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需要理由嗎？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說這個問題其實是在說一份非常漫長的答卷，我想從很多年前我遇到的一件事情開始說起。大概在90年代，我們一幫寫作的朋友在福建參加一個文學筆會。有一天吃晚飯，喝了一點酒，那天我們也沒有在意誰喝得多，誰喝得少。但是，酒席快散的時候，我們這里有一個軍旅作家，他突然有一點狀態了，突然就哭了，一桌人都愣了。當時大家下意識的反應真的很有意思：有人說他失戀了，但是又不對，他已經40多歲了，那么是婚外戀失戀了？都是這樣的猜測和想法。因為他哭得很厲害，安慰了半天，這個作家突然抬起頭，滿眼是淚，說了一句什么話呢？他說我真沒想到我都這個歲數了，我在社會上混了這么多年，怎么跟你們這幫文人混在一起了？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作家，寫的題材都是軍旅方面的。說完了他就把我們一扔自己就回房間了，一桌的人都愣在那兒了。我也愣了。為什么發愣？倒不是情緒上的，因為“酒后吐真言”真的是一種非常準確的描述。所以，從一種意義上來說他醉了，但是從另外一種意義上來說他沒有醉，異常的清醒。這個作家比較特殊，一家的軍人，兄弟姐妹都是軍人出身，只有他一個雖然是軍人，但是寫起了小說。那一天對我造成最大的沖擊是我突然如此近距離的發現了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那種事實來自于一種拿慣槍桿子的人對筆桿子的一種蔑視，一種輕視，盡管是用這樣一種方式表現出來。

這件事情過去以后，不能說我以前從來沒有思考過任何寫作的意義方面的問題，但那件事情給了我一個契機或者說一個刺激，讓我很多時候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會思考寫作本身它具有什么樣的意義。我一直在說，有一個問題問好多的作家他其實會愣，就問這樣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一個作家寫了一輩子，為什么寫？你冷不丁問他的時候，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作家都會張口結舌。為什么？因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用任何一個詞匯，任何一組詞匯其實都不能精確的回答這個問題。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為什么寫作，你給出一個寫作的理由”其實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份答卷，是一份卷面非常大的答卷。做這份答卷，我想從我個人的經歷說起，我們經常說文學充滿每個人的生活，只是你沒有自己去梳理和發現而已。我自己寫作過了很多年以后，我自己回味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我都覺得是一個非常具有文學化的細節。我是1963年出生，我在我們家排行老四，我的父親是機關干部，父母的工資很低，當時是80塊錢不到，既要養這個家庭，又要養鄉下的奶奶和城里的外婆。

所以，我的母親懷我的時候根本不想要，是一定要打掉的。但是，她是一個工人，她要到醫院去做流產，那個時候要非常嚴格的請假，找到廠家請假，沒有想到這個廠長說：“生產這么忙，你怎么還跟我來說這個事情，不批。”他又說：“你懷孕了？懷孕了又給我們生一個祖國的花朵，挺好的事情，不準請假?！蔽业哪赣H就是在這“兩個不準”的情況下把我生下來的，她也是挺聽話的，既然領導不允許，這個孩子就生下來了。在這樣一個狀態下我的生命才正式的有了一個權利。我之所以說生命是一個奇跡，這里面有很多的悲喜之處，我出生3年以后文革開始了，我的母親是一個水泥廠的工人，廠也挺大的，屬于中央建材工業部，這個廠在文化大革命當中被斗得很厲害。那個廠長因為被斗，被揭發很多莫須有的問題，他很脆弱，被斗得有一天想不開了，他就跑到工廠的水塔里吊在一根管子上死了，好幾天都找不到這個人。副廠長就覺得很奇怪，最后就找到水塔里面，一推門就看見廠長。副廠長看見了，嚇得一下子癱在地上。這個副廠長是誰呢？告訴大家，是我現在的岳父。我岳父發現這個廠長的尸體，是我跟我太太結婚了以后才說起的，我覺得生命當中到處充滿文學，在生活的流淌當中、細節當中，我自己真的發現所謂的文學在你自己的生命當中無處不在。

