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盧興基、唐圭璋、施議對，1985年11月27日，唐圭璋先生從事教育工作六十五周年暨八十五壽辰慶祝會

唐圭璋先生（1901-1990）是我所敬佩的一位詞學前輩，他和我的導師夏承燾先生，都在庚子年出生。夏先生出生于1900年2月 10日（夏歷庚子正月十一日），唐先生出生于1901年1月23日（夏歷庚子十二月初四），依夏歷計，都在庚子年。一個年頭，一個年尾。另外，龍榆生、詹安泰，出生于1902年，比夏、唐二人少兩歲。夏承燾、唐圭璋、龍榆生、詹安泰，以中國倚聲填詞為終身依托，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亦即中國今詞學的創造期，為中國倚聲填詞奠定基業。夏承燾、唐圭璋、龍榆生、詹安泰，代表中國百年詞學的最高成就，四人所處年代，也是千年詞學的黃金年代。我將夏承燾、唐圭璋、龍榆生、詹安泰四人，推舉為“民國四大詞人”，并以中國詞學文獻學的奠基人、中國詞學學的奠基人、中國詞學文化學的奠基人以及一代詞宗與一代詞的綜合對于四人加以論定。這是“民國四大詞人”這一概念的來歷。四大詞人的推舉，無意尋求認同，但希望能得到關注。

在“民國四大詞人”當中，唐圭璋是唯一科班出身，接受完整詞學學科教育及嚴格詞學學科訓練的一代宗匠。他的詞學導師吳梅，從“詞學通論”，到“歷代詞選”，到“兩宋專家詞”，授予完整的詞學學科知識；他也以完整的詞學學科知識，課徒授業。唐圭璋是四大詞人中，唯一一位博士研究生導師。唐門弟子遍天下。有人說，唐圭璋學問不易及，人品不可及。不易及，說明有較大難度，但通過學習，能夠達至；不可及，帶有學不到的意思，說明非一般所能達至。兩個方面，可及與不可及，在后學心目中，已是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山。

唐圭璋的一生，可用一個“全”字加以概括。即為人、為學，均追求完美。對其為人，莫礪鋒先生致辭，以私德、師德、公德加以推揚，十分感人；至其倚聲填詞，一個“全”字，似應體現在兩個方面。一為詞學全科，聲學與艷科，二者并重；二為詞界全域，詞學論述、詞學考訂、詞的創作，三者兼擅。兩個方面的“全”，說明唐圭璋所承襲及傳播的詞學是完整的詞學。“全”字的實現，既取決于詞學觀念之正確與否，亦與方法、路徑之選擇及運用密切相關。《尚書·舜典》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大序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表示詩也者，不僅僅是志，不僅僅是心靈，還有言，而且是可以詠歌的言。言志與詠歌，這是中國詩歌兩大構成要素。中國倚聲填詞之所謂聲學與艷科，即根源于此。

二十世紀之初，王國維發表《人間詞話》，倡導境界說，開辟中國今詞學，其功不可沒。但其所說境界，在意與境的構成上，偏重于意，既導致境界說之被推演為風格論，亦為重艷科、輕聲學提供理論依據。王國維說：“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三句話只說如何，即只是告知，詞之作為一種文體是怎么樣一種文體，但不說為何，并未回答，詞之作為一種文體是一種什么文體。怎么樣與是什么，一個是對于事物外部形態的描述，一個是對于事物內在本質的判斷。王國維只是說怎么樣，不說是什么，為后來脫離詞學本體的外部研究開了先河。二十世紀下半葉，詞界以豪放、婉約“二分法”論詞，重艷科、輕聲學，重思想、輕藝術。所謂詞學論述，只是在思想內容上作分析、批判，忽略對于格律形式以及表現手法的藝術研究。“詞以境界為最上”，蛻變為“詞以豪放為最上”。半個世紀的詞學蛻變，既與當時的特定社會歷史背景相關，王國維的誤導，亦擺脫不了干系。

唐圭璋對于王國維論詞首標“境界”二字持有不同意見，對于詞之為體究竟為何，亦有自己的看法。他不贊成王國維的論斷，但相信李漁。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唐圭璋《論詞之作法》提出：“吾人欲學詞，自當求其所以上不類詩、下不類曲之故，努力專攻。”類與非類，似與非似，這是判斷詞與非詞的一個重要標準，也是傳統詞學本色論的建造依據。似，就是詞；非似，則非也。為此，唐圭璋即于詞之要則、詞之組織、詞之作風三個方面進行論斷，證實詞之作為一種詩歌樣式，就是“上不似詩，下不類曲”的一種特殊詩歌樣式。這是唐圭璋對于詞之為體究竟為何所作論定。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今詞學由創造期進入蛻變期。三個階段，包括批判繼承階段（1950-1965）、再評價階段 （1976-1984） 以 及 反 思 探 索 階 段（1985-1995），世紀詞學蛻變的全過程，唐圭璋幾乎都經歷過了，但他并不隨波逐流。當艷科被推導為顯學、聲學淪落為絕學之時，他仍堅守詞學本位，堅定聲學立場，以求實的精神進行考訂與論述。1981年《詞學》第一輯出版，他在與金啟華合作的《歷代詞學研究述略》一文中，將中國詩歌領域里，詞這一特殊詩歌樣式，明確界定為“長短句的格律詩”。1984年間，學界討論風格流派問題，他在給我的信中說：“鄙意豪放、婉約是事實，一刀切成兩派，我每不同意。”

