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疫情期間，遇到了十幾年前的工友。我在那個工廠的流水線上過班，她在那家工廠做了十年，直到那家公司倒閉才離開。多年未見的故友重逢，談起曾經工友的往事與現狀，諸多感受涌上心來。我問起她阿香的現狀，阿香曾經是我們拉線上的助拉，是工廠流水線上最基層的管理人員，管理拉線上一百多名裝配員工。她告訴我，她也不知道阿香去了哪里，只知道阿香離開工廠后，去了長三角，在那邊找了一位湖南湘西的老公，后來隨老公一起去湘西，在湘西過得不好，想離婚，男的不同意，她后來用錘子傷害了其女兒，被判入獄一年多，出獄后，再沒有人知道她的消息了。

我跟阿香在同一條流水線上工作過一年多時間，她上學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太會寫，每次去倉庫領材料她都會叫上我。十年前，我出版的《女工記》里曾寫過一首以阿香為主題的詩歌。十幾年后，再知她的情況，我做夢都沒有想到結局會是這樣的。在我的記憶里，她是那位風風火火能干的助拉，拉線上幾十個工位都十分熟練，想起往昔在工廠里有關于阿香的場景，歷歷在目，恍若昨天，我感到一陣壓抑。我通過很多途徑找到了有關于阿香傷女的那份法院判決書。我一個人坐在房間里，一次又一次地盯著那份判決書發呆，還是不相信阿香傷女的事情，但是它的確擺在了我的眼前。想起十幾年前，朋友發給我《女工記》里的另一位工友阿敏的判決書的情形，阿敏從一個工廠女工淪為傳銷頭目被判入獄，而這份關于阿香傷女的判決書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將兩份判決書放在一起，把自己關在房間半個下午。想起十幾年前，我們相識時，曾交流過有關于未來的場景，那時我們離開內陸鄉村，到沿海的城市打工，盡管知道工廠里的生活很苦很累，在異鄉生活艱辛，但是我們都相信只有到城市的工廠里才能改變我們貧窮的窘境，才能有與呆在鄉村不同的人生。那時，我們想著在城市的工廠打上幾年工，存上一筆錢，到鎮上縣城租個門面，開個服裝店、雜貨店之類，或者找一個好一點的丈夫，它幾乎構成了二十幾年前中國鄉村少女背井離鄉的理由，但是阿香似乎很少跟我談論起她的未來。那時，她是流水線上的助拉，我是流水線上的工人，我們之間，有著一個員工與管理的距離，有著拉線上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角色。

很多年前，我說過這樣的一句話，在沿海的“996”或者“997”的工廠背后，是一個個境況比它們更差更看不到前景的農村為這些工廠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工人。她們是鄉村少女阿香，也是曾經的阿敏，或者我自己。不堪的現狀讓年輕的我們有了去城市尋找未來的動力，到廣東去打工是我們那一代人最好的選擇。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中國鄉村，中國性別歧視依舊十分嚴重。我記得那些年，我的女性同學失學率與輟學率極高。我很感謝我的母親，我考上初中后，一些親戚曾勸過我父母親，說一個女孩子反正要嫁到別人家，讀那么多書干嘛，浪費錢。我的母親很支持我讀書，因為外公家是地主的原因，母親沒有上過學，她卻總教育我要讀書，只有讀書才能改變命運。她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只要我能讀書，哪怕她去討米也會供我上學。幸而有母親，我沒有輟學。后來，我到了南方的工廠，我的工友們幾乎都是我的同齡人，一條流水線上，一百二十人左右，有九十幾個女孩子，她們來自全國各地，能夠讀完高中的微乎其微，大部分初中便輟學了，還有很多像阿香一樣的工友，她們幾乎沒有讀過幾年書，我記得這其中有貴州的阿芳，那個十三、四歲便來到工廠流水線的矮小的姑娘，我在《女工記》里也寫過她。

