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陳夢家從燕京大學研究院剛畢業時，曾有過到清華大學任教的愿望，聞一多也曾向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推薦過陳夢家，但終因各種原因未能如愿。

1937年11月，長沙臨時大學開學，當時清華大學國文系的教授南下長沙的很少。聞一多推薦陳夢家，原本就對陳夢家存有很好印象的梅貽琦校長,當即同意邀約他赴衡山長沙臨時大學教文字學。

接到電召，陳夢家和趙蘿蕤立即整理行囊通過京杭國道到了南京，然后乘船去了長沙，文學院在衡山，于是又舉家到了衡山，“與內子同往衡山一茅廬，后有峭壁清泉，前有茂樹成林，茅屋筑于一絕徑的山沖上，風景甚佳，伏處其中，溫讀從前所不能整讀的書籍”（1938年10月30日，陳夢家致胡適信）。陳夢家到清華大學任教的愿望，因為戰爭而變為現實。

西南聯大歲月苦中有樂、學術有成

長沙臨時大學立足未穩，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武漢震動，臨時大學再次轉移。當時廣西當局歡迎臨時大學遷至廣西桂林或其他城市。學校請準教育部，決定遷往昆明，學校改稱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此事于1938年1月底決定，2月中旬開始搬遷。陳夢家夫婦亦隨校南遷至蒙自，但在蒙自只待了一個星期，又隨文學院遷到昆明。

西南聯大雖由清華、北大、南開組成，但仍循清華舊規：夫妻不能在同一學府任教。這樣，擁有清華大學西語系研究生學歷的趙蘿蕤只能在家操持家務，1939年后她才謀到云南大學和云大附中任教的機會。那時候昆明西南聯大教授是沒有集體宿舍的，為防止敵機的轟炸，教授們大多在昆明市郊租房居住。為了相互照應，同校的教授們往往房屋租得相對很近，有的教授干脆兩家或幾家租住一個院落。1940年，清華在昆明西北郊的大普吉建蓋“清華基地”。因而大普吉一帶的農村中，居住了大批清華教員。陳夢家夫婦和馮友蘭等也寓居在離此很近的龍頭村。梅貽琦和吳有訓、楊武之（楊振寧的父親）、趙忠堯、吳達元、楊業治、任之恭、趙訪熊、范緒筠、葉楷、趙九章、姜立夫等一批清華大學教職員，則在龍頭村著名報人惠我春的盛情邀請下，住進了惠我春的住宅——惠家大院。教授之間來往漸增多，家眷之間也時有往來。在困難環境下結成的情誼，及至抗戰結束，清華復員回到北平，清華家眷們之間仍保持著友誼。

陳夢家夫婦在昆明與梅貽琦

校長及諸位西南聯大的同仁，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為祖國培育人才。許多教授在此期間留下了有趣的故事。陳夢家自1938年初自長沙到昆明至1944年秋離開，在長達六年多的時間里，苦中有樂，學術有成，也有可圈可點的逸聞趣事。最主要的有兩件，一是他講《論語》，當朗讀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時，便揮動雙臂，那長袍寬袖，飄飄欲仙，自成古文人風骨，煞有魅力。有調皮的學生故意請教陳先生：孔門弟子七十二賢人，有幾人結了婚，幾人沒有結婚。這問題本來無解，沒想到陳夢家信口回復道：“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故三十個賢人結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得四十二，四十二個沒結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賢人。”此番回答，雖是歪解，卻一時在西南聯大傳為佳話。二是陳夢家力勸錢穆先生撰寫《國史大綱》的事。在北京曾旁聽過錢穆講課的陳夢家，此時已經成為錢先生的同事，他力勸錢穆寫一部中國通史教科書。經陳夢家幾次勸說，錢穆答應試一試，結果憑著扎實的功底，原本計劃兩年完成的《國史大綱》，歷時一年完成。

