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內洛普·菲茨杰拉德

英國作家朱利安·巴恩斯曾為他仰慕的同行佩內洛普·菲茨杰拉德寫過一篇紀念文章，里頭寫佩內洛普具有小說家言多必失的恐懼感，她認為告訴讀者太多是對讀者智商的侮辱。

讀過這篇文章后，“言多必失的恐懼感”這個詞總會在我想為自己喜歡的作家寫點什么時冒出來，它差不多成了我的心理障礙，因為害怕說錯話，寫得不好，要盡可能完整地越過它，我要求自己用最笨拙的辦法——重讀，在下筆前盡可能理解作家寫下的東西。距離第一次讀《藍花》兩年多后，最近我重讀了它，兩年里陸續看完佩內洛普的其他小說，又重讀了一遍《無辜》。事實證明，在佩內洛普這里，重讀對解決心理障礙的問題沒多大作用。佩內洛普不希望告訴讀者太多，故事的強度和體量都不高，有的章節一頁都寫不滿，那種追求小說主題深意的讀法可能并不適合佩內洛普的小說。但恰恰因為這份簡單，讀佩內洛普就好像一個孩子不斷重溫熟悉但不會厭倦的小游戲，找到了接近純真又不失奧妙的樂趣。這樣來想，我似乎可以同時帶著障礙和樂趣，寫一寫這位我喜歡的、不太被關注的作家。

佩內洛普出生于1916年一個文化氣息濃厚的家庭，她的父親是一名記者兼編輯，也寫詩。她寫過一本關于父親的傳記叫《諾克斯兄弟》，傳記的主角還包括她的三名叔叔，其中兩位是牧師，一位是密碼學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參與過密碼破譯工作。她的母親是牛津大學薩默維爾學院的首批女學生之一，佩內洛普追隨母親，考取了牛津大學，1938年畢業，她先后在食品部和BBC工作。后來，佩內洛普認識了自己的丈夫，彼時還是一名警衛隊軍官的德斯蒙德，兩人于1941年結婚。

婚后，佩內洛普與丈夫共同編輯了一本叫《世界評論》的文學政治期刊，產生了一些影響力，但因為財務問題被迫在1953停刊。這件事似乎是人生下坡路的開始，她和丈夫離開倫敦，先是搬到薩福克海岸的一個漁鎮，1960年回到倫敦，住在切爾西河岸的一艘船上。佩內洛普寫于1979年的小說《離岸》就來自這段船上的生活經歷，講獨自撫養孩子的母親、即將被妻子拋棄的丈夫、與時代錯肩的畫家之類的失意者如何依靠彼此與河流生活。憑借這部小說，佩內洛普拿到了當年的布克獎。除了持續被財務問題困擾，佩內洛普還要養育三個孩子，照顧因失業酗酒日漸消沉的丈夫。她嘗試各種工作來維持家庭，為雜志寫連環漫畫，在戲劇和文法學院教書，在書店兼職。她第一本入圍布克獎的小說《書店》挪用了書店這段經歷，那時的她跟小說主角的處境類似，住在一間廢棄的舊倉庫里。

就像她的一些女性同行，絕大多數時刻，佩內洛普都沒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切西爾河的船屋沉沒后，她跟家人搬了數次家，最后被政府安置在一間公寓，她在那里住了十一年，睡在客廳的折疊床上。她是“家庭瑣事中走出來的作家”，直到1976年丈夫去世，才真正走上小說創作之路。但她拒絕將自己遲到的寫作生涯歸咎于婚姻和家庭，曾被問到“女性的命運”是否是自己起步太晚的原因時，她回答得矜持又體面，“嗯，我不知道。真的，我覺得我應該知道，但我不知道”。

一個人對周遭生活的接納與體諒，是否可以當作一樣稀有的品性？佩內洛普流露出的這種品性照亮了真實的和虛構的人。她的第一部小說《金童》寫給患癌的丈夫，只為讓他在人生最后的時光里好過一點。她將自身經歷改成小說，塑造那些被生活所困的人時，她像謹慎地談論“女性的命運”一樣，謹慎地對待這群人，盡可能用準確、簡單的語句描述他們的生活，在恰到好處的地方留下一點寬慰和喜劇感。談到喜劇，她自己說過的一段話好得不能再好：“那些身懷勇氣卻生來要被打敗的人，強者的弱點，還有因誤解和錯失機會產生的悲劇，我盡力把它們當作喜劇，要不我們怎么能忍受呢？”她把這看作自己最深刻的信念。

