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在作代會上當面聆聽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聽掌聲就知道，大家都非常激動，更是非常感動。我感動于總書記深切的家國情懷，和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悉心體認、高度自覺、高度重視，以及他對文藝工作者的貼心貼肺的關懷、囑托。

這兩天我一直在回想，回想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文化的關切，以及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重要講話，深刻闡明了文化包括文學藝術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為我們指明了方向。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到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2016年7月1日，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創造性地提出了文化自信，這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在這之前，也就是2014年10月15日，總書記主持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講話的首要問題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文化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力量。可見總書記一直在思考文化建設和文化自信問題，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總書記強調，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自信，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事。為此總書記要求我們，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進行無愧于時代的文藝創造。

面對這樣的思想，對我們來說是鞭策、是激勵，幾年來我一直在思索，覺得有很大壓力。自命為文化人或被看成文化人、作家的我們，應該有所回應——我們到底為什么要文化自信，為什么不能不自信，又憑什么可以做到自信？

我一直在想，文化自信是需要本錢的，文學創造也是需要本錢的。社會變化太快了，太猛烈了，我們從鄉土農業社會，經過半機械化，嗖地一下到了數字化、信息化、城市化，幾十年經歷了數千年沒有過的多種社會形態，恍惚一日千年，似乎來不及觀察、凝視，也來不及思索。1978年在今天看來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年我17歲，參加工作，開始寫作，可是過了很久我才明白，那一年，一個會議，一個社論，竟然藏著我們的生死命運，那是時間的奇跡、命運的奇跡、一個古老國度的奇跡。因此我深深感佩我的前輩作家和許多年輕作家，比我敏感，比我善于捕捉和書寫。

記得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在《詩刊》上讀到我們河北詩人前輩張學夢的一首《中國世紀》，其中有這樣的詩句: “新世紀的光環選擇了中國/新世紀的機遇也選擇了中國/中國精神/蓓蕾初放/燦燦金黃/郁郁芬芳//億萬人民的意愿和精英們的選擇/決定了中國的復興/中國的富強//世界睜大眼睛注視著中國/中國在前進/中國在孕育/中國在隆起/中國在變革/中國在生長……中國道路/中國智慧/中國貢獻/必將鑄造中國世紀的柱石/參與支撐/存在和美好地存在/人類共同的信仰！”詩人張學夢這種感應時代風云的能力、表達力和命名能力，真是了不起，他在30多年前就敏銳地感受并指出了中國精神、中國智慧、中國道路，不光是詩的智慧，也是政治智慧，這才是作家式的文化自信，是我們河北作家的驕傲，值得我們敬仰，也值得我們學習。

我自己盡管力有不逮，但經過持續學習，多少還有些心得。按我的理解，中國文化傳統一直都是活的傳統，尤其近代，有與世界接軌的傳統，和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為天地立心。在當下，面向新時代，想取得文化大發展，要依托文化自覺、確立文化自信，應該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更新轉化，對外來文化吸收消化，應該適應全球大勢進行最佳選擇。盡管世界變化快，但中國作家一直普遍擁有的兩個主要情結還是要保持，一是土地情結，二是歷史情結。只是需要我們面對新的形勢，在當今后工業化、數字化和城市化的大趨勢中，更加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程度、生存與天道人倫的協調程度，以及文化傳承與文化共性和個性的關系。當然，正如總書記講的，文藝創作是艱辛的創造性工作。作家作為這個時代的見證者和講述者，實際上也是辛苦的勞動者。面對這個大時代的大事件大發展，文學所關注的根本命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突出，生存與發展、靈魂與肉體、傳承與創新、物質與精神，所有永恒的主題和時代命題，都有可能被一種新的力量激活，被寫作者重新發現、重新整合、重新命名、重新詮釋。

我已經退休了，但老牛自知韶光貴，不用揚鞭自奮蹄。尤其今天，在這富有歷史性的一刻，忽然又覺得責任感、使命感更大了。我曾經設想，假如沒有作家沒有文學，我們到底會失去什么？我想人們可能照樣工作、吃飯、睡覺，但文學的存在，正如總書記強調的，恰恰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這個時代的精神證據。退一萬步說，文學除了見證時代、講述時代，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保存這個世界的差異性和豐富性，它告訴我們，除了我們所看見的，這世界還有很多可能性，這些可能性關乎理想、意義，關乎人心的秘密和精神的出路，離開這些，人心將變得粗糙，精神將變得猥瑣。

看來還得努力，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