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歸》是一篇我向兄輩們致敬的作品——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們是家鄉第一批來深圳搵食打拼的人，幾十年過去了，他們遭遇各自的命運變遷，有飛黃騰達者，有黯然回鄉者，自然更多的是在城鄉之間游走，漸漸模糊了哪里才是家鄉的無根之人。

我身邊不乏這些日漸老矣的兄長，他們大多還生活在深圳，小有成就，有房有車，至少也有一職半業，做點不大不小的生意，也有舉家搬回縣城的，專職為兒女帶孩子，或者干脆回到村里，起厝建屋，順便搞點養殖，準備安度晚年的……他們年輕時被生活和社會的洪流裹挾著，遠離家鄉，異地搵食，孜孜矻矻半輩子，有點錢財和聲望自然值得慶幸，更多所謂的“失敗者”其實更像是人生常態，只不過在旁人看來，出走有多悲壯，回歸就有多落寞。

他們中有我的自家兄長，也有村里的堂兄、族兄。這些年，我跟他們多有接觸，從他們身上口中得到很多鮮為人知的深圳故事。看似在歷史的罅隙里，這是被遮蔽和掩埋的一代人，因為他們的父輩在壯闊的社會背景下至少還被整體性關注和歸納過，而他們卻喪失了所有“背板”，像是被打散的蜂窩，加上本身就是沉默者，如果沒人肯為他們書寫，就注定是社會變局和歷史夾縫里的炮灰，永遠消弭于天地間。

有了這些觀察和想法，我決定為他們寫一批小說。這里的“他們”當然是指具體的人，也只有具體的人物和故事才能激起我的寫作熱情。作為一個現實主義寫作者，在如今這樣的生存環境里，我還是堅信現實寫作的意義要遠超其他。原諒我的固執和愚鈍，文學作品如果不能觀照和反映現實，那我會對它存在的意義產生質疑。

這些小說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打工文學”。“打工文學”局限于場域和職業類型，讓它們的生長有了致命的“自限性”——當然，這是題外話。我更多是以宏觀的姿態來聚焦人們的命運遭際，無論打工還是創業，都只是他們的生活歷程，而促使他們出走和遷徙的背后力量以及命運感，在他們一生中產生的寓意和象征，才是我最感興趣并力圖挖掘和呈現的寶藏。

《好歸》是其中完成得較早的一篇。“好歸”是老家汕尾一帶的說法，老人最后的歸逝如果毫無痛苦，就是好歸，是前世修來的福分。于是老家人對一個人一生的概括無非就是兩句話，一是出生的時候“手腳快”，二是死的時候“好歸”，這中間或漫長或短暫的過程，幾乎都被有意忽略了。然而小說中的王日出對父親的所謂“好歸”卻充滿質疑，或者說，他作為一個親歷者和當局者，比外人更為清楚父親的“真面目”。王日出對父親的消解、質疑，乃至批判，不少讀者可能會理解為俄狄浦斯式的“弒父”情結，或像帕慕克寫《紅發女人》那樣，“父親”僅僅是一種書寫的隱喻（道具）。事實上，我并沒有更多超乎人物和故事的思考，這算是我的短板，也是我一直堅持的理念：如果人物和故事本身足夠豐富和多義，作者便無須站出來旁白（包括寫創作談闡述）。

有時候好的人物和故事可遇不可求，現實生活中遇到的也好，自己通過想象構建出來的也好，一旦成型，便自帶血肉，很快就有了生命力，在被書寫的過程中，也有了自我生長的意圖。細心的讀者大概早就發現，父親的一生，以及他的兩個兒子的經歷，是作為兩條明線在小說里交錯鋪陳的，意圖極為明顯，但是父親與叔叔的關系，和兩個兒子之間的恩怨，卻是我沒有充分想過的，它們竟然也生長得那么“得意”，讓我感覺驚喜。進一步講，通過人物關系其實也能看出人物的宿命，如果王日出和王日生也像父親和叔叔那樣在村里生活一輩子，那他們之間是不是也像清澈的湖水，一眼就能看到底？

當然，從情感上，我會對王日出這個人物更為愛護，他做出的妥協和忍讓很符合我們對一個中國男人的想象。他的“出走”和“斷指”其實都飽含深意，尤其是他不顧族人的反對，堅持要在深圳為父親舉辦葬禮，拒絕父親回歸故土，與其說是“報復”，不如說是他內心深處的自我映射。所以，我更愿意把這個分崩離析的家庭看作一個縮影，甚至當作一個人——他年少時出走，年老了，死在了流浪的路上……

2021年11月7日，深圳西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