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臣的為人與寫作姿態都很低調，卻是我們談及青年作家時繞不過去的存在。十多年來的勤奮思考與寫作，為他贏得了一批又一批的贊賞與肯定。迄今為止，徐則臣已發表、出版長篇小說四部，中短篇小說近八十篇，結集七部，隨筆集三部，許多作品獲得了重要的文學獎項，還有一些被譯成德、韓、英、荷、日、法、意等國文字。同時，針對、圍繞他作品的評論文章也數量可觀，多角度提供了或同或異的闡釋與解讀。

從徐則臣早期的作品《憶秦娥》、《花街》、《啊，北京》等作品一路讀下來，直到近兩年的《古斯特城堡》、《河盜》、《如果大雪封門》、《六耳獼猴》等作品，它們大多維系在一個高水準之上。即使是初期的作品就已經宣示著他是一個“長成”了的作家，毫無青澀與稚嫩之感。這一方面歸因于他自身的天賦，另一方面也可以見出在寫作這條路上他早就做了扎實的準備。徐則臣的作品，始終有一種沉穩，內斂的氣質，是樸素的，不疾不徐，靜水流深。馬小淘對徐則臣的寫作有過這樣一個略帶調侃的評價：“某種年過半百才該顯現的東西，已經悄然出現在了他身上，當然我指的不是衰老。”對此，我深以為然。我不能確定這種狀況的出現，是否與徐則臣的性格有某些關聯。他在創作的過程中，充分挖掘自身的生活資源。不管是年少故鄉的生活，還是長大后離開家鄉在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讀書時的生活，以及做教師的經歷與出國做駐校作家的經歷，都在他的作品中有不同程度的影子。在這些不同題材的作品中，我們體悟到鄉情、成長、漂泊、城與人的角逐等等豐富的思索。

異鄉者的城市夢

我們習慣性地將徐則臣的作品分為“京漂”、“花街”、“謎團”三個系列。《啊，北京》、《跑步穿過中關村》、《西夏》、《天上人間》等作品都屬于“京漂”系列。與徐則臣一樣，我不喜歡“京漂”這個命名，更不認同“底層文學”的說法。徐則臣在面對《南方都市報》的訪談中，曾經這樣說過：“我從來沒有刻意要去寫‘底層’，也不認同‘底層文學’這一說法。我也不覺得寫他們就是寫底層，我只想寫一寫我認識的和熟悉朋友，他們碰巧游走在北京的邊緣，碰巧在干不那么偉大和體面的事業，碰巧生活在暗地。他們從事何種職業對我來說其實不重要，我只關心他們的生活和精神狀態。我想知道他們在想什么，他們的希望和絕望是什么，他們的疑難和幸福在哪里，他們為什么要待在北京，北京和他們關系怎么樣。他們居無定所、心無所依地‘漂’著。他們的想法某種程度上就是我的樣板。”

如何去界定“底層文學”之中的“底層”一詞，實際上是比較困難的。喬葉在長篇小說《認罪書》中對“底線”一詞有過一段形象的比喻，她說：“以后的日子里，我曾經無數次地想：底線到底是什么？這個世界上有統一的底線嗎？底線有多少個層次？那天在夜市上看到了千層餅，我忽然覺得：對很多人而言，底線就是千層餅，每個人都只取自己想要的那層。于是，此人的底線很正能正是彼人的頂線。而彼人的底線，也很可能正把另一個人踩在了腳下。”喬葉講的千層餅的比喻同樣適合于我們對“底層”的見解，我們所處千層餅的位置不同，對“底層”一詞的體會也會不同。

