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漸入尾聲。這一年，澎湃新聞推出了“青年說”專欄，特別聚焦那些正在寫作的“80后”與“90后”們。他們有著不同于祖父輩的成長歷程和豐富多元的閱讀經驗，他們獨立，天真，浪漫，固執，相互欣賞又各不相同。在快速變化的現代生活中，他們打開內心，以文學觸及世界。

就這一年的文學出版而言，我們能看到不少令人驚喜的青年新作：林棹帶來了她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潮汐圖》，楊瀟以一部《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開啟新的“尋路之年”，李靜睿出版了自己的首部長篇歷史小說《慎余堂》，孫一圣將五年的積累與沉淀融入第二部小說集《夜游神》，項靜的《清歌》打破了鄉村書寫“要么桃源，要么廢墟”的沉悶，郭爽試圖通過《月球》找到現代人“彼此存在的證明”……通過一期年終盤點，我們試圖重溫這一年他/她們帶來的文學圖景。

現身于今年年底的《潮汐圖》很快引起了圈內熱議，議論的開啟簡單明了：“你覺得《潮汐圖》好看嗎？”這里的“好看”可能還有兩層意思，一是文本精彩程度，一是閱讀難度。由于小說（尤其是開頭）使用了不少粵語方言，有觀點認為《潮汐圖》閱讀障礙較大，但也有人力陳這部分方言并構不成理解障礙，相反它們是這部小說里相當迷人的一部分。無論如何，今年青年作家的寫作版圖，絕對繞不開《潮汐圖》這一塊。

“我是虛構之物。”《潮汐圖》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了。那是一只雌性巨蛙，在19世紀，大航海時代的尾聲，出現在珠江的水上人家。因為蘇格蘭博物學者H的誘捕，她被關進了廣州十三行；接著，陰差陽錯地來到澳門，重遇H，被當作明星寵物與珍稀物種住進了好景花園；鴉片戰爭前夕，H破產而自溺，好景花園消失，巨蛙作為一種資產被送往西歐方向，成為帝國動物園的一員。在一個下大雪的冬天，巨蛙逃出動物園。她來到一個灣鎮，度過了最后的十年。

小說共分三章，第一章講述巨蛙在廣州的故事，第二章落筆澳門，第三章則涌向更遠的西方世界。在采訪中得知，林棹這次的創作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書寫空間”的目標，所以三個地方是先定好的，再為此定制核心角色。兩棲的巨蛙由此而來——她可以合情合理地在不同的地貌之間充分游行。有意思的是，從廣州到澳門再到西歐大陸，我們能明顯感受到巨蛙說話的變化，包括她的用詞、她的句式、她的腔調。林棹找準了語言，找準了小說邏輯，在繁復的史料中找準了虛構的點，她讓我們愿意相信巨蛙講述的一切。

所以，若能在開頭部分靜下心，讀者能跟著巨蛙來到一個感知被喚醒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過去的光線與顆粒清晰可見，消逝的鄉音重回耳邊；人類之外的生命另有感受，強者對面的弱者亦有尊嚴。盡管故事的時間背景距離當下十分遙遠，但我們能從文本看到曾經的影響與因果，并推測我們如何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今年與時空有關的另一部長篇是“80后”作家楊瀟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1938年，為了躲避戰火，北大、清華、南開的學生被迫西遷，其中300名師生從長沙出發，歷時68天，徒步1600公里，最終到達昆明，與另外兩路師生匯合，這才有了西南聯大。2018年，楊瀟重新踏上當年“湘黔滇旅行團”的那條1600公里長路。

與《潮汐圖》不同，《重走》是一個非虛構文本，但從“回望來路，看到今天”這個意義上說，它與《潮汐圖》又有著相似之處。在《重走》中，兩條線是彼此交叉的，一條是1938年“湘黔滇旅行團”的跋涉，一條是楊瀟始于2018年的重走，行文不時融合了地理與心理的邊界，采訪與史料的邊界，也模糊了歷史與當下的邊界。我們能在文字勾勒的畫面中無限靠近過去的心靈，也在拉長的焦距中清晰地直視當下的世界。