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陳夢家在西南聯大講授中國文字學之余，堅持他的古文字研究。1939年夏，他將授課的講義編訂成冊，名“文字學甲編”，共分七章，其中第七章古文字材料只寫了“甲骨文”一節，為未完稿。1940年，任職于西南聯大師范學院中文系的教授們主辦了《國文月刊》，主編是著名學者浦江清，先后出任編委的有朱自清、羅庸、沈從文、王力、余冠英等。在創刊號的卷首語中，編者特意提到“不想登載高深的學術研究論文，卻歡迎國學專家為本刊寫些深入淺出的文章，介紹中國語言文字及文 學 上 的基 本 知 識 給 青 年 讀者”。應編委約稿，陳夢家先后為《國文月刊》寫了《夢家室字話》《認字的方法》《書語》《釋“國”“文”》《介紹王了一先生漢字改革》《評張蔭麟先生〈中國史綱〉第一冊》等頗有影響的學術論文。1943年，他又對1939年編訂的授課講義進行修訂，作中國文字學兩章，自稱為“重訂本”。

正在他的學術研究逐漸成熟的階段，1944年，經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介紹，由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陳夢家、趙蘿蕤夫婦聯合的人類研究獎學金，讓他們到美國從事研究。基金會指定陳夢家到芝加哥東方學院教授古文字學，時間是1944年10月1日至1945年6月30日止。這次機會對于沒有西方留學經歷的陳夢家和趙蘿蕤來說，非常重要，他們決定接受洛克菲勒基金會人文學者獎金的資助，雙雙赴美。

“大公至正”梅貽琦的關心與器重

時任西南聯大常務委員的梅貽琦，對他們有深造提高的機會表示支持。在他們即將離開昆明前的1944年9月15日晚，梅貽琦特意在他的西倉坡寓所設宴歡送陳夢家、趙蘿蕤夫婦，受邀陪座者有莫泮芹夫婦、馮友蘭夫婦、王力夫婦、吳宓、聞一多、吳晗等人。此時，聞一多任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文科主任，與朱自清、浦江清等就住在文科所所址昆明北郊今官渡區龍泉鎮司家營桂家祠堂，馮友蘭、王力、余冠英和陳夢家等住在離司家營不遠的龍頭街民房中。幾天后，陳夢家攜愛妻告別了龍頭街的鄰居們，帶著梅校長和眾位師長的重托離開了昆明，離開了他工作六年、有著深厚感情的西南聯大。自此陳夢家開始了他的游學生涯，趙蘿蕤則有了在芝加哥大學英語系學習的機會。

陳夢家初到美國，只是潛心準備他的文字學講義，并強化他的英語說寫能力，其講義經過完善修訂，以英文打印成稿，名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al Aeography（譯成中文為“中國古文獻學概要”）。雖然做了精心的準備，但選讀這門課的美國學生寥寥無幾，只有四五人，因此他有足夠的時間與芝加哥大學的漢學家交流并利用教學之余到紐約等城市的博物館參觀考察。此時正是美國各大博物館爭購中國銅器的時代，陳夢家參觀了芝加哥美術館、哈佛大學美術館、紐約市博物館、波士頓市博物館等美國博物館后，發現美國博物館內收藏的中國銅器、古刻與書畫數量之多令人嘖舌。尤其是館藏的中國商代與戰國精美銅器，許多未見著錄。此時的陳夢家看到“我們自己國家如此精絕的歷史文物毫無保障的被異邦占取了，是我們莫大的恥辱。在考古學上遭到的損失，更是無法補償”。這加強了他原本借在美講學的機會“親往各藏家觀覽古器，搜集照片并作目錄考釋”“編一部全美所藏中國銅器圖錄”的計劃。

為了實現這個計劃，陳夢家開始編制工作方案，并在授課之余走訪美國各博物館、大學、私人藏家，查訪中國銅器。正當為此奔走已初見成效的時候，原定在美的工作期限即將到期。陳夢家按照梅貽琦先生執掌清華大學時期采用的“寬松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可休假一年，還可以赴歐美研究，而學校則在開支一半薪水的同時，給予往返路費”的慣例，當即給梅貽琦寫了長信，說明自己繼續留美的理由和計劃，請求清華給予休假待遇，以便得以深造和詳細調查美國境內之中國銅器，收集照片，編作目錄，并進行研究。