至于佩內洛普這種準確、簡單，能一句話說清絕不寫一句半的行文風格，我想不是思索過后做出選擇，或事先拉開架勢，再像用剪刀對付草坪那樣修飾出來的。它基于作家本人的生活經驗、品性和信念，在下筆的一刻便自然養成了。當你把這些語句拿出來、放進去，顛來倒去地看，它們無意制造深意，揭露所謂的生活真相，它們不比任何人更了解正講述的人和事，便甘愿保持克制，停止指手畫腳，從而留給失意者們一個大體上說得過去的結果。

但這并不意味著，在觸及一個人的困苦與不堪時，佩內洛普要將其熬成鮮過了頭的雞湯。小說《書店》里，丈夫死后，依靠微薄薪金度日的弗洛倫斯決定在鎮上開一家書店。佩內洛普在第一頁就提醒所有人，“她很善良，只不過在自我保護這件事上，善良沒什么用”。書店在小鎮居民們的冷眼下開了起來，又在位高權重的馬加特夫人的擠對下關閉。失去一切的弗洛倫斯被迫離開，她明白，“生活了將近十年之久的小鎮，并不需要一家書店”。即便她在想明白這點時，“她坐在那里，羞愧地低著頭”。佩內洛普僅用“羞愧”兩字，就寫透了一個人善良到一定地步，難免沾染愚笨，不僅保護不了自己，還會傷害自己，替糟亂的處境在自己身上摸索源頭。想想《離岸》里，早熟的小女孩瑪莎說，“難道你不明白嗎，你學的每一樣東西，你受的每一種苦，都會在你人生的某個時刻起到作用”。在彼時寫出《書店》和《藍花》的佩內洛普身上，這句話來得遲，但也應驗了。對于弗洛倫斯和《離岸》最后隨沉船一起下墜的人來說，困境再次收緊生活的出口，要想走出來，得像佩內洛普那樣，抱著埋下一顆種子的心態吞下苦果。

寫完《離岸》后，佩內洛普在文壇有了名聲。五年后，也就是1984年，她寫了出生在19世紀的英國詩人夏洛特·繆的傳記。這是她寫的最后一本傳記（之前她還寫過《諾克斯兄弟》和一本關于前拉斐爾畫派畫家愛德華·伯恩-瓊斯的傳記）。此后，從1986年到1995年，佩內洛普完全轉入更徹底的虛構創作，她幾乎不再挪用自身經歷，很少講述完全真實的前人往事。1986年的《無辜》發生在1955年的意大利佛羅倫薩，1988年的《早春》寫十月革命前夕的莫斯科，1990年的《天使之門》來到一戰前夕的劍橋，據說借用了那位密碼學家叔叔的經歷。她的最后一部長篇，1995年出版的《藍花》獻給19世紀德國浪漫派詩人諾瓦利斯，想象了他短暫的愛情與人生。

四本小說里，毫無關聯的時代和地點全部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佩內洛普這近十年展露的寫作視野令人驚異。為什么選擇它們，或許跟佩內洛普是個旅行愛好者有關。她曾在五六十年代去了很多歐洲國家，當時丈夫在旅行社供職，有不少折扣或免費出游的機會。七十年代，她去俄羅斯待過兩周，經羅馬尼亞和巴基斯坦到過北京和上海，把《離岸》拿獎的獎金換成去紐約的旅費。

無論時代的幕布和舞臺怎樣換來換去，佩內洛普始終鐘情老生常談的話題，愛情、婚姻和家庭，你來我往的人際交情，狀況頻出的事故。對歷史風貌的還原她也未曾松懈，盡力將幕布和舞臺修建得妥帖。

比如20世紀意大利葡萄酒園區的劃分，俄國印刷廠的運營狀況，她清楚得好像自己親身體驗過。A.S.拜厄特曾問她，為什么會知道《藍花》里18世紀那些人開采鹽礦的事？得到的回答是“用德語從頭到尾閱讀了鹽礦廠的記錄，以了解她作品中的主角是如何被雇用的”。功夫做到這里，那股最難把握的精氣神——意大利的吵鬧、莫斯科的冷冽、英國的固執——在她的小說里自然都有了。這大概是為什么佩內洛普會被稱為“簡·奧斯汀的繼承人”，答案全藏在這一幕幕鮮活寫實的風俗人情劇中。四部小說里，《無辜》算是最特別的一部，它有歷史寓言般的結構和相對緊湊的核心主題，如果你習慣了佩內洛普的其他小說方方面面的簡單，初讀《無辜》或許會覺得臃腫。小說開始，1568年，里多爾菲莊園出生的人都是小矮人。莊園的伯爵體諒女兒，為了不讓她知道自己跟別人不同，只允許小矮人造訪莊園，他為女兒配備了“統一尺寸”的隨從，還找來一位矮人啞巴做女兒的朋友。很快，這位矮人啞巴開始長高，她并不是矮人。像她的父親體諒自己，為了不讓啞巴經歷跟他人與眾不同的痛苦，伯爵的女兒覺得，最好是把啞巴的腿齊膝砍斷。