這個事情我知道了很多年以后，有一天我回蘇州去，因為那個時候用煤氣包，我丈母娘看見我回來了，正好換一個煤氣包，因為是春節，所以我的丈母娘要做很多菜，老嫌煤氣不夠用。所以，我到工廠的換氣站換大煤氣包。但是，我一個人拿不動，我丈母娘就幫我找了一個幫手，說你幫我們一起搬回去，他說沒有問題。然后，我就跟那個小伙子一起搬到丈母娘家。他走了以后，丈母娘就問我，你知道那個小伙子是誰嗎？是當年那個廠長的兒子。過后很長時間我一直非常遺憾的是，我沒有說謝謝他，我要對那個廠長的兒子說一聲謝謝，當然我不會提到他父親的事情。但是，這么一件事情對于我來說是奇跡一樣的回味，就是所謂的生活當中處處充滿著文學，一旦表述的時候你的生命的結構都非常的緊湊，是一篇長篇小說。對于我來說是這樣一個認識。

我覺得自己文學生活的開始，所謂我給出的寫作的理由，第一個是跟好奇有關。愛上文學，我覺得有幾個先決條件，愛文學首先是愛文字，愛幻想，對于文字和幻想的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有好奇感。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因為當時是文革的后期，我現在清楚我人生的第一次文學演繹是標語寫作。在化工廠的門口有一個水泥地，我就從家里跑回去拿了一個粉筆寫“革命委員會好”，別人說這個小孩子真聰明，而且寫這么一個革命的標語，但是這個只是一個假象，事實上對于文字的喜好，這只是我文學幻想萌芽的第一片葉子。

我小的時候得過一場病，是腎炎，這個病其實并不可怕，只是它有一個并發癥，這就變成了一個可怕的病。所以，我也沒有辦法，那年我10歲了，天天就坐在家里，我媽給我準備了一個竹榻，那一年的生活是我人生記憶當中最深的記憶，因為是在死亡的門口邊緣，而且小孩子并不懂得太多關于自己身體上的問題，只是覺得有一點不舒服。那時候我母親老在外面哭，她不會當著我的面哭，我就知道這是和我的病有關。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父母跟我說你不能上學，你只能呆在家里，而且天天要熬藥吃。他們都要上班，沒有人照顧我，只有自己照顧自己。那樣的原因，我自己熬藥，因為腎炎大家都知道，小便特別多，黃梅天的時候是滴滴答答的下雨，我覺得自己也是每天都滴滴答答的，覺得日子特別的難熬。我很想動，我也有力氣動，但是醫生和父母說我不能動。后來實在無聊，我就找家里父親扔的《水滸傳》《三國演義》來看，但是那個時候看不懂，因為它是繁體字。但是我就看認識的字，我姐姐偶爾也會給我帶幾本書過來，都是講革命的。我找最簡單的字在哪兒呢？在我們家墻上，因為我們家有一個非常長的走廊，那里糊滿了報紙，我記得有一份報紙是《蘇州工農報》，我因為實在無聊，所以我就蹲在走廊上，那個時候也沒有電燈，我就把門打開，借著河面的反光投射到走廊，我可以看見報紙上面的字。報紙上面的字都是非?？斩吹?，有那個時代背景的那些字。所以，我覺得我最早接觸文學，準確的說是接觸文字，我最早迷戀文學是迷戀文字，迷戀文字也可能跟我的境遇有關，也可能是一種孤單的生活。所以，從很大的意義上來說，我感激文學，因為從童年時期，文字首先成為了我的朋友，它陪伴著我。這個對于我來說是一個記憶非常深刻的事情，所以，愛文學我覺得首先是從愛文字開始的。

還有一個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所謂的幻想精神。因為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寫作必需、必備的。我記得特別清楚，大概我上中學的時候，因為那個時代做棉襖，如果要做一件非常正式的棉襖，尤其是給大人做，他是不到商店里買的。那一年我父親應該是過40歲的生日，我母親做了一件絲質棉襖，所以，家里有一些活就找了一個女裁縫，把她請到家里來，每天要管她的飯。這個女裁縫就住在我們街上，其實我以前也見過她，那年大概60多歲的樣子，整天穿黑色的衣服。她拎著一個籃子，這個籃子里面有她的剪刀、尺子等工具，她已經干了好幾十年了。有一天這個女裁縫在家里做，她把籃子扔在我們家里，我一翻就發現她里面有一個發黃的畫報，我就一把拎起來，是一本被撕掉三分之一的上海灘的畫報。打開一看，里面有幾個穿旗袍的女人坐在一條船上，是要去春游。這本畫報我很有興趣，我倒不是對美女有興趣。我跟老太婆說，你這個畫報能不能借給我看看。她說沒問題，要我給她拿幾張舊報紙來。對她來說畫報只是墊籃子的東西，那個畫報我就收藏了下來。我也不知道我為什么對那本舊畫報興趣那么大，恐怕是那個時代非常特別，所有老的東西，舊社會的東西，發黃的東西是看不到的，當我偶爾得到這本發黃的東西我會很認真的“學習”。當年那張畫報其實是蘇州一家當紅的演藝公司組織一批演員去旅游而已。這本畫報，我現在回想起來，自己第一次所謂的幻想是這本畫報帶來的，因為它給我帶來了一個依靠，讓我開始胡思亂想。當然，這是所有年輕時候的胡思亂想。我現在想起來，我在寫婦女生活，估計就跟這個畫報有關系，慢慢發酵的。