我認為，相對于“京漂”與“底層”而言，將徐則臣這類作品中的人物用 “城市異鄉者”來概括似乎更合適一些。丁帆曾在2005年第三期《文學評論》中發表了題為《“城市異鄉者”的夢想與現實》文章，談及了這一類的人物。徐則臣筆下的人物，如邊紅旗、王一丁、敦煌、曠山、夏小容、周子平、周子午，從家鄉來到北京，他們努力奮斗打拼，希望能在北京有屬于自己的立足之地，但是結局大多黯淡，令人心酸。在這些人物之中，只有王一丁的結局是溫暖的，充滿希望的，但是也只有他所從事的職業（書店老板）是比較正當合法的。除此之外的人員，均為販賣假證件、盜版光盤的人員，所以他們都沒有脫離被法律制裁的命運。對他們而言，北京這座城市既代表了光明的未來，又是橫亙在他們通向光明之途的萬丈深溝，使得他們始終無法擺脫異鄉者的烙印。徐則臣在這些作品之中，不斷地追問一個或許是身在北京的異鄉者苦苦思索的一個問題：我們拋棄家鄉安寧的生活，來到這個遍布荊棘的城市，究竟為的是什么？

徐則臣為當下文學提供了一系列販賣假證、盜版光盤的人物形象，這是少有人能這么專注而又充滿深情地描寫的，但意義又不僅僅局限于此。丁帆在《“城市異鄉者”的夢想與現實》一文中這樣寫到：“凡是觸及到這一題材作家就會用自上而下的同情與憐憫、悲憤與控訴、人性與道德的情感標尺來掌控他們筆下的人物和事件,流露出一個作家必須堅守的良知和批判態度。”作家堅守良知與具備批判態度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總是采取自上而下的眼光，則實在不可取。當徐則臣面對他筆下的人物時，他的態度是尊重的，眼光與視角是平視的，滿懷體恤與悲憫，敘說他們的辛酸痛楚與掙扎向往，有時也會直接化身為其中一員，引領讀者切身感受他們的心路歷程。

從邊紅旗到王一丁，從夏小容到西夏，從敦煌、曠山到周子平、周子午，徐則臣塑造出的這一系列人物身上都具備自然的品性。自然，即自然而然，各安其位，渾然天成。人物，并不是他試圖去表現、批判、反抗外在的附庸，而是深入到人物的內心深處，洞悉人物的魂靈，與人物一起同呼吸共命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困境之中與面臨抉擇的時候，也都是非常合乎自身性格與處事邏輯的。于是，在當下此類描寫這樣人物的作品中，徐則臣的“城市異鄉者”系列便顯得獨特而又可貴。

同時，徐則臣致力于在作品之中營造一個真善美的世界。雖說作品中的許多人物談不上崇高，也談不上多么正派，但他們的為人處事始終有一條底線。這條底線就是善良、勇敢、柔軟、忠誠、誠信以及愛等等人類所應該具備的美德。而一旦越過了這條底線，后果就是嚴重的，甚至不可挽回。可以說，徐則臣是將自己的價值觀念與人生準則一點一滴地滲進作品的人物里，引領讀者去體悟，并從中獲取這樣那樣的人生感慨。

“煙火”大“花街”

作為不同系列的作品，除去一以貫之的水準與氣質相似之外，除去作品始終含蘊、堅持的美德之外，背后是否有怎樣的細密聯系，從而凸顯一份共同的特質。這或許是大家評論徐則臣的作品時面臨的一個問題，這也是一個比較難于回答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徐則臣在創作中不墨守成規，較少重復自己，體現出把握不同生活的能力。

徐則臣的創作最初是從“花街”系列開始的，這些作品主要有《憶秦娥》、《花街》、《最后一個獵人》、《梅雨》、《河盜》、《人間煙火》、《水邊書》等。許多人會誤認“花街”為徐則臣的家鄉，實則非然，這只是他依托自己工作過的地方憑空建造出來的沿河街道。從2002年開始，直到今天，徐則臣一直在維護它、擴建它。許多優秀的作家在自己的文學版圖上都擁有屬于自己的故鄉，它可以是現實存在，也可以隱藏于精神的深處，對徐則臣來講，“花街”明顯屬于后者。