另一邊，“80后”作家郭爽從心理的空間出發構思小說，并執念于時間與記憶。《月球》是她的第二本小說集，6篇小說一一打開不同人內心深處的隱秘房間：一個不能停止服用抗抑郁藥物的前調查記者，一個帶著父親去俄羅斯旅行的美術老師，一個帶著媽媽遙想月球背面的重病少年，一個感念兒時伙伴的年輕母親，一對總觸及生活邊界的閨蜜，一個練習夢境控制術的神經外科醫生……

在行文中，幾乎每一篇小說都出現了“地圖”，也經常出現一個詞：“邊界”——它可以是人際關系里的邊界，在父女之間，母子之間，愛人之間，閨蜜之間；可以在生活和工作之間，物質和精神之間；也可以在意識與現實之間，虛構與真實之間。事實上，郭爽在寫這本書時一直在琢磨“邊界”：“我想，當人每一次覺察到邊界的存在時，就是一次微型的內心風暴，他更知道自己是誰了。這種辨認不無痛苦，因為孤獨被確認。這是一種現代性下的孤獨，無法解決，無法忽視。”

但在寫法上，郭爽并不束縛于個人的內心風暴，相反，她試圖找到現代人在彼此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記憶與經驗，找到“彼此存在的證明”。小說《挪威槭》里有一幕讓人印象深刻，女兒帶著父親開啟一段異國旅行，他們一起經歷風景，也沖突不斷。有一天，女兒在花園的涼亭里閉上眼睛，自說自話，滔滔不絕，待她睜眼，她看到父親遠遠站著，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認真地聽她的話。這些在對方心里留下的痕跡，便是即使生命結束仍不能被抹除的東西。

天真的少年，尋“我”的執念

“90后”作家周愷在今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小說集《少年、胭脂與靈怪》。書中五分之四的作品寫于2012至2014年，也就是他開始小說創作的頭兩年。通過天窗窺視鄰家的少年、鑲著一只狗眼的男孩、給牛掛上鈴鐺的娃兒……很多故事來自少年的視角，這也是周愷最初寫作時喜歡的視角。事實上，周愷筆下的人物常有少年氣。不惟《少年、胭脂與靈怪》，《偵探小說家的未來之書》里的谷岸、柳兆武、羅麗，《苔》里的稅相臣等，都曾以他們的天真和執念去抵抗那種日復一日的、白開水似的庸常。

“90后”作家王蘇辛將她今年出版的小說集《馬靈芝的前世今生》視為自己嚴格意義上的“第一本書”。它收錄了王蘇辛二十五歲之前創作的六篇小說，有關她的童年時代。但在寫作中，她發現筆下的童年已經不是當時的童年，而是混合了后來很多成長經驗的童年。對她而言，這本書最大的意義在于呈現了一個少年最初如何認識這個世界，這里有巨大的能量，包括很多的懷疑，很多的膽怯，以及對成人世界的渴望。“越是在沒有禁忌的那個時刻，越能看到對生命最本質狀態的直觀體會，而這個體會在我們后來漫長的自我教育中，是我們不敢再去呈現的。所以，這本書是一本很激烈的書。”“90后”作家李唐的最新短篇小說集《菜市場里的老虎》同樣與少年有關。書里收入的每一短篇都有一個少年，他們懦弱、敏感，孤獨，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動物之心》里的飼養員開始迷戀模仿動物，赤身裸體，吃動物飼料，并因動物的回應而淚流滿面。在動物的世界里，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菜市場里的老虎》里的男孩困于母親的嘆息與父親的沉默，迫切地想要逃離家庭。一個缺了左腿的女孩告訴他菜市場里有一只老虎，并帶他走向神秘的境地。別樣的情愫與幾近崩潰的家庭同時折磨著男孩，但在這樣的過程中，男孩望見了那個“自我”。

對李唐而言，《菜市場里的老虎》這七篇小說正是一次對“自我”的探尋之旅。末篇《迷鹿》是他十多年前手寫下的第一篇小說，也是他借助小說這一虛構的形式，描述“自我”與外部世界的碰撞的開始。他說：“人正是在不斷地與世界的碰撞、擠壓中，認識自我，從而確立‘存在’。”

