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錢瑗在1987年相識，因為共同的興趣很快成為好朋友。但我一直沒有想過要拜訪她的父母，雖然我問她要過楊絳先生的《干校六記》，而且因此多得了一本《洗澡》，后來她還主動送我一本《將飲茶》。

楊絳贈予作者的這本《洗澡》，已由作者捐贈給天津外國語大學

到了九十年代初，有一天，我的老師張祥保先生無意中說起，她和王岷源先生要去看望錢鍾書先生。原來，北大中文系的文研所在1955年搬到城里并入中科院以前，他們曾經在北大的教工宿舍中關園里做過鄰居。錢家搬走后，他們仍然保持聯系。我忽然心血來潮，問張先生我能不能跟她們一起去，并且說我認識錢瑗。張先生認為問題不大，但她得回家問問王先生。過了幾天，她通知我具體日期（我現在已經忘了，只記得是個下午），我們就一起去了三里河。當時我聽說那是個部長級的院子。小區門口確實警衛森嚴，我們還必須填會客單，但好像沒有要我們出示證件。沒想到我走進院子時卻發現，那些樓房除了彼此距離比較開闊，樓梯比較寬，樓層之間比較高一點之外，似乎并不特別貴氣或高雅。進入錢家后，我覺得他們家看上去很眼熟，跟北大中關園里老先生們，例如張先生的家很相似，客廳就是書房，書柜還沒有張先生家多（后來我才知道，錢先生不需要書柜，他的知識都在他腦子里）。我甚至覺得，錢家除了墻上有珍貴字畫，房間大一點，數量多一點，似乎和我家也差不多，因為他們家的地也是水泥地，沒有鋪上什么需要打蠟的木地板，墻也是白灰墻，沒有上過油漆或貼了美麗的墻紙。錢家的儉樸和兩位大學者與錢瑗的熱情使我心情放松，不再拘謹了。

寒暄過后，我們的談話好像是從一個英語縮略語開始的。那時候國內流行各種各樣的西方批評理論，在反傳統理論中出現一個縮略語，我記得不是很清楚了，好像是DWEM。有位老先生給我打過電話，我孤陋寡聞，無法回答。后來聽說王岷源先生問了他在美國的兒子，當然還有各種各樣的途徑和結論。總之它代表Dead White European Male。（感謝宋希於先生。我已記憶不清，是他根據錢先生的《〈吳宓日記〉序言》，告訴我那個縮略語應該是DWEM：Dead White European Male，其整理者的注為“已故、白種人、歐洲人、男性”。）提起這個話題，錢先生就談起各種批評理論，什么解構主義、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什么德里達、福柯、弗萊，他像談家常一樣信手拈來，娓娓不斷。我聽得目瞪口呆，佩服得五體投地。我還覺得很慚愧，因為王先生和錢瑗他們都參加討論發表意見，我卻完全插不上嘴，盡管楊先生也很少說話。我對理論沒有興趣，也不關心，實在無話可說。錢先生已經80多歲了，居然對這些新理論如此熟悉，研究得如此透徹。他的評論也很犀利。我記得他在談解構主義時說了一句，“一切都解構了，文學還有什么呢？”后來有一年，加州大學著名教授埃默里·埃利奧特來北大做報告，我問了他這個問題。他承認，理論講過頭就會忽略文學的美學意義。他還通過電子郵件發給我一篇他寫的關于批評理論和文學的美學意義的文章。可惜，那時候，我已經無法把文章介紹給錢瑗或錢先生了。

不知道怎么一來，錢先生跟我談起了魯迅。他說，魯迅為什么棄醫從文，去他讀過的大學看看他的成績單就知道了。我一聽就明白他話的含意。我馬上說，大人物小時候也可能成績不好的。作為佐證，我提了我在英國丘吉爾出生的Blenheim Palace看到他青少年時期給父母寫的信，檢討自己功課不夠好，還稀里糊涂地把表丟了，錢也花完了……我的結論是，有的人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有的人可能小時不佳，長大后一鳴驚人，成為偉人。錢先生笑瞇瞇地聽我說完，拋出了一個重磅“炮彈”——魯迅可以說是犯了“重婚罪”。這真的把我嚇了一大跳。我知道魯迅母親把他從日本叫回家，讓他跟她給他定親的女人結婚，我以為他后來跟這個人離婚了。錢先生好像很高興把我鎮住了，“安慰”我說，魯迅沒有問題，因為他沒有跟許廣平結婚，他們只是同居。我還在回味他的話時，他又說，其實魯迅并不窮。這話使我很疑惑，我反問了一句，有人說他很窮嗎？錢先生說，他有稿費啊，很多的。就在這時候，跟錢瑗和楊先生在聊天的張先生過來說，我們該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我總擺脫不了一種感覺，錢先生談魯迅似乎別有深意，而且是針對我說的。我一到家就跟誠恩談了我的感覺。他馬上說：“你告訴錢瑗你爸認識魯迅？”我說：“絕對沒有。”我從1950年代開始，除了填表，從來不告訴別人關于我父親的事情。他又問，“那你告訴她了你爸曾經是編輯？”這倒是有可能，盡管我不記得了。誠恩說，錢先生恐怕推算出來了，你父親做編輯時是認識魯迅的。我還是想不明白。我父親認識魯迅，跟我有什么關系？錢先生為什么要一再談魯迅的事情？誠恩分析說，他在考察你。他可能不大贊成社會上把魯迅塑造成神一樣，想聽聽你的看法。這話似乎有點道理，但我覺得很別扭，為什么要拐彎抹角呢，如果他直接問我，我可以告訴他，父親在1970年代就告訴我，魯迅有些文字的政治寓意是后人添加的。誠恩取笑我，錢先生只是隨便說一句，你一本正經，還提什么丘吉爾，他一定覺得可笑，就故意跟你開玩笑了。他其實是很風趣的。

