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麥種》

肯尼亞作為東部非洲疆域最大的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曾被認為是“文學的荒漠地帶”。然而，近年來以恩古吉·瓦·提安哥為代表的肯尼亞英語作家在國際上頻獲重要文學獎項，并在《劍橋非洲及加勒比文學史》等占有一席之地。肯尼亞英語文學已成為非洲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肯尼亞作為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終點國家，和我國有著共同的歷史遭遇和發展任務。我國作為肯尼亞的第一大經濟合作伙伴，有必要全面認識肯尼亞的社會歷史文化，而肯尼亞現實主義英語小說是了解肯尼亞的有效途徑，可以有效促進中肯兩國的文化交流。

肯尼亞英語小說

與現實主義的關聯

“現實主義”主要強調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進行客觀寫實，具有直面現實、敢于批判、勇于擔當的創作原則。這一概念歷久彌新，戰后現實主義文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發展、充實、深化，呈現出多種形態，在反映新的現實過程中依舊煥發出勃勃生機。

肯尼亞英語小說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以肯尼亞獨立（1963年）后復雜的社會歷史和現實生活為基礎，展現了民眾的總體生存面貌及社會變遷。小說的題材寬泛，涉及本土文化、殖民史、獨立斗爭、城市底層、政治腐敗、犯罪、艾滋病、女性身份等話題，其主題大多與種種社會矛盾相關，展現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現實主義特征。分析近60年來肯尼亞現實主義英語小說的概況可以為促進中肯兩國的人文共同體建設提供文獻支持。

肯尼亞現實主義英語小說

的發展脈絡

肯尼亞現實主義英語小說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起始階段：60年代，以恩古吉和格蕾絲·奧戈特為代表的民族作家書寫民族文化和殖民歷史，意識形態色彩濃重，具有“政治化”特征；二、發展階段：70至90年代，以梅加·姆旺吉、瑪喬瑞·麥克戈耶為代表的后殖民作家轉向批判后殖民社會內部的現實問題；三、深化階段：在新世紀，以賓亞凡加·瓦奈納和梅克納·翁杰里卡為代表的流散作家未受傳統主題的局限，在關注社會問題的同時反映肯尼亞的現代化發展，表現非洲經驗。

起始階段

肯尼亞曾遭受英國半個多世紀的殖民壓迫和剝削，60年代，以恩古吉的《孩子，你別哭》（Weep Not,Child，1964）和奧戈特的《應許之地》（The Promised Land，1966）為代表的本土主義小說針對英國的殖民統治進行文化反抗。這些民族作家弘揚民族文化，書寫歷史，表達了民族主義思想，屬于文化現實主義范式。

發展階段

從70至90年代，肯尼亞的現實主義英語小說類型多樣，主要包括反映反殖民斗爭史的茅茅小說，揭露政治腐敗、貧窮、疾病、不公等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問題小說和通俗小說，以及表現女性日常生活的后殖民女性小說。

茅茅小說 50年代，肯尼亞民族主義者用武力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爆發了“茅茅起義”。民族主義作家在反殖文學中批判白人殖民者的壓迫，歌頌茅茅運動中黑人的反抗斗志和獨立熱望，對“茅茅運動”進行歷史反書寫，主要作品包括恩古吉的《孩子，你別哭》和《一粒麥種》（A Grain of Wheat，1967）以及梅加·姆旺吉的《獵犬尸體》（Carcase for Hounds，1974）。“茅茅運動”成為肯尼亞文學的永恒主題，每個時期都有作家進行書寫。“茅茅小說”重述民族歷史，宣揚民眾永不屈服的斗爭精神，幫助人們樹立了民族自豪感，屬于革命現實主義的范式。