另一位“90后”作家——宋阿曼的最新小說《啊朋友再見》講述的也是一個關于年少與自我的故事。“我”和高喜榮都是漂亮的女孩，我們一起學舞，一起在日記本上寫寫畫畫，擁有著很多共同的記憶，卻走出了兩條截然不同的成長之路：高喜榮變成了在社會上幾經折騰的“壞孩子”，而“我”成為了乖巧又無趣的“好學生”。對“我”來說，青春與成長都與那個叫高喜榮的女孩有關，“我”知道“我”與她不同，卻還是羨慕她，甚至一度以為自己成為了她，接著不斷失敗，不斷逃避。多年后，二人重逢，“我”回望這些年不斷的自我建設，意識到自己終需對接過往，彌合來路。

在很大程度上，寫下那些人的過程，也是作家確認自我的過程。《啊朋友再見》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里面也有宋阿曼自己的一些經歷與感受。在一篇《要有我，要有人》的創作談里，她曾寫道：“‘要有人’，這一點很多小說家都可以做到，但是真正能做到‘要有我’卻是少數，我贊同這一觀念，并且在努力向其靠近。”對于“90后”，龐羽形容那是“不浪漫的一代人”：“從小學開始，我們在田字格里寫方塊字，身負眾望走過高考的獨木橋。而我們終于考上理想的大學后，才發現現實不是書中寫的那樣。我們乖乖向現實投降，找工作，相親，看車貸房貸。我們難以找到疏解自己的方式，于是我們告訴自己：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放棄。”這些困惑、猶疑、反思，都被龐羽寫進了今年新出的兩本小說集：《野豬先生：南京故事集》與《白貓一閃》。故事里的主人公們多與她同齡，他們一起面對著“996”、催婚、躺平、社恐、考編、社交等種種困境。

而“90后”作家李佳蓬的第一部長篇《青年世代》也是今年一份特殊的文本，小說的背景設定在2221年的歐洲，青年人在計算機的幫助下奪回了話語權，而70歲以上的老人被流放到了社會底層。李佳蓬直言這個小說是“一個思想實驗”，因為在當下社會，占有更多資源和權力的一定是中年和老年人。這本小說結合了他許久的兩個疑問：假如世界由青年人主導，社會將如何改變？假如超級人工智能降臨世界，與人類將會發生怎樣的碰撞？盡管是一部科幻小說，但它對當下的青年處境有著極強的現實關懷，我們忍不住期待，今后這本書會不會以及會怎樣影響現實？閉環的宿命，孤獨的和解

今年，“90后”作家三三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說集《俄羅斯套娃》。《俄羅斯套娃》共12篇短篇小說，每一個故事分別對應一個月份，共同構成了一年首尾相連的閉環。事實上，這里的故事也給人深深的閉環感：晚年與舊愛重逢的女人總走不出另一個女人的陰影，收費站的女子從小執著于一場場尊嚴拉鋸戰，兒時被丟進油鍋的金魚重回夢境，陌生的網友又發來“補天”的資訊，數學家的不幸猶被復制……就連書名本身，也隱含著某種寓意：所有的套娃都長得一模一樣，它們的破碎并不會導致任何長進——還是會犯同樣的錯，困擾它們的事物無盡循環。

“90后”作家東來是在不斷的移動與遷徙中感知世界，并因此持續地接受新世界的規則。和小說《代春日行》中的女孩相似，她經歷過無數次轉學，只能以闖入者的身份面對一個又一個全新的地方。新出的小說集《奇跡之年》涵蓋了包括《代春日行》在內的5篇小說，它們伸向不同的歷史時期，觸及不同的人在各自坐標軸里的無奈與困頓，也指涉了虛幻對現實的入侵和重構。就閱讀感受而言，“80后”作家索南才讓的中短篇小說集《荒原上》也給人一種深沉冷峻的宿命感。在中篇小說《荒原上》里，六位滅鼠隊員前往荒涼的雪原。正當滅鼠行動初顯曙光，一場突如其來的鼠疫打亂了所有人的陣腳。口罩、消毒液、熱開水……在巨大的恐懼中，唯有“我”與姑娘銀措的愛情帶來了一絲松快。然而，銀措家的帳篷只是冬草場里臨時的存在，滅鼠行動也終將結束，這場愛情仿佛命中注定般無疾而終。