邵燕君在《徐步向前——徐則臣小說簡論》對“花街”系列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她認為“它是一個純粹的想象力的操練場”，“這部分小說是最難提起閱讀興趣的。一個總的感覺是舊——不是故事氛圍的古舊，而是藝術感覺的陳舊。那些故事、那些場景、那些意象，似乎在蘇童、葉兆言等先鋒作家的筆下已晃動多年，徐則臣即使在敘述上有所推進、意象上有所更新，這些‘新’仍然會被淹沒在大面積的‘舊’的感覺里，難以構成文學創新意義上的新質。”所以，邵燕君建議徐則臣著力點要放在“京漂”系列，“應該走將想象與深切經驗相結合的路子，而把‘花街’系列作為一種練筆。”這些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略有偏頗之處。

如果試圖將“花街”系列當作練筆，那就大大降低甚至忽略了其對于徐則臣的重要性與意義了。在我看來，“花街” 更像一個載體。它擔負著徐則臣看待并表達他對世界與人生思索的重任。它不僅是純粹的想象力的操練場，它還滲進了徐則臣童年、少年、青年的生活閱歷，那些聽老人講過的事情、那些朦朧的青澀的情感，以及數不清的源自家鄉帶給他的影響，或許還有更多他關于當下鄉村的感受都放置其中，若隱若現。于時間，“花街”不是靜止的，于空間，“花街”也不是固定的。它是一條街道，卻也會如同人生一樣，有屬于自身的運行軌跡。同時，對徐則臣來講，“花街”即可沉浸其內，又可游離其外，從而達到在此在彼的雙重輝映與觀照。

徐則臣也曾談及他的“花街”。他說，“我覺得‘花街’很大，因為它是虛構出來的，可以無限延伸，知道能夠容納整個世界，我可以把一條街弄成整個世界。”他的話讓我想到了張賢亮在大西北的荒涼之地建造出來的“鎮北堡西部影視城”。徐則臣談到他筆下的北京時，說“而北京，我恰恰覺得它小，盡管方圓巨大、人口密集，因為它硬邦邦地在那里，我不能隨便改變首都的尺寸，它的空間說到底是有限的。”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徐則臣的寫作野心，也可以看出他對于“花街”的堅守與希望。我認為，北京與“花街”并不是孤立的兩個所在，更不是彼此的對立面，我期待著徐則臣能尋覓一條隱秘的通道將二者關聯。

因為“花街”描寫了鄉村、鄉人與水，所以有評論者指出仿佛看到了沈從文的影子。當我閱讀其中帶有童年視角、有關成長的作品時，也聯想到了曹文軒的作品，譬如同樣以水鄉為背景的兒童文學名作《草房子》、《青銅葵花》、《細米》等。徐則臣的“花街”很豐富，他依托“花街”進行了多種探索。《憶秦娥》與《花街》講述的故事在本質上有相似之處，前者是侄子與嬸嬸之間深埋心底幾十年的彼此暗戀，后者是名為老默的修鞋工對已嫁作他人婦的昔日情人幾十年的守候。感情，在漫長歲月中的堅持，迸發出巨大的力量。《河盜》與《最后一個獵人》中，探討的是人在一個封閉的空間之中長期形成的生活習慣被外來力量打破、從而不得不去改變之后的狀況。《梅雨》、《鏡子與刀》、《九年》則是關于成長的敘事。

