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寫小說和競技運動有著相通之處。良好的競技狀態可以讓運動員高水平甚至超水平發揮，以獲得最佳成績。寫小說也是這樣。一篇好的小說一定是在作者的寫作狀態處于佳境，感到文思泉涌，欲罷不能之下寫成的。我的短篇小說《曾經的音樂》就是在這種類似亢奮的狀態中敲打出來的，之所以用“敲打”二字，是因為現代人都是用電腦鍵盤來打字。

我們這一代人的童年，正處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生活清苦，人情單純，但富有故事。寫我的童年，我們的童年，是我長期以來的愿望。這篇小說是我寫童年故事的一次嘗試。但僅僅表現清純是不夠的，我還要讓小說超出講故事的層面。在寫實的基礎上，要加入更多的思想，更多的人生感悟，無意間就把時間線拉長了，從少年到青年，到壯年，到中老年，時間跨度大約四十年。這給短篇小說寫作帶來了起承轉折的挑戰，同時也帶來了克服挑戰的快感。

說到寫作的快感，我確實把“好玩”作為寫小說的目的，不是唯一吧，至少也是之一。如果一次寫作能夠給我帶來愉快和驚喜，那么這次寫作就是值得的，就是有意義的。也是出于這個緣由，我力圖讓小說的文字變得輕松愉快，令人玩味，讓讀者在笑聲中獲得某種啟示。許多人把我的文字風格界定為“黑色幽默”或者“冷幽默”，也許就是出于文字間的調侃和戲弄。不管怎樣，“好玩”是我寫小說的一個追求。

我以往寫小說多靠想象，許多故事都是憑空捏造出來的，而《曾經的音樂》則是基于真實的經歷。小時候和一群年齡相仿的音樂發燒友混在一起，張一禾（人物名）就是我們這群人中的一個。那時，我們對音樂的追求現在看來真的很茫然，甚至有些不知好歹，那樣的熱情可以說是一種下意識的行為。可正是這種沒有多少主觀意識參與的沖動，才是在禁錮環境下對美的渴望和探索，它靠的是天然的本能。張一禾這個人物貌似反面，其實他身上更多的是正面元素。他執著，真誠，堅持信念，我是把正面人物的他當作反面人物來寫，讓他有血有肉。對甲殼蟲音樂的批判，是當時政治環境的怪象，而對“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質疑正反映了當時人們對現實的抵觸和抗衡。另外，甲殼蟲音樂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普遍認同，是因為它給人們帶來一個感受，即：人類的命運是相通的，不管在是美國，還是英國，還是世界的其他地方，人都會有掙扎，有享樂，有苦，有甜，而甲殼蟲音樂宣揚的愛是人們在生活漩渦中的精神支柱。這就是為什么小說中的“我”和“張一禾”用了畢生的精力追逐探索甲殼蟲音樂。

最后，《曾經的音樂》在《收獲》上發表，首先要感謝編輯的垂愛，同時還要感謝著名海外作家劉荒田先生和陳瑞琳女士的點撥和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