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經驗。大概是1971年，我現在記得很清楚是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那個時候有線廣播都在播慶祝巴黎公社100周年，我為什么印象如此深刻？因為當時我們的廣播電臺以一種非常隆重的形式在慶祝，這是關于革命的一個信息。而我們幾個孩子聚到自家對面的一個院子里的天井，去纏著當時的一個青年工人，他知道很多故事。所以，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們在院子里坐下來，對面那個鄰居大哥哥說，給我扇扇子。我們就很殷勤地給他扇扇子，他就會講故事。他們在聽巴黎公社的背景，關于革命慷慨激昂的故事，我們在聽一個《綠色的尸體》的故事，在70年代的時候有一個小抄本，光是這樣一個名字對小孩子就有極大的誘惑——尸體，而且是綠色的。所以，這個是我自己青少年時期記憶深刻的印象。

我自己的成長背景當中，跟文學有關的東西有的剛才我已經說了。還有一個，我一直覺得跟我寫作有直接關系，這種關系是寫作的腔調，我一直覺得寫作有腔調，這個腔調一直很難去描述，但是它是有腔調和節奏的。我一直覺得我小時候在蘇州街道生活當中，有一種聲音對我的影響挺大的，那個聲音就是蘇州街道上空氣當中彌漫的，蘇州評彈的聲音。但是覺得蘇州評彈是軟的，蘇州評彈是非常隨意，非常慢，非常悠閑的一種節奏，蘇州唱的都是節奏很慢的。我在小說里面捕捉的片頭都是廣播里說書的節奏，因為蘇州的創作是非常奇怪的，每一個故事都有那么一個出點，但是經過幾十年藝人的加工和演藝，有了很大的改造。有時候一個長篇故事要十幾天來說一個故事，不急不躁的在那里說。所以，我覺得這跟我的寫作有非常大的關系。

我自己真正的創作大概是從大學時期開始的，大概是80年代，那個應該是一個黃金時代，我在那個時候開始寫作，自然帶有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色彩。比如說好多人今天提出來的問題，問我為什么寫作，你寫作的理由，你以前寫作嗎？如果明天告訴你地震，或全球毀滅你還會寫作嗎？如果這種極端的問題放在80年代我是沒有辦法回答的，因為80年代是這么一個氛圍，你是一個青年人，你就應該寫作，不寫作你不是有病嗎？就是在這樣一個狀態下，一個是處于我自己本身的愛好，另外一個，在80年代青少年寫作是一個特殊人群，尤其在中文系，我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所謂真正的寫作。從詩歌寫到大小說，一直持續了我的整個大學生活。我的大學生活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一直覺得我寫作的理由跟一個詞有關——運動。大家會覺得不解，你怎么會提到運動？我覺得我在大學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就是精力過剩。我每天都要到北師大的籃球場上報到，無論刮風下雨，不管有沒有伴，我是每天下午4點鐘必去。我現在分析覺得自己身體里都有一種叫運動的欲望。

另外一個方面，我運動完了以后我天天晚上要寫作。我現在總結一下，我覺得我的身體迷戀運動，我的內心在迷戀另外一種運動——文字的運動。我一直覺得在大學時期，我對文學強烈的追逐其實是喜歡那種文字的運動，所以我從寫詩歌，最后寫到小說。我一方面在操作我的身體讓它一直處于運動當中，晚上我在操作文字，讓文字在我手下不斷的運動，我覺得文字很像一個運動的身體。比如說田徑運動我們講爆發力，我們講節奏，我覺得在寫作過程當中，你目睹的文字運動起來了，它以它的方式，以它的節律運動起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真的沒有考慮過寫作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我寫作真正的理由是對運動的專注和迷戀。文字的狀態在不同的文體當中是讓它奔跑，還是任它跳躍，我覺得這是對一個作家未被發現的樂趣。我是發現了這種樂趣，一下子陷進去了?，F在想起來我仍然堅持自己對于寫作的———可能并不是我個人的發現，首先文字本身的運動感是我在大學青年時期對于文學一直的迷戀，一直堅持下來的理由，我迷戀的是這個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