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指一揮間，《阿Q正傳》發(fā)表至今整整一百年了。當魯迅剛剛?cè)ナ赖臅r候，郭沫若代表質(zhì)文社同人手書了一副挽聯(lián)，其中有“曠代文章數(shù)阿Q”之句。這是對魯迅這篇中篇小說在國內(nèi)外享有盛譽的高度概括，也是對這篇經(jīng)典作品的準確評價。然而闡釋這一作品博大精深的內(nèi)涵又相當于數(shù)學(xué)界的“哥德巴赫猜想”，有說不完的話題。囿于篇幅，筆者僅從周恩來同志的一段題詞談起。

1938年初，全面抗戰(zhàn)剛剛爆發(fā)。中國旅行劇團曾在武漢公演田漢改編的《阿Q正傳》，由姜明飾演阿Q。同年5月31日，在武漢主持抗日工作的周恩來同志為姜明題詞：“堅持長期抗戰(zhàn)，求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以打倒中國的阿Q精神”。同年6月至10月，壯烈的武漢保衛(wèi)戰(zhàn)打響。日軍有生力量大大消耗，此后中國抗日戰(zhàn)爭進入戰(zhàn)略相持階段。

周恩來在題詞中概括的“中國的阿Q精神”，無疑是指在侵略者面前所表現(xiàn)的“奴隸性”。“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需要高揚的是魯迅身上體現(xiàn)的那種反奴隸性的硬骨頭精神，而這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其實，魯迅改造國民性的思想也正是在故園風雨如磐、危機四伏的年代醞釀的。改造國民性，并不是對中華民族持悲觀、虛無的態(tài)度，而是因為救國之道的根本在于發(fā)揚“民魂”。“魂”即精神。魯迅是在鴉片戰(zhàn)爭和戊戌變法失敗之后開始探討國民性的。與此同時，魯迅編譯了一篇《斯巴達之魂》，也就是用斯巴達人的“魂魄”激勵中華民族的靈魂。魯迅當時也是一位民族民主革命者，只不過當他憧憬的那些志士仁人血灑疆場致力于武裝斗爭之時，他則以“精神界之戰(zhàn)士”的英姿橫空出世，目的都在“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

《阿Q正傳》中有一個重要的細節(jié)：阿Q蒙冤受審時，大堂兩旁的“長衫人物”讓阿Q“站著說！不要跪！”但阿Q仍然身不由己地跪下了。因為在阿Q深入骨髓的觀念中，人之所以要長膝蓋就是為了給大人物磕頭，人之所以要長屁股就是準備要在大堂上挨板子。然而那“長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說：“奴隸性……”說完卻并沒有真叫阿Q站起來。

革除奴隸性，這原本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的主張。所謂“奴隸性”，就是“尚尊卑”，“好依傍”，“甘壓制”。為此，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力圖把國人從奴隸性人格中解放出來，塑造一種“喜自由”“言平等”“尚獨立”的新型國民人格。只有以此為前提，才能真正建立全體國民參與國家治理的“共和”政體，使國家權(quán)力成為全民公有物。然而辛亥革命缺失一個摧枯拉朽的農(nóng)村大變革。那些舊式人物只是接過了革命黨人的“新口號”，成為了新式的奴隸主，不覺悟的阿Q仍然成了換湯不換藥的新政權(quán)犧牲品，一個至死不覺悟的奴隸。

阿Q身上的奴隸性并不是一個流浪短工本身所固有的。雖然小生產(chǎn)者會有保守封閉、安于現(xiàn)狀等局限性，但奴隸性主要是等級制度和皇權(quán)體制造成的。因為在阿Q時代，平民百姓不能支配自己的命運，而必須臣服于被宗教神化了的上層統(tǒng)治者，即帝王將相。馬克思指出，專制制度需要愚民，需要奴隸，“正如尸體充滿了蛆蟲一樣。”（《摘自〈德法年鑒〉的書信》，1843年9月）這就迫使一些被壓迫者用幻想中虛幻的勝利來掩飾現(xiàn)實生活中真實的失敗，這也正是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的基本特征。