我接受了誠恩的分析。我談丘吉爾確實是班門弄斧不知天高地厚。我也想起錢瑗說她父親有“頑童心理”，他當時好像是有點“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味道。但誠恩的看法是否正確，不得而知，因為我沒有再跟錢瑗談我到她家的事情。不過，她后來倒是告訴過我，她父母認為我在《譯林》發表的《記雅俗共賞的福克納年會》寫得不錯。尤其那些關于美國聽眾對給他們做報告的學者賣弄理論名詞的做法不買賬的描寫。我沒有想到他們不是《譯林》雜志的空頭顧問，他們真的在看里面的內容的。當然，能夠得到他們的表揚是件開心的事情。

此后不久，我有個機會到加拿大訪問，遇到了比我高兩屆的學長劉慧琴女士。她本來是歸國華僑，1977年又回到了加拿大。她在國內時期是在中國科學院外文所工作，跟楊絳、錢鍾書先生是忘年之交。我在她家住了兩天，聽她談了她如何在極為困苦的情況下同時打好幾份工，終于把兩個女兒培養成才，小兒子也得到獎學金在攻讀會計專業，但以后還想進法學院。她在輔導女兒功課時自己也學成了會計，有了比較好的工作。她還告訴我，她是如何認識電影明星胡蝶，并且擠出時間為她寫了一本傳記的。她甚至帶我去參加溫哥華的華裔作家協會的活動，這個協會主要目的是鼓勵和幫助那里華裔作家的創作，推動他們和其他國家文學的交流。她也曾多次邀請我們的作家訪問加拿大，介紹彼此的創作活動。這是劉慧琴退休后的一個重要工作，擔任過協會的會長或副會長。總之，我在溫哥華收獲很大。在回國前，劉慧琴托我帶一盒西洋參給錢楊兩位老人。

我并沒有去錢家送這盒西洋參。我對拜訪名人有點忌諱，一怕打攪他們惹人嫌，二怕別人說我企圖攀附權貴。幸好有人幫我解決難題。我現在記得不是很清楚了，很有可能是跟楊先生他們來往頗多的鄭土生先生要來找我，我就寫了封信給錢瑗，托鄭土生把西洋參帶給他們。我還附了一瓶加拿大特產的楓糖漿，并在信里告訴錢瑗它可以涂在面餅上，還傻乎乎地問了她是否會攤面餅。于是，我就接到了一封非常有趣的回信。信的抬頭是我，但落款卻不止一個。信的格局很有意思，是以錢瑗的回信開始，直行行書，占了右邊大約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落款是錢瑗。她謝謝我替劉慧琴帶東西，但告訴我，她父母不吃西洋參一類的補藥，不過楓糖漿很好，她會用來做面餅的。信紙中間大部分地方是用毛筆寫的，跟錢瑗的內容差不多，但強調錢瑗會做面餅，而且一定會做給他們吃的，也一定會用到我送的楓糖漿。這一部分落款是“楊絳”。然而在左下方不多的空白處有用圓珠筆寫的感謝詞，落款是“真楊絳”。換言之，這一行點明了毛筆寫的那部分是錢先生的文字。

我和誠恩收到信后非常高興，還笑了半天，他們仨實在太風趣，太好玩了！誠恩還說，看樣子，其實我親自送去他們也不會嫌棄我的。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去了，就沒有這樣一封有意思的信了。我還一直想，他們仨有沒有這樣給別人寫過信。如果沒有，那我真的很幸運。

過了幾年，有一天，誠恩告訴我，他遇到法律系的一個熟人，那人在收集名人書信，很得意地說了他得到了哪些名人的信。誠恩聽他吹噓，忍不住告訴他錢瑗一家給我的信。那人就想要，誠恩拒絕了，回家跟我說，為什么我們自己不收藏，要送給他？說老實話，我已經幾十年不寫日記也不留信件，甚至父母的來信都看完就撕。我沒有扔掉錢瑗的信是因為太喜歡了，就留在寫字臺的抽屜里。現在，誠恩要收藏了，他就把信放到客廳大柜里的一格，跟有些我們翻譯出版的書、我們特別喜歡的書和一些女兒小時候收集的郵票冊放在一起。遺憾的是，我不知道他放信的具體地方。從他收藏起來以后，我沒有再去看過這封信。而他去世二十多年了。

2019年，我回國，決心處理家里的藏書。在我半強迫半懇求的情況下，我一個在大學擔任領導工作的學生接受了這些書，派人來我家打包搬走了，在他們出門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來，那個柜子里還有書，我已經整理出一套我們兩人的翻譯作品和著作，那個格子里的書也可以送掉了。于是，我攔住了來拿書的人，讓他們把格子里的書也搬走。當天下午，我忽然想起錢瑗一家給我的這封信，馬上去翻留下的郵票冊等物品，可惜沒有找到這封信。我趕快通知我學生，他告訴我，他們還沒有拆開裝書的包裝箱，他會讓負責搬書的人好好尋找。第二天，他告訴我，他們確實發現一封信，但不是錢瑗他們仨給我的信。

我失去了這封自以為絕無僅有的信，心中的沮喪難以言表。但我也只能怪自己記性不好而又過于魯莽。我本來希望能夠回國把那格子里的東西再好好翻找一遍，然而因為疫情始終無法成行。左思右想，我決定寫這篇文章，如果有人發現了，希望他能還給我。我更想借此說明，我并沒有贈送他人或出售過錢瑗一家三口寫給我的這封充滿溫情而又幽默風趣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