在上述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徐則臣的不同側面。他一會兒沉郁、平穩，一會兒又歡快、明亮。但不管怎樣，當徐則臣將自己的筆觸伸到“花街”，就有了一種如魚得水的感覺。這些作品氤氳著水汽，純正的鄉野味道密布其上。在上述作品之中，《梅雨》、《鏡子與刀》都非常精致，《梅雨》講述了一個少年對陌生成年女子的朦朧情感，徐則臣將少年的心理與情緒把握得細致，達到了入微的程度。《鏡子與刀》中將穆魚與九果兩個小孩子分別通過鏡子與刀片折射陽光來進行交流的場面寫得惟妙惟肖，不僅有極強的畫面感，我們也可以聽到聲音透出來。《九年》是關于成長，關于復仇的故事。回到家鄉的“我”看到了昔日小伙伴的凄慘生活，看到了多年前導致這一切的壞人依舊在耀武揚威，從而克服懦弱最終奮起反抗。這才是真正的成長。徐則臣還有一篇名為《露天電影》的作品，也談及了復仇這一主題。大學教授秦山原回到自己當年放露天電影的小鄉村，不曾想等待他的卻是一場遲來的審判。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所有的罪惡都會得到審判，是徐則臣始終堅持的觀點。

對許多優秀作家而言，寫出像《憶秦娥》、《最后一個獵人》的作品不難，但是同時還能創作出《梅雨》、《鏡子與刀》這樣的作品，就有一些難度了。因為后者要求作家需有一顆純凈之心，有一份潔凈的靈魂。真誠希望多年后身為作家的徐則臣依舊能保有這份純真。

“我們不就是這樣活著嗎？”

在“花街”系列的作品中有一篇值得重視的作品，也是較少被注意的一個作品，即中篇小說《人間煙火》。徐則臣在這里面寫出了“花街”的“人間”與“煙火”，讀來令人百感交集。年輕的蘇繡參加集體勞動，結果稀里糊涂地被當時的領導鄭啟良欺辱，懷孕后不得不自己去做手術，結果受涼導致身體受損。后來陳洗河入贅蘇家，兩人始終無法生育，在蘇繡多次尋醫未果后，兩人決定努力賺錢領養一個孩子。起初他們抱養了一個女兒招娣，后來又碰巧用較少的錢抱養了一個體弱多病的男嬰，起名冠軍。在夫婦倆的精心照料下，這兩個孩子成長的很好。不幸的是，冠軍在六歲那年淹死掉了，再后來外出打工的女兒也未婚先孕，面對接二連三的打擊令辛苦一輩子的蘇繡與陳洗河心痛不已。小說的結尾處，男方因為得知招娣生下了男嬰，決定迎娶她。而蘇繡與陳洗河也向對方要了三萬的彩禮，他們要用其中的兩萬送給招娣的親生父母，不讓他們帶走招娣。剩下的錢留著給招娣，擔心她在婆家不受待見。因為，勞苦一輩子的他們，家里實在沒幾個錢了。

從這個作品里，我看到了一群被侮辱被損害的老實巴交、勤勞純樸善良的鄉人；看到了鄉野的魅性及影響；看到了鄭啟良先是因貪污被革職后癱瘓而得到報應；看到了蘇繡為要孩子四處尋醫而又不得不每次都要與鄭啟良同船共行的無奈；看到了蘇繡、陳洗河拼命追求幸福但又最終失去的苦痛；看到了命運在招娣與蘇繡這對母女身上是怎樣的巧合、輪回。我看到了許多，而這些最終全都匯聚到一個詞：活著。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蘇繡與陳洗河就不僅僅是他們夫婦倆，他們還可以是“花街”系列中的許多人，譬如《憶秦娥》中的汝方與秦娥，是《花街》中的老默與麻婆，是《最后一個獵人》中的杜老槍，是《九年》中的棟梁、東東、小滿，是《河盜》中的李木石等等。如果不局限于“花街”系列，也可以是敦煌、夏小容、邊紅旗、周子平等等。或者也是我們每一個人。我們不就是這樣活著嗎？懷揣著一個個美好的愿景，走向那些躲不開的侮辱、傷害，默默走著，直到終點。

作為一個優秀的青年作家，徐則臣已經在中短篇小說領域證實了自己的實力，接下來就是在長篇小說方面徹底釋放才情的時候了。惟其如此，他才能成為我們談論青年作家時繞不過去的巨大存在。所以，我對他下一部的長篇小說《耶路撒冷》充滿期待。

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