詞為聲學，亦為艷科。聲學與艷科，這是中國倚聲填詞兩大構成要素，也是倚聲填詞在格律形式及思想內容兩個方面的體現。唐圭璋是倚聲填詞的一位當行作者，對于聲學與艷科，均有精深的造詣。記得一次奉訪，甫入座，即為講述字聲問題。他說：溫、韋已講去聲，有時還辨別陰陽。我當時有點驚訝。夏承燾著《唐宋詞字聲之演變》，謂：溫飛卿已分平仄；晏同叔漸辨去聲，嚴于結句；柳三變分上去，尤謹于入聲；周清眞用四聲，益多變化；宋季詞家辨五音，分陰陽。夏先生以具體詞例演繹李清照的“別是一家”說，已甚嚴謹，而唐先生的考察，竟然亦這么精細。當認真檢討一番。唐先生的聲學造詣，不僅體現于詞的論述及詞的創作，他的文獻考訂，諸如校勘、輯佚等事項，亦得力于此。例如蘇軾《四時詞》四首，《全宋詞》不載，有一東坡詞的箋證本，將其收錄，并以《玉樓春》名之。謂其箋訂所得，“為目前收東坡詞最多者”。究竟是《全宋詞》不“全”，還是“箋證本”有誤？ 以下是蘇軾被名之為《玉樓春》的四首《四時詞》：

春云陰陰雪欲落，東風和冷驚簾幕。漸看遠水綠生漪，未放小桃紅入萼。佳人瘦盡雪膚肌，眉斂春愁知為誰。深院無人剪刀響，應將白纻作春衣。垂柳陰陰日初永，蔗漿酪粉金盤冷。簾額低垂紫燕忙，蜜脾已滿黃蜂靜。高樓睡起翠眉嚬，枕破斜紅未肯勻。玉腕半揎云碧袖，樓前知有斷腸人。新愁舊恨眉生綠，粉汗余香在蔪竹。象床素手熨寒衣，爍爍風燈動華屋。夜香燒罷掩重扃，香霧空蒙月滿庭。抱琴轉軸無人見，門外空聞裂帛聲。霜葉蕭蕭鳴屋角，黃昏斗覺羅衾薄。夜風搖動鎮帷犀，酒醒夢回聞雪落。起來呵手畫雙鴉，醉臉輕勻襯眼霞。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如纖手嗅梅花。

蘇軾四首《四時詞》，依春夏秋冬四時（四季），歌詠佳人的四種姿態。究竟是詩，還是詞？ 如從思想內容，亦即艷科的立場看，很難加以分辨，因其美與不美，或者真與不真，都無定準；但從格律形式，亦即聲學的立場看，謂其為詩，或者為詞，卻有一定依據。箋證者斷定其為詞，因其字數、句數以及句式、句法，與詞中《玉樓春》的格式部分相符，但與宋詞定格并不相符。因蘇軾四首，其韻葉（協），為前仄后平，詞中《玉樓春》并無此格。詞中《玉樓春》，初起之時兩種格式：或者前后片各三仄韻，一韻到底，如歐陽炯詞（“兒家夫婿心容易”）；或者前后片各三仄韻，不同部換葉（協），如韋莊詞（“獨上小樓春欲暮”）。由唐入宋，前后片各三仄韻，一韻到底，已成定格。蘇軾《木蘭花令》四首，皆依定格填制。《四時詞》四首，《全宋詞》未予采輯，并非無心之失。由此可見，唐圭璋的文獻考訂，實際上就是詞調考訂；他所提供的文獻，首先是聲學文獻，而后才是艷科文獻。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所謂詞學研究，實際上就是詞調研究。

唐圭璋先生的學問在其“全”，在其“不易及”之處。對于聲學與艷科，唐先生特別專注于聲學；對于論述、考訂及創作，特別專注于考訂。其間，易與非易，及與未及，甘苦自知。先生晚年，很想招收一位詞律博士，而未能達成愿望，是為憾事。作為晚生后學，有幸與結忘年交好，深獲教益。眼下唐門陣容鼎盛，后繼有人，先生的百年功業，必能進一步得以發揚光大。

（本文為施議對教授在“紀念唐圭璋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會暨國際詞學研討會”上的主題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