報告要求辭職，在組織和同事們的幫助下，她提高了認識，決心終身獻給這平凡而光榮的事業。黃宗英的這部劇作由上海電影制片廠改制后的海燕電影制片廠投拍，于1958年公映，林揚導演，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王蓓擔綱女主角林培明。

就是從那時起，黃宗英漸漸將事業重心轉向了文學創作。1956年5月，她出席了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第二次會員大會。我曾經問過她：“您的文學寫作開始于什么時候？”她想了想，然后笑著回答：“9歲。那時我13歲的大哥黃宗江辦了一份報紙，他讓我投稿，我就給他寫了一篇。”當然，黃宗英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創作，還是在她從事電影和話劇事業之后。1946年，黃宗英發表散文《寒窗走筆》，文筆樸實生動，情感細膩真摯。黃宗英是以散文、劇本和詩歌創作加入作家協會的，可有趣的是，她既沒有參加散文小組、詩歌小組，也沒有參加戲劇小組，她參加的是兒童文學小組。這事是我新近才發現的。兒童文學作家孫毅先生在今年8月去世后，我幫著整理他的遺物，在他留下的相冊里，我看到了一張拍攝于1956年的黑白照片，有心的孫毅在照片的背后用鉛筆注明：“作家協會會員大會兒童文學小組合影”，照片上，18位上海兒童文學作家個個意氣風發，年紀稍長的站立在后排，四位女作家則蹲在前排，黃宗英就在其中，她穿著大翻領上衣，氣質高雅。

那一年，上海戲劇學院的前身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舉行義演，黃宗英和趙丹應邀參加，他倆合作的是安徒生童話《賣火柴的女孩》，趙丹導演，黃宗英朗誦。他們從電影廠的服裝倉庫里挑來一件又舊又破的淡灰色長裙，黃宗英穿上后一上場就將觀眾吸引住了。她的朗誦低沉得微微顫抖，眼神憂郁但又充滿渴望，讓觀眾沉浸于寒風呼嘯、大雪紛飛的場景里。大幕落下后，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黃宗英捧著“火柴”一次次謝幕，可觀眾欲罷不能，黃宗英只好請出導演趙丹。他們手牽手站在舞臺上，黃宗英感受到一種特別的溫暖。用她自己后來的話說：“那時候就有點纏綿了。”看來，還是兒童文學最終成就了黃宗英和趙丹的愛情。事實上，我一直覺得黃宗英是生活在童話里、生活在孩子的世界里的。

有一次，我和黃宗英聊起一樁往事。1982年，黃宗英加入中日合拍電影《一盤沒有下完的棋》劇組。她隨中國電影代表團去日本，參加影片的開機儀式。在東京的飯店，負責接待的東光德間影業公司的森繁先生問她，除了隨團活動，是否還有其他個人事項需要安排。黃宗英的回答讓他瞪大了眼睛——她說想采訪一位日本的排球教練。森繁問：“為什么呢？如果不是秘密，能告訴我嗎？”黃宗英笑著說：“沒有什么秘密，是我昨晚看電視里轉播的中日男排比賽，我們中國隊輸了，結果我徹夜失眠，我想聽聽日本排球教練對我國男排的建議。”森繁還是如墮五里霧中：“您是文學藝術家，怎么看場排球比賽就失眠了呢？”黃宗英答道：“因為我是母親，我不愿看到失利的中國孩子們那么傷心。”我想，我現在明白了，為什么黃宗英能成為一名恪盡職守的托兒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