16世紀的故事就講到這里，佩內洛普用了十頁不到。四個世紀后，剛剛經歷二戰的里多爾菲家族沒落了，也活下來了，家族里不再有小矮人。此時的詹卡洛·里多爾菲伯爵正忙著女兒琪婭拉的婚事，她愛上了出身農戶的羅西醫生。類似這樣貴族與普通人家的婚戀故事，在佩內洛普之后的小說里都有寫到。《天使之門》里，物理研究員弗雷德愛上了出身底層、無依無靠的黛西；《藍花》寫家族沒落的諾瓦利斯迷戀12歲的少女索菲。事實證明，在營造婚戀故事里那些諷刺意味十足的場面上，佩內洛普不輸她的前輩。比如《無辜》寫到后面，琪婭拉和羅西醫生舉辦了婚禮，去度蜜月。琪婭拉提起一位主動幫她制定婚紗和禮服的女人，那女人提前知道了琪婭拉訂婚的消息，說是“她的情人告訴她的”。得知這件事，羅西醫生用力撕扯禮服，“這些布條四處散亂，散布在地毯上”。羅西醫生就是那個女人的情人，他告訴女人自己要結婚了，并拋棄了她。

那么，20世紀的婚戀故事又跟16世紀的矮人家史有什么關系？佩內洛普很有耐心，拿矮人家史開了頭，再悄悄把它藏起來。她同樣相信讀者有充分的耐心，能抱著這個疑問從旁枝末節的角落里翻出后續。為了跟琪婭拉結婚，抹去自己的出身，羅西醫生賣掉了繼承來的二十公頃半的土地。知道這件事后，琪婭拉的姑媽瑪塔蓮娜不惜賣掉自己的家產，將二十公頃半的土地贖回來，送給羅西醫生。家史到這里就接上了，這種不顧他人意愿，好心辦壞事的意念在血脈里流淌了四個世紀，面對不盡如人意的結果，正好暴露了“無辜”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處境。佩內洛普的情感是諷刺的，憐憫的，佯嗔的，就像她在《書店》里寫弗洛倫斯的善良。之后的《早春》和《天使之門》都曾入圍布克獎短名單，佩內洛普在文壇的名聲漸漸提升，丈夫去世，三個孩子相繼就讀牛津，她生活的重心回到自己身上。寫完《天使之門》，佩內洛普沉寂了五年才寫出《藍花》。她的寫作生涯似乎沒有急于求成的念頭，五年時間給了她應有的回報，苦果的種子破土發芽，長成大樹，《藍花》被公認為她最杰出和完美的小說，為讀者開辟出一塊永久的乘蔭地。

在寫這篇時，一些偶爾獲得的邊角料不得不被整理成關于作家不那么可信的注腳。

佩內洛普寫詩人夏洛特·繆的傳記，資料顯示，詩人幼年時三個弟弟去世，一個弟弟和妹妹被送到精神病院，她跟僅剩的妹妹安妮一起生活。進入職業生涯后，詩人被稱為“在世最偉大的女詩人”，但難以憑借寫詩生活。妹妹安妮患癌后，詩人全職照顧妹妹直到她去世。兩年后，詩人因絕望在養老院自殺。另一篇文章里，名叫Courtney Cook的作者寫她30歲時剛知道佩內洛普，本應在澳洲寫自己的第二本小說。隨后她遭遇跟佩內洛普類似的變故，經濟困難，養育兩個孩子，婚姻失敗，她不得擱置自己的寫作。已逝的作家成了她的陪伴，讓她困難時能對自己說，“佩內洛普·菲茨杰拉德也在這里”。

從佩內洛普寫夏洛特·繆，到Courtney Cook寫佩內洛普，也許是在對前人故事循環往復的照看里，人找到了繼續生活下去的力氣。佩內洛普那些對歷史暗處的虛構，對自身與他人經歷的講述或改寫，意義大概也在這里。

寫完《藍花》五年后，佩內洛普去世。

參考資料：

界面新聞，“小說寫給那些被生活冤枉的人”| 佩內洛普·菲茨杰拉德逝世20周年，2020/04/08

GRANTA，The Peripatetic Penelope Fitzgerald，July 31，2017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Penelope Fitzgerald Was Here：An Appreciation，January 23，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