這封信1945年正月間寄出，正值烽火連天日，郵路不暢，直至1945年5月下旬仍未接到梅先生的回函。這時已近離美返國期限，陳夢家再次給梅校長寫信催詢此事。為了保險起見，陳夢家在寄發梅校長信的同時，還寫信給他十分信賴的時任聯大文學院院長的馮友蘭先生。馮友蘭此時已接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之邀，馬上赴美講學，但在事情極多的情況下，依然出面予以協調，并給陳夢家提出了很好的建議。陳夢家按照馮先生轉達校方的意見，進行了相關方面的努力協調，而后又速奉馮先生一信，為了把繼續留美工作的理由闡述充分，使馮先生得以說服梅校長 和 校 務 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在陳夢家所存書信中，沒有找 到 關 于 此次 結 果的校方回函。但從現存的清華大學昆明辦事處轉給陳夢家的抄送1946年3月6日第六十一次校務委員會議議決案兩則和5月梅貽琦簽發的聘請陳夢家為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的聘書，可知陳夢家休假請求并未獲批準。

無奈之下，陳夢家只能靠其他的途徑，那就是“除了洛克菲勒獎學金，他還獲得了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之后，陳夢家遍訪美國藏有青銅器的人家、博物館、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學的辦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資料，打出清樣。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館幾乎都有通信關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1947年，他前往歐洲，出入貴族王侯之家，走遍藏有銅器的博物館，收集中國青銅器的資料。與此同時，他每天工作十數個小時來編寫龐大的流美銅器圖錄，用英文撰寫并發表了《中國青銅器的形制》《中國銅器的藝術風格》《周代的偉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藝術館的凱萊合編了《柏景寒所藏中國銅器圖錄》。這些工作基本完成后，他返回芝加哥打點行裝，羅氏基金會邀請他永久留在美國，但他毅然啟程回國。

1947年9月中旬,陳夢家到達上海，月底前回到清華。他在回國后的文章中說，由于羅氏基金會與哈佛大學的資助，得以“游歷并觀摩北美坎拿大、英、法、荷和瑞典的博物館，而特別注意于各博物館、大學、私人收藏的中國銅器”（陳夢家《海外中國銅器的收藏與研究》，原載1948年2月6日天津《民國日報》）。他在致馮友蘭先生的信中“說明此項工作系夢在清華任內之成績，而得哈佛燕京社之補助而成”。大概清華雖同意其延續一年，但在實質的支持方面，則主要是羅氏基金會和哈佛大學。

“清華大學文物陳列室”成立與被裁撤

陳夢家回到清華后，梅貽琦校長與他進行了長談。陳夢家詳細匯報了在美國幾年的工作、生活情況。在談及美國以及英國等國家的大學大多有博物館，并珍藏許多珍貴文物時，陳夢家順勢向梅校長建議，清華大學亦應建立一個博物館，以提升學校的國際影響力。梅校長表示贊同，并叮囑他寫出一份他參觀過的大學博物館的情況和感受，將安排他在校務委員會上報告。陳夢家見梅校長對此建議頗感興趣，便把他在國外曾動員盧芹齋捐贈祖國一件青銅器的事進行了匯報。梅校長當即讓他與盧芹齋保持聯系，促使盧芹齋將青銅器捐贈給清華。

由于梅校長的支持，陳夢家建議成立清華大學文物陳列室得到校務委員會的同意。1947年11月間，清華大學決定由中文系與歷史系、營建系、人類學系聯合成立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以此為籌建清華大學美術史研究室、考古學系及博物館（后定名為文物陳列室）做諸項準備工作。