那天下午，我讀著阿香的判決書，我想起另一個工友衛紅，那是2001年，我進了一家玩具廠做流水線工人，裝配塑膠超人、奧特曼等玩具，我下鋪的工友。在流水線上，她是我的上一個工位，她裝配左手臂，我裝配右手臂，她告訴我她被人拐賣的經歷，她被她的同鄉從江西拐賣到福建，在那里生了兩個小孩，后來自己找機會逃到了廣東，她說著她的經歷時是那樣地平靜，我聽來恍若電影一樣地驚奇。有一天，我問她，想不想念在福建的小孩，她說，哪能不想呢，但打死她也不會再去福建了，永遠不會去了。

2007年，我寫《女工記》，跟工友們交流時，都會問到一個問題，我們為什么要出來打工，打工是那么辛苦那么累，大家說得最多的，出來總會有希望的，呆在鄉下，人生是那樣地一望無余。我想起十幾年前張彤禾(Leslie T. Chang)的《打工女孩》，她在里面寫道，一個流水線工人上升為助拉、拉長、文員便是很大的成功。是的，我自己就是曾經中的一個。那時，在工廠里，我拼命地加班，努力地工作，只想讓自己的未來光明一些，那時，我們都是那樣地深信，只要努力一些，我們的現狀總會改變的。我記得后來，我從工廠的機械操作員升為車間的統計員，我的工友祝賀我的情形，我終于不用一天十二小時或者更長的時間站在機器操作臺上，我能在車間里四處走動了。從固定的站著到能在車間里自由地走動，對于流水線工人來說是一種成功。而多年前，我曾經的工友阿香便是從一個固定在卡座上的員工升到能在拉線自由走動的助拉了，這份成功出乎鄉村少女阿香的意外，在流水線上算是百里挑一了，一條拉線，一百二十人左右，一個拉長，兩個助拉。拉長需要高中文化，這道門檻，阿香是無法跨越過去的，而助拉的職位對于阿香來說，是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跳躍。也許，放在今天，它不值一提，但是在當時，對于阿香或者我們來說，它需要我們拼盡全力才能達到，甚至它已經是阿香們在工廠流水線上的天花板了，阿香留在我的記憶中的便是這樣一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幸運兒。時代總是不斷地朝前走，誰也沒有想到會發展到現在，這是我的工友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想起阿香和那位曾經被拐賣的工友，我想寫一些小說來表達鄉村女性在中國城市化工業化進城后的變化，大部分以我曾經的工友為背景。比如《雙城記》、《深夜去海邊》等等，描寫了中國鄉村女性進城安家后的困窘，當一個進城的打工妹變成了一個在城市安家的城市人，她們面臨的新問題。當我寫完《雙城記》后，我想寫另外一些人，如果她們沒有能夠擠進城市的大門，而只能回到曾經的鄉村會如何。我開始寫這篇以阿香為背景的小說《殺女》。在五月初，我找出了她的判決書，找出《女工記》里那首寫她的詩歌，以及我當時有關于她的手記，我找人拍了一些黃麻嶺的那家老式錄相帶廠的照片，那家錄相帶廠，我們曾經工作的車間已經被大火燒掉了，只有五幢高大的宿舍樓和分廠的廠房還佇立在那里，想起那些熟悉的場景，想起寫《女工記》時，我曾去過的中國鄉村，比如江西、湖北、湖南等，太多熟悉的場景與命運，我寫得很快，差不多二十天寫完了這個故事。

寫完整個小說，我還沉浸在阿香們的命運中，比如寫到阿香被拐時，我想起《女工記》里另外幾個被拐的少女，她們有的像阿香一樣嫁到吉林的鄉村，生兒育女，有的被人拐到色情行業。這些年，我東莞的一些工友陸續加入“讓愛回家”等公益組織，比如在雙城記里，我曾寫到過。我一直假設，如果阿香一直呆在東莞，也許命運不會這樣，不會有殺女這樣的悲劇發生，但是人生沒有如果，我們這一代人活在一個漂泊不定的年代里，漂來漂去，不知下一站會漂向何處，生活總是無法預知，遠方總有我們的希望，我相信從獄中出來的阿香會重新找到希望。

人生不能往回走，但愿時代也不要往回走，如果往回走，一些潛伏的東西會重新出來吞噬著我們。無論是在東莞工廠如魚得水的阿香，還是嫁到大山中悲劇的阿香，我們都需要往前走。同樣，對于田建勇們來說，何嘗不是一樣，不要走回頭路 。

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