問題小說 70至80年代，在新殖民時期和后殖民時期，肯尼亞因部族政治的腐敗而社會問題凸顯。許多后殖民作家關注社會矛盾，批判社會的陰暗面。他們在政治/意識形態小說中批判政治腐敗現象；在幻滅小說中揭露貧困、道德墮落現象；在艾滋病小說中以艾滋病為諷喻批判各種社會弊端；在社會抗議小說中批判城市的貧窮、犯罪等問題。不僅這種嚴肅文學揭露社會問題，通俗文學也聚焦于犯罪、陰謀等問題，因而將其歸入問題小說內。這些作品批判社會現實，屬于“批判現實主義”范式。分類如下：一、政治/意識形態小說：恩古吉作為政治小說的杰出代表，在《血色花瓣》（Petals of Blood，1977）中展現了肯尼亞從前殖民時代到后殖民主義時代的歷史全貌，批判獨立后的政治壓制，在《十字架上的魔鬼》（Devil on the Cross，1982）中揭露肯尼亞的政治鎮壓史；二、幻滅小說：70至80年代，后殖民作家對肯尼亞獨立后的族群政治充滿幻滅感，表現出他們面對個人在城市空間的異化、公共領域的腐敗等政治問題時的張力，反映了肯尼亞去殖民化時代的社會危機，姆旺吉在《快點殺死我》（Kill Me Quick，1973）中描繪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貧困群體；三、艾滋病小說：90年代，肯尼亞面臨的另一社會問題是艾滋病的肆虐，于是在許多小說中艾滋病成為腐敗社會的諷喻，例如，瑪格麗特·奧格拉的《河流和源頭》（The River and the Source，1994）和姆旺吉的《最后的瘟疫》（The Last Plague，2000）；四、社會抗議小說：這類小說把通俗文學的形式和政治內容相結合，例如，姆旺吉在《沿著河路而下》（Going Down River Road，1976）和《蟑螂舞》（Cockroach Dance，1979）中批判城市的貧窮、犯罪等問題。

通俗小說 肯尼亞的嚴肅文學常采用通俗文學的形式。兩者常合二為一，并無嚴格界限。70年代初，查爾斯·曼瓜的《女人的兒子》（Son of Woman，1971）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轟動，隨后涌現出許多類似作品。80年代尤以通俗犯罪小說最受歡迎，其中半自傳體小說和監獄小說最流行。約翰·基里亞米蒂的半自傳體小說《我的犯罪生活》（My Life in Crime，1984）是第一部風靡肯尼亞的通俗犯罪小說。70至80年代，通俗小說成為肯尼亞的主要小說類型。它形式多樣，包括偵探小說和科幻小說，顯示出作家的創新性。雖然通俗作家傾向于采用西方的通俗美學形式，但小說主題仍是茅茅運動、族群政治、階級矛盾、艾滋病等本土特有的題材。

后殖民女性小說 肯尼亞獨立后，女性文學穩步發展，女作家逐漸成為文壇的中堅力量。60至90年代，許多后殖民女作家關注本土文化、社會、政治等現實問題，尤為重視女性的生存狀況，揭露她們遭受的種族、階級和性別歧視。奧戈特、瑪喬麗·麥克戈耶等在《奇怪的新娘》《新生》中揭示出種族、性別、階級關系的日常生活語境中黑人女性的痛苦、反抗和身份建構，塑造了許多獨立堅強的女性角色，展現了她們從邊緣地位向主流社會發出的反抗強音，屬于日常現實主義范式。

深化階段

在新世紀，隨著瓦奈納、翁杰里卡等在國外生活的流散作家成為凱恩非洲文學獎得主，肯尼亞英語文學在非洲文壇確立了日益重要的地位。瓦乃納的《發現家園》（Discovering Home，2002）在向世人展現現代化進程中肯尼亞和非洲的發展和新風貌時，也未回避當代非洲的民族和政治矛盾，但他展現了當代非洲的現代化發展。翁杰里卡的《芬達黑加侖》（Fanta Blackcurrant ，2017）繼承了幻滅小說的主題，聚焦街頭流浪者，揭露了城市邊緣群體食不果腹的悲慘生活。這些新生代作家的現實主義主題超越了前輩作家，蘊含著豐富的本土意蘊和廣闊的全球視野，屬于日常現實主義范式。

綜上，肯尼亞現實主義英語小說經過60年的發展歷程，取得了很大成就。三代作家在三個階段的創作中表現了肯尼亞特有的本土意蘊和全球視野，形成了文化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和日常現實主義四個創作范式。在起始和發展階段，作家的批判色彩濃重；在深化階段則注重肯尼亞的現代化進程，但是幾乎所有作品的落腳點都是揭露社會矛盾，批判社會不公。

作家的創作旨歸

肯尼亞現實主義英語小說的主旋律是表現社會對民族、國家和個體命運的影響。在20世紀，民族作家和后殖民作家因歷史變遷而對民族、國家及個體命運充滿焦慮，在創作中反映時代焦點問題。他們的現實書寫與文化、歷史、階級、性別等社會現實密切相關，貫穿了“反抗”和“批判”的文化政治思想。21世紀的流散作家則融入了當代社會發展及非洲視野。由此可見肯尼亞現實主義英語小說的發展和肯尼亞英語文學的現實關切傳統。

現實主義是作家對待世界的一種人生態度。肯尼亞作家注重小說的社會政治功能、思想啟蒙功能、現實批判功能，展現了他們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意識及其憧憬未來社會和諧進步的“肯尼亞夢”，凸顯出他們濃厚的人文關懷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