清華大學美術史研究委員會成立后，立即分工協作，四處搜集各類文物，李濟、袁復禮負責史前陶器，吳澤霖在滇、貴等地采集西南少數民族文物，陳夢家負責銅器。1948年1月，梁思成因故辭去藝術史研究會主席職務，鄧以蟄雖然接替梁思成任美術史研究會主席，但實際工作仍由陳夢家與潘光旦共同總理全局。

為了籌建文物陳列室和為陳列室搜集古物，陳夢家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每逢休息日，他就會進城出入于古董店和出售古董器物的私宅，與各路古董商人和破落的皇親貴戚的后人周旋。在這個時期，陳夢家致妻子趙蘿蕤的信中，幾乎每次都提到他為陳列室選購文物四處奔波，與文物販子周旋，時常與潘光旦、吳澤霖等一起入城選書、購買文物的事情。

從1947年秋冬開始至1948年春，在梅校長的鼎力支持及清華大學美術史研究委員會同仁的積極努力下，短時間內便收集了大批文物。在陳夢家的動員鼓動下，陳夢家的四姐夫振德興商行經理劉仁政、盧吳公司北京分號代表葉叔重等捐獻了部分家藏甲骨。最令陳夢家得意的是，他在美國時曾動員他的浙江同鄉、盧吳公司老板盧芹齋向清華大學捐贈了令狐君嗣子壺。該壺1928年出土于河南洛陽金村的一座墓葬中，同出者兩件，形制、紋飾和銘文基本相同，為戰國中期重要青銅器。該壺早年流入巴黎和紐約，經陳夢家費盡心血，百般促成，盧芹齋終以重金購得，運回祖國捐給清華。

1948年4月29日，時值清華大學37周年校慶，文物陳列室正式成立，并將藏品公開展出，包括上百件商周青銅器、一千余片甲骨，另外還有金石拓本、數十件六朝隋唐石刻，及西南苗、彝、納西族文物和部分臺灣高山族文物等。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陳夢家通過四姐夫劉仁政經手從美國購歸的一幅大型織造——乾隆緙絲巨型佛像。這件“織造”長逾6米，寬約4米，工藝精湛，色彩多至百種以上，極為繁復工致，堪稱緙絲藝術的登峰造極之作。

1948年12月，梅貽琦搭乘國民黨的飛機南下，不久去了臺灣。自此陳夢家與他心目中最為敬重的師長再也無緣相見。

梅校長離開，清華大學由吳晗等人接管。吳晗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學校的教學秩序如常，文物陳列室的工作仍由陳夢家繼續負責。

1949年11月4日至7日，為慶祝解放，清華大學成功舉辦“臺灣、西藏及西南少數民族文物展覽”。這次展覽的籌備工作，是陳夢家具體負責組織的。展覽結束后，經陳夢家協調，原藏者丁惠康和金祖同同意把參加展覽的臺灣高山族文物、書籍資料全部捐贈給清華大學陳列室。對此，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對陳夢家所做的工作和貢獻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的教學科研轉向，文物館最終未能建成。隨后，陳夢家調到科學院考古所任研究員，潘光旦、吳澤霖調任中央民族學院任教授，自此在梅貽琦校長領導下，潘光旦、陳夢家等清華同仁苦心經營的文物陳列室被裁撤。西南苗、彝、納西族文物和丁惠康、金祖同捐贈的臺灣高山族文物、書籍資料等被一分為二，一部分留在清華，一部分被調撥到中央民族學院。1959年9月，為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建成，清華大學陳列室所藏的“嗣子壺”等57件珍貴文物被選調，充實“中國通史陳列”，其中多為陳夢家主持陳列室時征集或購置的。入藏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這57件文物，包括梅校長主政清華時期經陳夢家促成的盧芹齋捐贈的令狐君嗣子壺和劉仁政代購的乾隆“大織造”，至今仍為國家博物館的重要文物。

（本文摘自《陳夢家和他的朋友們》，方繼孝著，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8月第一版。本版文字由燕嬋整理。）