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豆子》寫了足足一個月，很多時候寫不下去，不知道范豆子的結局是什么。我很少這樣，一般是想好了開頭和結尾才創作的，這次卻陷入了盲區。岳父去世后，岳母一直和我們生活，后來她患有腰椎管狹窄，嚴重的時候就躺在床上，每天需要翻身，大小便都得在床上解決。我起初找了一個護理工，護理工覺得太辛苦不干，于是我就接著找。岳母厭煩這個世界，好幾次想到死，她不想拖累我們。我就鼓勵她活下來享受生活，讓她留戀這個世界。那時候我就開始構思這個小說，但是找不到好的切入口。到了后期，我愛人動員我把岳母送進養老院，我不同意，岳母也不反對，但她心里得離開了我們就等于進入了監獄。后來，孩子面臨高考，我們實在沒有時間照顧好岳母，就把她送進了養老院。我幾乎每天都去看她，以至于養老院的人都以為我是岳母的兒子。沒多久，岳母去世了。我很愧疚，覺得如果不送她去養老院，她還會活著。我一直感覺岳母是不想活了，因為她覺得養老院不是她的家，或者說，她是不想拖累我們。

我不想重復自己，更想寫一種別樣的生活。生活的內容太豐富了，我就想寫一個范豆子這樣的人，一個生活在底層的郵政工人。我家附近有一個郵政所，我經常去那里取稿費或者郵寄東西。后來，與他們也比較熟悉了，就經常聊天。他們知道我是個作家，就開玩笑地說，你也寫寫我們。于是，我就把范豆子的職業設定成郵政員，關于他和母親的感情，我就移花接木把岳母寫了進去。

這十年來，都市題材小說發展到以故事講述為主。小說的寫作風格和走向趨同，有現代含義的作品越來越少，故事性強和寫實風格的作品占了很大比例。如今，很多作家都在轉行，都趨向于寫故事。這個局面是怎樣造成的？最大一個牽制點便是市場，是這個市場杠桿起了關鍵的作用。出書，包括出刊物，都得考慮市場因素。我的寫作風格就很寫實，《范豆子》就是如此，關照社會，寫老百姓的喜怒哀樂。可我真不是為了迎合市場，或許是市場和我應對了。

前幾年，我曾經去英國倫敦西斯敏中文圖書館講課，席間和當地的華人文學朋友聊天，他們談到現在國內的都市小說題材重復，手法相同，故事不新鮮，人物不迷人。一位參加過文學評獎的評委也對我發出感慨，即便是獲獎的小說也有題材相撞、故事雷同的現象。怎么就造成了這種尷尬局面呢？怎么寫著寫著就都朝一條路上走呢？讀者看完小說，覺得在什么地方看過；或者看完了以后說，還不如我看到的生活精彩。過去說，寫小說一定要有生活，現在則是一定要有精彩的生活，比讀者看到的生活更震撼。我是寫小說的，知道做到震撼很難，做到比讀者看到的更精彩也不易。其實寫都市小說表面上是在講故事，實際上故事只不過是載體和平臺，它內里隱含的東西很多，提供的多元化信息量也很充足。一些新思維、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會導向、新的觀點都要包含其中，只是作家把觀點和意旨全都糅在了故事層面上。一個文友說，作家在寫都市題材小說上比什么？比你有沒有一種啟發人、啟發社會的觀點。你沒有觀點，你的小說就沒有社會影響力。在這部《范豆子》中，我塑造了一個對親情執著的人。他不自私，甚至犧牲自己的愛情。我接觸過這一類人，我一個朋友為了照顧年邁多病的母親，每天騎著自行車往返十幾里地，后來，妻子覺得自己太吃虧了，要和他離婚。他很痛苦，因為他從內心喜歡妻子。可在妻子和母親之間，他選擇了母親。他妻子再婚的時候，他痛不欲生，與我說起來淚流滿面。我不希望“范豆子”也這樣孤獨，我給了他希望。著名作家蔣子龍說過，一個作家關鍵要有想象力。小說創作就是這樣，它可以不受任何拘束，可以浮想聯翩，這樣，讀者才會有跟你享受的可能，才有一種歡娛感。想象力不是走怪誕的路，是對生活的再理解，是對本來就很復雜神奇的生活的再現。

之所以寫《范豆子》這么困難，我是想寫得精彩一些。故事好構思，人物游走于故事就得出新意。我熟悉岳母這樣的老人，但我不熟悉“范豆子”這樣的基層人物。我只有盡可能地接近這樣的人物，寫出他們的內心世界。一個作家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小說寫得更加精彩，更加富有陌生化和新鮮感，更加有文化韻味，更加有精粹的地域情懷。“范豆子”對生活對親情的這種執著就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構思，其中蘊含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倫理，所以，我選擇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