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是江南家族教育的最核心內容，各個家族都把讀書作為振興家族的最重要手段，有一整套的促進子弟讀書的制度。江南還有大量的由家族為本族成員創辦的族學。江南望族認為家族教育“有塾以教之，有規以約之，有田以贍之恤之，亦是補國家政教所不逮矣”。同時各個家族還有相應的獎懲制度，鼓勵家族成員讀書學習，獲得功名，為子孫讀書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這也激發族中更多子孫努力讀書向學，積極應舉。

但是傳統社會科舉成功者畢竟只是少數，大部分家族只能是偶露崢嶸，能產生五六名以上進士的家族已是鳳毛麟角，堪稱名門望族了。對大部分家族而言，其基本策略只能是在保證人丁興旺和財產資源的前提下，不斷維系家族的文化命脈，以保持甚至增強本家族獲得成功的概率和可能。這也就是為什么江南各個家族經常會把子孫能讀書看得比短期獲得科第成功還重要。于是，在江南各家族中，便形成了一種守先緒，承后學，傳遞家族文化傳統的強烈責任感，這也正是江南的這些書香門第、筆耕世家代代相傳，綿延不絕的重要原因。由此也正是這催生了江南地區的人文之盛、風俗之美，使江南地區學術文化的人物鏈從未斷裂，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就具有了堅實的基礎。

近代以后，受到外部新思想、新觀念的沖擊，傳統的知識價值觀逐步動搖，傳統家族教育的教育制度、教育體系、教育內容、教育觀念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雖然近代以后，科舉逐漸被新式教育取代，但為了維持本家族的發展，鞏固自身在地方社會的權勢，江南的家族都積極尋求新的文化資源，迅速將目光投向了新式教育，實現教育的轉型。

改造族學，興辦新式學堂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舉措。

上海南洋中學的歷史就是其中典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沙船業富豪王氏家族就擬用義莊余租“增設義塾，課族中子弟讀書上進”，后因莊款無多，事業未成。光緒十九年（1893年），王維泰入京城，目見清廷政界種種敗征，遂絕意于仕途，“決意倡導青年摒時文，講實學，兼習外國語言文字，為他日出身救國張本”。光緒二十一年，王維泰糾合同志，在松江設立“中西學塾”。因當地風氣未開，學塾很快停辦。次年，已遷至上海縣大東門舊居的王維泰決心于家塾之基再立新式學堂。經過族中長者公議，定在家祠“省園”中設學塾，取名“育材中西義塾”，并希望能“有補自強大計”。“庚子國變”前后，王維泰之侄王培孫正式接掌育材書塾，后以感恩母校南洋公學之情而易名為“南洋中學”。此后，這所學校一躍成為“海上有名之中學”，直至今天仍是上海最優秀的中學之一。

育材書塾和傳統族學有很大的區別，采取的是“舊塾其表，新學其里”的模式。所謂“舊表”，就是指保持傳統私塾教育色彩，“新里”就是以現代西式學堂為基本辦學模式。類似南洋中學這樣由族學改造成新式學堂的成功個案在江南數不勝數。在當時，很多江南族學改造成的學校的師資與現在一流大學相比也毫不遜色，許多著名學者曾在此任教，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學生。難怪歷史學家嚴耕望說：“清末民初之際，江南蘇常地區小學教師多能新舊兼學，造詣深厚，今日大學教授，當多愧不如。無怪明清時代中國人才多出江南！”

傳統家族中有資助族內子弟讀書的相關規定。在向新式教育轉型的過程中，江南家族仍然和傳統時代一樣，對族中子弟求學給予一定的補助和獎勵，但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首先，隨著義務教育的理念開始深入人心，家族除了獎勵優秀者之外，更注重保證家族成員受教育的權利。其次，出國留學成為家族重點資助的對象。再次，女子教育已經逐漸深入人心，在江南各地，至民國初年時，幾乎各個家族對女子教育均表示認可和鼓勵，甚至有更多得風氣之先的家族已經開始讓女性出國留學。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江南家族教育的轉型，不只是簡單地將獎勵科舉改為獎勵留學，關鍵在于教育觀念不斷改變，教育內容日益多元。隨著社會和時代的發展，如外語、科技等與現代工商業發展相關的企業經營理念和商業知識也開始走進許多江南家族的教育中。大量的科技人才、工商人才開始從家族中涌現。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如上海金山籍的高錕、杭州臨安籍的錢永健、江蘇太倉籍的朱棣文等均出于望族。從望族中走出的院士、實業家更是層出不窮。隨著現代教育的引入，很多家族都認可了除儒家經典以外，還有眾多豐富的知識內容，鼓勵子弟積極吸收有益的西學知識，社會逐漸形成了崇尚西學、實學的風氣。

但是在客觀上，家族中的一些先進分子開始接觸西方文明，開始了思想觀念的轉變，逐步突破了傳統的思維模式，逐漸走上了與傳統家族文化相背離的道路。

（作者單位為上海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