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文學批評？這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已有眾多學者從多個角度進行了界定。一般認為，文學批評是解讀文學作品、分析作家創作狀況、探究文學現象的科學活動。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研究、文學史研究一起，構成文學研究的“三駕馬車”。如此分類，其實暗含了一個基本問題：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研究、文學史研究有著根本性的區別。三者之間的差異性在哪里呢？從文學資源和研究方法來看，三者沒有根本性分野。其實，三者的根本性區別主要體現在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上。文學理論研究、文學史研究的主體和對象之間，是單向度的關系。研究文學理論、文學史的主體，是以一種客觀、理性的態度來處理研究對象。主體的情感、興趣難以成為研究對象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文學批評是處理批評家和作家、批評家和文學作品、批評家和讀者之間關系的一種科學活動。這種科學活動之所以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在于它闡釋了作家創作、文學作品包括讀者接受活動的奧秘。從根本上說，文學批評是一種對話活動，是批評主體和作家、作品、讀者之間的雙向交互活動。

原本處于對話關系中的文學批評變為獨語

當下文學批評活動非常活躍，這為作家提供了諸多有益的創作借鑒，為讀者提供了豐厚的精神食糧。同時，文學批評的確面臨危機，概而言之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對作家的創作不負責任的指責或者捧殺，對文學作品過度闡釋，文學批評文章概念堆砌、文風生硬等。當下文學批評之所以出現種種亂象，文學批評的有效性和科學性之所以受到質疑，是因為本處于對話關系中的文學批評，被異化為獨語。

文學批評家為了改變文學批評陷入獨語的窘境，也曾努力尋找過出路。例如，一些學者嘗試從西方現代文論那里去尋找終結文學批評獨語的方法。伽達默爾、巴赫金、托多羅夫等理論家的對話文論，紛紛被譯介。文學理論界和批評界舍近取遠，忽視了我國悠久、豐厚的對話批評理論資源。

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文化大碰撞，百家爭鳴，為對話文學批評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土壤。自此，對話批評的文化基因在文學批評機體中孕育、發展。面對當下文學批評發展大勢和文學批評亂象，重新接續中國文學優秀理論傳統，重振對話批評，有助于推動當下文學批評健康發展。

知人論世、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古代文論的重要范疇依然閃光

從批評家和作者之間的關系來看，中國古典文論提出“知人論世”的寶貴觀點。《孟子·萬章下》中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可以說，“知人論世”是中國古代文論關于批評家和作家之間關系的理想表達。它要求批評家在闡釋作品時，要充分了解作者的時代環境、生平經歷、思想觀念。為何“頌其詩，讀其書”要“論其世”呢？孟子接著提出了文學批評根本目的在于“尚友”。這就表明，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倡導的不是“捧”與“棒”，而是交友。當然，孟子所提出來的“尚友”，并非指批評家和作家之間的一團和氣甚至庸俗的友情，而是要對作家的身世、趣味、價值觀念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目的還是在于正確地闡釋文學作品。“尚友”是文學批評的出發點，孟子“知人論世”論因此包含著非常寶貴的思想：文學批評是基于批評家和作家之間的平等關系展開的對話活動，文學批評的整個過程，也是對于作家的同情之了解與了解之同情的過程。

當下文學批評之所以令人不滿意，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學批評對文學作品的解讀，忽視了文學作品本身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常常把文學作品作為闡釋文學史的“材料”來運用。文學批評如何闡釋作品，如何科學地建立起批評家和文學作品之間的關系呢？中國古代文論提出“以意逆志”“春秋筆法”“微言大義”等具體方法。這些方法都強調從作品出發。中國古代文論提倡在面對文學作品的時候，要始終尊重文學作品自身。

“知人論世”的觀點把文學作品視為作家個人生活、生命的體現。為此，孟子提出“以意逆志”作為解讀文學作品的重要方式。無論是“知人論世”還是“以意逆志”，都把文學作品視為灌注作者生命情感與思想的生命體。因此，文學作品是探究作者思想情感、價值取向的基本出發點。這樣來理解文學批評，不是在文學作品和作家之間建立僵化的對應關系。事實上，如何發現作品的縫隙甚至是空白之處，才是批評家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之所在。因此，古代文論還提倡“春秋筆法”“微言大義”這兩種解讀作品的方法。