魯迅有一個重要觀點：專制者與奴才的地位是可以互相轉(zhuǎn)化的：“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quán)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孫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晉之后，簡直像一個幫閑；宋徽宗在位時，不可一世，而被擄走后偏會含垢忍辱，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南腔北調(diào)集·諺語》）《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原本不允許阿Q姓趙，但阿Q一宣布“造反了”，趙太爺就嚇得怯怯地低聲叫他為“老Q”。原本倍受欺凌的阿Q造反的目的則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歡喜誰就是誰”。他在幻想中造反成功，第一個被奴役的對象就是小D：叫小D去搬錢家和趙家的東西，“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既然專制者與奴才的地位可以轉(zhuǎn)化，那么魯迅為什么寫的是《阿Q正傳》而不是《趙太爺正傳》呢？這是因為，阿Q身上的精神創(chuàng)傷即使再多，也是可以療治的。正如一間鐵屋子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但也“不能說沒有毀壞這鐵屋子的希望”（《吶喊·自序》）。所以阿Q們是啟蒙的對象。只要有革命政黨和正確政綱引導(dǎo)，讓他們“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堿水里煮三次”（阿·托爾斯泰《苦難的歷程》），癩頭瘡和精神創(chuàng)傷就都能治愈，但趙太爺之流身上的專制性與奴才性則是由等級制度決定的。這種“天有十日，人分十等”的寶塔形的“雷峰塔”必須顛覆、掃蕩，決不能修修補補。

再回到周恩來同志的那段題詞。他當時號召“打倒中國的阿Q精神”有什么政治含義呢？我認為，一方面是鼓舞民氣，號召一切不愿做奴隸的人們奮起抵御外侮；另一方面也是繼續(xù)批判國民黨當局“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當時，國共第二次合作后的全面抗戰(zhàn)雖然已經(jīng)開始，但國民黨內(nèi)部的投降派仍然勢力不小，以致1940年3月在日本扶持下成立了汪精衛(wèi)為首的汪偽政府。魯迅后期雜文中，一直將批判矛頭指向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妥協(xié)投降政策。1935年2月9日，魯迅在致蕭軍、蕭紅信中還批評了蔣介石以“徐道鄰”之名發(fā)表的《敵乎，友乎？》一文，諷刺蔣介石政府連日本侵略者是敵是友都認不清了，“將來恐怕還會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來”。1933年初，埃德加·斯諾拜訪魯迅。這位美國記者問道：“既然國民黨已進行了第二次革命，難道你認為現(xiàn)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樣多嗎？”魯迅大笑道：“更壞。他們現(xiàn)在管理著國家哩。”這就是說，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舊中國的統(tǒng)治階級，在人民大眾面前是“獸”——即暴君；在殖民主義者面前是“羊”——即孱頭和孬種。流浪短工阿Q的“精神勝利法”頂多使自己萬劫不復(fù)，而統(tǒng)治階級的“精神勝利法”則可以喪權(quán)辱國。

當今，中國社會發(fā)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中國人的精神面貌也發(fā)生了深刻改變。但是，街頭還有“圍觀”的現(xiàn)象，校園還有欺凌行為，網(wǎng)絡(luò)上還流行一種“無反映，不反抗，只躺平”的觀念……這些都說明精神文明建設(shè)的任務(wù)還任重道遠。在國際交往上，我們一方面要反對魯迅批判過的那種“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目光短淺，固步自封；另一方面，我們在“單邊主義”“雙重標準”“民族利己主義”面前，又應(yīng)該具有底氣和勇氣，不吃霸凌主義那一套。電視劇《大俠霍元甲》中有一首主題歌《萬里長城永不倒》：“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睜開眼吧小心看吧，哪個愿臣虜自認。因為畏縮與忍讓，人家驕氣日盛……沖開血路揮手上吧，要致力國家中興，豈讓國土再遭踐踏，這睡獅漸已醒。”在重溫周恩來同志這段題詞時，我腦海中始終奏響著這首歌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