而讓人感到命運之沉重的不僅是偶然而起的感情。在“我”的同伴里，有人的家族自祖輩起就多災多難，每一代都有人因為瘟疫或者莫名其妙的原因死去；有人靠著養父艱難度日，一直痛恨私奔的親生父母；還有一個叫金嘎的胖小伙，他有著天才的智商與記憶力，自“我”教他識字之后學識突飛猛進。在“我”追求愛情的時候，金嘎努力地追求知識，希望以后離開草原，去城市找一份好工作。不成想，因為同伴的侮辱，金嘎決絕地自殺，他的愿望就此戛然而止。

截至目前，索南才讓的小說幾乎都離不開草原與牧民，幾乎都在“荒原上”。在這本書里，我們會看到像金嘎那樣想“離開草原”“跑出去”的人，因為外來的城市女人備受沖擊與折磨的人，在荒無人煙處翻山越嶺的人，無論如何，茫茫荒原似乎是他們唯一的最終歸宿。索南才讓筆下有不少死亡，然而，在那片粗糲的荒原世界里，死亡的戲劇性減弱了，反而道出了一片大地上的人與命運掙扎相搏的純粹力量與精神本質。

“90后”作家丁顏的書寫則與另一片大地有關。她在今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說集《煙霧鎮》。全書按篇章分為“臨潭”篇和“東鄉”篇。“臨潭”與“東鄉”，它們在現實中確有存在，丁顏也在這兩個地方都生活過。在她的形容里，“臨潭”是一個令人絕望的地方，高原邊鎮，單調蕭條，而東鄉四面環水，就像一座孤島。在小說寫作中，她把熟悉又陌生的兩個地方隨意拆開，隨意組合。她描述自己看見的世界，又在這個過程中，對這個世界看見得更多。

能感覺到，這本小說集里彌漫著一種深深的憂傷與孤獨感。在那片回族、藏族共生共存的土地上，信仰帶來了善、愛與救贖，也帶來了偏執、對立與痛苦；人們守著信仰與傳統生活，卻在快速的商業時代中顯得格格不入；美好的女人以其善意面對生活，她們忍受著隱而不宣的內心深處的苦楚；年輕人不斷去往大城市，他們和故鄉既疏離又牽絆。丁顏關心這片土地，關心這片土地上的人，也關心他/她們和外部世界的妥協與和解。

“80后”作家李靜睿對命運也有自己的理解。今年她出版了自己的首部長篇歷史小說《慎余堂》，講述的是一百年前四川孜城一戶鹽商的家族故事。那時辛亥革命剛剛結束，父親身為一家之主并不愿意參與政治，但為保住家業，只能孤注一擲，選擇了袁世凱；而他的三個孩子在時代洪流中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大兒子留學西洋，認為只有主才能夠救中國；二兒子從日本回來，堅信只有革命才能帶來改變；小女兒出走孜城，前往燕京大學新聞系讀書。小說共計34萬字，融入了大量的歷史細節和地方氣息，亦夾雜著李靜睿對大時代下個體選擇、女性自由意志等等問題的思考與判斷。

在新書出版之際，不少人還會將《慎余堂》與周愷的長篇小說《苔》進行比較，兩位作家都來自四川，兩部作品題材也類似，都與歷史、革命、家族相關。但《苔》的故事背景落在晚清，以1911年為終點，而《慎余堂》所寫的恰是革命之后的故事。在一次和周愷的對話中，李靜睿說：“周愷的書里面有一句話我印象挺深，他說革命就像打牌，如果你左輸一次、右輸一次，輸多了就沒人信你了。對我來說，我關注的事情恰恰是這局牌你是贏了，可是贏了之后又會怎么樣？牌局難道就此結束了嗎？”

渺小的生命，一躍的瞬間

這一年，“80后”作家徐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中短篇小說集《仙》。小說里經常出現一個名叫“婺城”的地方。“婺城”有人情味，也有無形的道德重負，還有獨居老人、孤殘兒童、個體戶、游子移民、文藝青年等形形色色的“邊緣人物”。徐衎說：“七篇小說里的人物都是小人物，都是小的城里的小的民和小的命，但不妨礙他們有飛升超脫的欲望，在疲于應付的凡俗瑣事之余，不忘獎賞自己，努力讓自己開心一點。”