“春秋筆法”注重發現隱藏在字里行間的意義，去發現文字里隱藏的價值取向。“微言大義”則是希望批評家去發掘作品隱含的意義。文學批評對于文學作品的闡發，雖不能脫離作家和文學作品本身，但可以充分發揮批評家自身的主觀能動性。這是“春秋筆法”“微言大義”所包含的重要價值。因此，“春秋筆法”“微言大義”著眼于從批評家和作品之間的雙向關系來解讀作品。這種雙向關系是不是終結過度闡釋的良方？

其實，文學批評的最高境界是批評家和作家、讀者之間成為知音。“知音”是中國古代文論的重要范疇。劉勰《文心雕龍·知音》提出：“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這里的“情動辭發”“披文入情”，所著眼的“情”，也就是劉勰所強調的“知音論”的核心。那么這種“情”如何建立起批評家和作家、批評家和讀者之間的和諧關系呢？劉勰論述“六觀”，即“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他認為，要從體裁、語言、創新、風格、引用、音律等看似形式上的問題入手。當文學批評成為冷冰冰的觀念闡釋載體，當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勾肩搭背，喪失和作家、讀者之間的情感傳遞，文學批評還叫文學批評嗎？反觀劉勰的“知音論”，倒是批評家應該追求的境界。

在批評家和作家、作品和讀者之間建立起和諧的對話關系

20世紀以來，受西方文學批評的影響，中國文學批評以科學性為價值目標。在某種特定的理論主導下，文學批評開始追求系統性、科學性、學理性。這無可非議，是中國文學融于現代性的必然反應。進入新時期，文學批評更加追求科學性，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科學方法成為文學批評的新寵。20世紀90年代初期，體現文學批評科學性的重擔落到了學院批評的肩頭上。文學批評的科學性當然是文學批評應該堅守的價值尺度。但是，為了追求科學性而犧牲文學批評應該具備的溫度，犧牲文學批評的“情”，文學批評也就將走入死胡同。

傳統文學批評是以對話體批評、評點批評為基本樣式。古代詩歌批評大多以詩話的形式出現，像《二十四詩品》《全唐詩話》《滄浪詩話》等，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詩話本身就可以當作詩歌來讀。它們充滿了飛揚的詩情，充滿了對于詩歌作品細致入微的體察。而小說批評則以評點的方式進行。這些評點大都依附于小說作品本身，成為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論是詩話，還是詞話，抑或是評點，它們本身就是文學創作，以充滿感情色彩的文字，體悟作品的價值意義、作家心理、形式特征等。

近現代時期，雖然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批評的影響深遠，傳統文學批評亦是重要的文學批評體式之一。深受西方哲學影響的王國維，寫出了像《紅樓夢評論》這樣“西化”的文學批評，同時他也有承接中國批評傳統的《人間詞話》問世。在小說批評領域，也有眾多批評家采用評點的形式，對于小說作品的思想意蘊、形式特征、價值意義等進行了精辟判斷。此后，沈從文、李健吾、李長之等仍發揚了中國文學批評詩性傳統。新中國成立以來，黃秋耘、林斤瀾等批評家，也寫出了洋溢著詩情、令人擊節稱贊的文學批評。上述文學批評樣式或多或少傳承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優秀傳統。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學院批評一家獨大，在一些文學雜志上仍然可以看到延續傳統光輝的文學批評，不過大都以“卷首語”“編輯手記”等形式出現。這些文學批評在細讀作品、溝通作家和讀者的情感紐帶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事實上，我國文學批評家嘗試在對話批評上作出過探討和努力，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對話批評成為文學批評不可忽視的力量。例如，批評家和作家之間的對話、訪談，批評家之間的探討與交流，都是對話批評的有益嘗試。然而，真正有效的對話批評，是在批評家和作家之間、批評家和文學作品之間、批評家和讀者之間建立起和諧的對話關系。而要建立起和諧共生、美美與共的對話批評，還得從中國古代優秀文學傳統那里尋找滋養。

（作者：周新民，系華中科技大學中文系教授、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分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