“80后”作家孫一圣的《夜游神》講述的也是一個縣城故事，一個“從未遠去，也可以說正在發生”的故事。曹縣一中的數學老師毛毛干凈利落，說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她是大家注目的對象，一度喚醒了少年們的青春欲望，也成為學生甚至老師之間風言風語的主角。成年后，“我”因嫖娼碰到了派出所的老同學，他告訴我毛毛賣身的傳言確有其事，然而在那之前，“我”已親眼見過了毛毛秘密的那一面。為人師表的毛毛，有著潔癖的毛毛，與母親不和的毛毛，暗夜中風流的毛毛，都是一個人。

“這篇小說的緣起，來自我的一次困境。”寫完這個故事后，孫一圣才發現毛毛與契訶夫筆下的《套中人》相似，都是被緊緊圍困的人。事實上，跳出縣城的框架，欲望的框架，卑微渺小又掙扎而生的人是小說最動人之處，如孫一圣所言：“這些故事里有試圖證明自己存在的人，也有證明存在以后又撕裂自己的人。到最后，我和我們都是等待槍斃的人。”“80后”作家項靜的小說集《清歌》是一部關于故鄉的人物故事集。在八篇小說里，在那個叫作“傅村”的地方，會寫詩的鄉村教師、想寫故事的鄉村醫生、想拍電影的電影放映員、決定出游的孤獨老太，各種人物悉數登場。他們有人留守村莊，有人走向遠方，也有人從外面歸來。無論是混陜西的還是闖關東的，無論是“宇宙人”還是“本地英雄”，他們平凡的一生中都有過縱身一躍的高光時刻。

到2020年，項靜在城市生活的年數已經超過了在農村生活的時長。在書寫中，她回避了村莊文學修辭中的寓言、苦難等等，因為她想寫的是那些記憶中非常有光彩的人物和他們奮力生活的痕跡與形狀。她說：“隨著時間的發展，理想主義的東西消失了，生活也恢復到了日常的面貌。但那個最初的光芒發出者，那種充滿光芒的日子是值得記憶和書寫的，小說中的人物都是內斂的，他們在內心默默含蘊著這種美。”

“90后”作家鄭在歡同樣在城市生活多年，他今年新出的小說集《團圓總在離散前》與“返鄉”有關。春節時，在城里過生活的人們從四面八方回到家鄉，由此碰撞出各種人際喧囂與內心動蕩。但春節時的熱鬧終究是短暫的，村莊很快會恢復平靜。我們會看到，當鄭在歡這一代身處城市的青年人回望鄉村，他們面對的，聽見的，想起的，感受的，已和上一代際的青年不大一樣。而在鄭在歡今年出版的另一本小說集《今夜通宵殺敵》里，我們又可以隱約看見他這代青年的精神來路。而城市里的邊緣人物，同樣值得我們關注。近年，“80后”作家文珍會有意識地將目光投向“他們”：暴食者、囤積狂、母胎單身、丁克已婚女、廣場舞大爺……她最新的小說集《找鑰匙》也是一本北京“邊緣”故事集。在文珍看來，那些自身生活之外的“他者”同樣參與了城市構建，卻始終難以真正融入主流，但“他們”同時也有一部分屬于更廣闊的“我們”。于是在寫作中，她進入了“他們”的靈魂，感受“他們”的悲喜，一起尋找生活中的那把鑰匙。

“80后”作家孟小書還就一類都市青年提出了一個名為“孫闖闖”的概念。新書《業余玩家》里共有三個故事。第一個故事，紅極一時的樂評人孫闖闖轉而寫劇本，最終被最好的朋友剽竊了創意；第二個故事，鍵盤手孫闖闖因與主唱不合退出樂隊，卻成為樂隊選秀節目中主唱的對手；第三個故事，搖滾電臺 DJ孫闖闖有了心儀的女孩蘇玲兒。三個故事相互映照，將目光投向那些身處城市邊緣的文藝青年們：他們的自負與驕傲，迷茫與掙扎，脆弱與熱忱。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無論面對歷史、當下還是未來，無論面對具體的個人還是整體的命運，“80”“90”青年作家已能做出自己的回應與思考。當然，他們也在成長與變化，也許下一本的呈現就會和今年的很不一樣。他們還在寫作，就總是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